【大纪元4月14日讯】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香港银行进入内地市场的资金要求突然从200亿美元降低至60亿美元，香港八家本地注册银行可以进入内地，并可以在两年营运及取得盈利后申请人民币业务。永隆银行、大新银行等八家银行开始以各自优势在大城市抢占一席之地。香港金融管理局预计，未来三年香港注册银行将会在内地新设约20家分行。
各大媒体将这个即将出现的新动向称作“掘金新路线”，但对于了解中国内地真实情况的人士来说，各界对于这个消息的乐观程度似乎过高，也为之过早。
内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以他与内地金融界多年接触的经验指出，港资银行进军内地的前景，要用“令人担忧”来形容，理由有以下数点：
一、“大礼包”背后的政治因素
没有单独存在的国家经济行为，其背后一定会有其政治目的。
早在2000年，香港商界就提出建议，要求央行降低银行业北上的门槛，2002年3月，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来到香港，断然拒绝此要求，由此香港商界几乎准备放弃这个想法。
但是一年后，香港市民在7月1日的数十万人的游行之后，随之而来的CEPA却出人意料地宣布港资银行进入内地的门槛由总资产从200亿美元降到60亿美元，媒体称之为“中央政府送大礼包”。
这个并非“大礼包”，而只不过香港市民对民主要求之强烈触动了中央政府的神经，从而转换手法控制香港而已。在“银行多过米铺”的香港，汇丰、中银、渣打和东亚四大银行占据了香港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像永隆这样的华资银行只属中小银行之列，靠本地扩张来获取利润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所以拓展市场成为港资银行的迫切愿望，突然到来的机会怎能放手。
在一些中央领导人的眼中，香港目前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其国际性的金融地位，以及成熟的制度和大批的金融人才，如果控制了香港的金融，才能真正地控制香港，而让香港银行到内地去“掘金”，是拖住香港金融的第一步。
二、如何应对中国金融界腐败现状
进入内地开展业务，各个银行就要面对内地金融体制腐败现状，这些巨大的差别无疑是很艰难的挑战。
*内地金融法律的缺位
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得益于香港法治制度的健全，相比之下，内地的金融法律是很多漏洞，甚至可以说是为政权服务，给诸多的金融腐败提供了空间。进入内地后，港资银行将必须遵守内地的游戏规则，许多在香港可以通过法律解决或避免的问题将会摆到他们面前。比如贷款过期不还的问题，即使法院判决胜诉，如果贷款方有官方背景或其他背景，执行将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这种例子在内地天天都能看到。
*制度性腐败
目前中国司法机关正在对前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因涉嫌经济犯罪进行审查。前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被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2年，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但是内地金融界并不震惊，只是觉得这两个人运气不好，没来得及跑掉而已。
资金和官员一起外逃是目前中国腐败的特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年初，可以证实外逃出境的中国官员已经超过五千人(还有数千官员失踪未计入内)。而外逃的资金数目，根据香港金融专家朗咸平教授透露，至2002年已经达到了人民币3万亿元。而中国2002年的全民储蓄存款总额为人民币8万7仟亿元，这就是说，外逃资金总额是当时中国全民储蓄额的34.5%。到目前为止共有多少，没人能统计，按照内地某省反贪官员的话说，“那是个黑数！没有人能知道。”
根据今年“两会”期间官方宣布的数字，在2003年末，中国银行业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有2万4仟4百亿元，在中国这种呆账坏帐追回的概率几乎为零。
光是以上数字相加，已经接近中国全民个人储蓄额的一半，我们看不到的还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按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编制的“金融腐败指数”，将腐败程度的最大指数设定为10。而中国金融在2002年至2003年度，腐败指数最高达到7.26。但这只是官方自己宣布的，腐败到何等程度，只有等香港银行自己去体验了。
*地方政府债务
2000年，官方宣称全国地方政府的负债是3仟7百亿，并且承认只是各地交上来的模糊数字。
按中国的法律，地方政府不允许出现赤字，所以“地方政府债务”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其实中国被炒得热火朝天的拖欠下岗职工工资、拖欠民工工钱等问题，都与地方债务有关。
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地方债务就是银行贷款，据专家们估计四大国有银行每家至少有上千亿。各地政府的高层官员要做一些“政绩工程”，要贷款，银行必须批，否则会影响到它在当地的生存。同时会出现一个怪现像，因为风险很大，当地又怕自己的银行陷进去，严格控制本地政府下属的商业银行进入。
比如上海的磁悬浮火车项目花了将近100亿，但目前这个项目收益不好，银行的贷款回收就面临很大风险。像这一类有政府背景的贷款，叫做政府项目工程贷款，贷款数目一般都很大，一旦出问题，向政府追讨贷款无异于“与虎谋皮”。
到2003年底，中国的全民储蓄额已经达到人民币11万亿，前面说到的外逃资金和无法回收的贷款，其实就是储蓄的一部分，这个情况让民间储蓄成了一座随时都会崩塌的巨大雪山。
可以用“雪崩”来理解这个问题。很多人见过下雪，雪花轻得落地无声，但慢慢积累，可以成为雪山，没事的时候很好看，一但发生雪崩，毁坏力是极强的。
尽管金融专家警告，中国的储蓄进入“负利率时代”,但人们还只能选择存钱。所谓负利率，即物价指数(CPI)快速攀升，导致银行存款利率实际为负。据中国官方资料，到2004年初，CPI比同年增幅已经达到3.2%，让目前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为-1.616%。
产生“负利率”的主要因素是近期中国的建设投资过热。近期钢材、水泥等基建材料，以及地价大幅上升非常明显。然而这个建设投资过热的原因有很多，业界人士认为是中国的官商结合之下，利用现有的政权权力来获取最大利益的具体表现，如低价拆迁，尽管造成大量的暴力案件，但却是官商们“闷声发大财”的最快途径。
按目前11万亿银行存款计算，每年大约悄然流失200亿元。但中国大城市的存款还在增长，中国银行在2004年新年前，上海一个小分行的存款比去年同期增长150%，北京一个小分行存款就增加了1仟8百多万。
为什么要将钱存入银行呢？因为中国现行社会福利制度下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让大量的退休工人及失业工人没有医疗及福利保障；加上没有什为好的投资渠道，使存钱成为必然。
股票市场是较为普遍的投资渠道，但中国社会的信息封闭，监管的腐败，让股市成了销蚀财富的无底洞。从中国的二级股票市场设立至今，已经让股民已经亏损了人民币8仟9百亿，大多数是小散户的钱，所以钱放进银行更有安全感。
1989年在中国发生的“六四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巨大，至今还是中国人心中的阴影。被公认为引发“六四事件”的主要原因就是腐败和物价。在中国官方出版的《中国改革大纪录》第三卷的1759页的主要内容是“在1988年8月对16个大中小城市的1万2仟名职工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腐败，导致的财产分配不公平引发不满；二是物价上涨过快，各地出现挤提银行存款，抢购各种生活用品。”
中国目前的一些情况，已然与以上描述的情形有些相似，难题摆在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眼前，香港银行在这么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出现在内地，真是令人担忧的事情。
四、香港银行的出路何在？
当谈到香港银行到内地的前景时，他笑了，说既然香港银行已经进到内地来，就要面对出现的一切问题，退回去的可性不大。中国对外资是一种“宽进严出”的管理方式，就是说，外资可以用各种方式进来，内地会给予各种优惠，包括免费使用土地等，但要离开就会遇到各种阻力，硬件设备如厂房、机器是不准搬走的，资金要大笔地汇出中国也是很困难的事。
他补充说，香港银行在内地获利的可能性很大，但想要获得多大的利润就必须承受同样大的风险，香港银行需要足够的心理准备。如何面对地方政府的强硬贷款要求；政府出面为到期不还的贷款撑腰；甚至如果中国金融系统出现危机如何自保等等。
最后，他用中国的歇后语比喻香港银行进军内地的处境，“苍蝇飞进玻璃瓶──前途光明，难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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