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9日讯】中国古代没有人的自主尊严，统治者没有，被统治者也没有。所谓“人”，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中，仅仅是区别于兽禽的称呼；在现实社会中，只有主子、臣子、妻妾、家奴……就是没有人。特别是对女人的歧视尤为残酷。对男人来说，女人仅仅是传宗接代、侍侯男人和发泄肉欲的工具，就连关心民间疾苦的大诗人白居易，也不把女人当人看。当时，官宦和文人有眷养“雏妓”之风，十几岁买回家供男人享乐，二十岁刚出头就算老了，拉到市场上和骡马一起卖掉。白居易也是喜欢眷养雏妓的文人之一。
不把女人当人的最典型例证，无疑是皇家的庞大后宫。
春秋战国时代的各诸侯国皆有后宫，“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见《墨子．辞过》秦始皇时代，“后宫列女万余人。”（《史记．秦始皇本记》）西汉、东汉各朝的后宫，也有三千、伍千、六千不等的宫女；（《后汉书．皇后记》）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也纳妾伍千人（《晋书．武帝记》），西晋武帝养宫女近万人（《晋书．胡贵嫔传》），隋炀帝纳妾数千（《资治通鉴．宦官传序》），盛唐皇帝唐玄宗最好色，“大率宫女四万人。”（《旧唐书．宦官传序》）明代的宫女最多时也有“九千多人”（《国朝宫史》）。
庞大的后宫又需要庞大的宦官，妻妾成群的制度衍生出阉人成堆的宦官制度，阉人中固然出过几个杰出的人物，如对造纸做出贡献的蔡伦、最早航海下西洋的郑和，还有一些名臣因宦官保荐而得宠，如易牙、蔺相如、商鞅等，但宦官之祸则是这一制度的主流，而且源远流长。阉人的自宫和擅权皆始于春秋，如春秋齐桓公后期的宦官竖刁，战国时期的赵惠王的宦官令缪贤等，皆是弄权高手。秦统一六国之后，从秦朝的赵高到晚清的李莲英，宦官之祸一直延续到满清覆灭。
天子生前享受的一切，也要尽量在阴间复制出来，墓穴修得如宫殿，生前眷养庞大的后宫，死后还要有宫女陪葬，宫女必须履行被钦点来陪葬的义务。酷爱暴力的秦始皇死后，不仅要有活人陪葬，还要在阴间统率千军万马，不惜劳民伤财建造巨大的坟墓，秦皇陵中的兵马俑阵容，其独步世界的浩大，与其说是秦始皇帝业的恢弘，不如说是畸形权力欲的挥霍。
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不仅活着时有妻妾成群的享乐，即便死后也要有众多女人陪他过阴间的生活，供他驱使、玩弄、享乐。据记载，为朱元璋陪葬的嫔妃有46人之多，宫女12人。
像《明史》这样的官修正史中，当然见不到这么残酷的史实，但考古获得的地下实物却历历在目，明孝陵中就有三处陪葬的妃子墓和宫女墓，分别位于南京植物园内、明孝陵陵宫墙外西南角、明孝陵右侧总体妃子墓区，与东陵遥遥相望，形成左辅右弼的建筑格局。
被钦定的殉葬妃嫔，要由侍臣将她们召集到一庭院内赴宴。宴毕，引进一殿堂。殿堂内事先就放好一个一个小木床，殿梁上系好绳套。妃嫔们一踏进殿堂内，顿时醒悟，自知死期已到，个个放声大哭。但是圣旨难违，必死无疑。遵旨是死，且死得其所，家人还能受到褒奖；抗旨亦是死，且死得罪恶滔天，家人也要受到株连。所以，陪葬的女子只能驯服如羔羊，自己登上木床，把头伸进绳套，表示情愿到阴间服侍皇帝。随后，太监或侍臣拉紧绳索，将她们一个个吊死。如花似玉的女人就这样陪着衰老的皇帝了解一生。
明太祖朱元璋也用民脂民膏来表示孝道。他黄袍加身后，上溯其祖先四世，个个都有圣贤名头的加封，大肆为其祖先重修陵寝、设守墓官员和平民，有捧祀一人，礼丞三人，守陵户三千三百四十二，专门负责上香、值宿、洒扫等。此乃祖宗崇拜与权力崇拜之结合的典范，其奢侈非活人所能望其背。
奇怪的是，那么多研究古史的学者，居然不写一部衣食住行之等级制史。这是一个远比官制更深层的制度，正是这种深入日常生活所有细节的等级制，才使此制度长久不衰。我无法想像生活于这些礼仪中的人，还有什么个人而言，还有什么自由可行使。“专制到毛细孔和灵魂”真是恰如其分，毫无夸张歪曲。现在的国人背负的就是这样一种太深厚的奴性传统！
如何对待女人，是衡量一种文化、一种制度是否文明的试金石之一。一种歧视女人的文化及其制度，无论说的多么天花乱坠，在我看来皆是野蛮。现在，中国社会的包二奶时尚，不过是妻妾传统的当代延续。而伊斯兰国家的禁忌或礼节仍极严酷，特别是对女人的歧视，视为当代世界中最野蛮的传统。
1997年4月于大连教养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