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9日讯】1998年6月20日上午9时，我被西安市警方传讯。一处的干警要求我说出在此之前我在一些呼吁政治改革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情况。我拒绝交待这些“问题”。我讲了我的政治观点并就此与警方人员争论。他们在传讯记录上没有记下一个字。5个小时后我被释放。随后我就写了一篇《答讯纪实》。10个月后，1999年4月15日，我又被陕西榆林地区子洲县公安局传讯，随作这篇《第二次答讯纪实》。
1998年春天，陕西子洲县裴家湾乡12,600多名农民向榆林地区中级法院提出诉讼，状告乡政府弄虚作假，加重农民税收，并打骂、关押、游斗农民。此官司一直打到陕西省高等法院。为此，有关当局把裴家湾乡视为政治敏感地区，严格限制传媒到该地区采访。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中央电视台、《华尔街日报》等多家传媒记者到此进行了采访报道。1999年3月，陕西省高院对此案作出了判决。99年4月，我以个人身份走访了这个乡的部分农民，主要了解他们对高院判决的反应，不想这惊动了子洲县党政机构。我是4月14日下午到达裴家湾的。4月15日中午1时多，我乘当地客运的机动三轮车离开裴家湾，准备到田庄换乘去西安的长途客车。三轮车驶出斐家湾10多分钟，在离裴家湾6、7里一个叫姜家湾的地方被子洲县警方的警车截住。他们在这里下手，估计是为了防止在裴家湾下手引起麻烦。4、5个穿警服不穿警服的人员很快出现在车棚后面。当中一个厉声说：“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下来！”（因为跟我一起去裴家湾的，还有一位是自愿为我带路的绥德农民。）
我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只是问他：“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吗？”
“我是这里的派出所长，我们有事情要问你，请你出示身份证。”
“应该您先出示工作证，是您提出要查问我们的。”
“我是这时的派出所长，根本不需要出示证件！”
“你是不是所长，我不知道。就算是，也需要出示证件，这是执行公务的规定。”
僵持了几分钟，这位所长看我态度坚决，只好打发人回去取证件。他仍在车后面监视我们。这时车周围已有2、30个看热闹的农民。有些交头接耳地问：“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个是什么人？”我乘机说：“我们两个是路过这里的人，到裴家湾了解了一下农民告状的事，警察就把我们挡住，不让我们走。”自称所长的人马上大喊：“这是我的辖区，这里的人都属我管，你不要想煽动他们。你进入我的辖区，我就有权审查你。”
10多分钟后，工作证取来了，递给我看。温××，子洲县公安局警员……。我把证件还给他，说：“有什么问题，您问吧。”他要求我出示身份证，并详细作了登记，把身份证交还我后，要求我下车。三轮车主怕惹事非，怕耽误生意，也劝我们下车。我们下车后，温所长对车辆车主进行登记，并对车上的另外4位乘客登记，搜了他们的行李。
温警官接着要我们上警车，带走我们。我要求他必须出示采取行动的证件：传讯证、拘留证或逮捕证。这些证件他都没有，又打发人回去取。20分钟后取来了传唤证，我一看就说：“这是个无效证件。”“为什么无效？”“因为你盖的章是裴家湾派出所，签署人职务是所长，但你的证件不能证明你是所长。”“证件就不提职务嘛！”“我们证明他是所长还不行吗？”旁边几位干部模样的人嚷嚷着说。我说：“你们证明，那谁来证明你们？证件就是证件。证件不符，我不能接受传讯。”相持了又有10来分钟，最后我让了步，接过传讯证，在底下一栏写上：温警官的证件不能证明他是所长，但是为了解决问题，我同意接受传讯。我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将我俩分别叫上两辆警车，一刻不停地拉到了7、80里外的子洲县公安局。
楼上楼下，许多工作人员都从办公室里出来，看我们这两位重要“犯罪嫌疑人”。稍事休息布置后，我被带到二楼治安大队办公室，讯问开始了。
首先是姓名、性别、年龄、藉贯、民族、党派、工作单位、住址、家庭成员、本人简历、学历、有无前科、单位领导姓名及其电话……。是我有生以来问得最详细的，使我对我的这些情况进行了一次最详细的汇总。
“知道我们为什么讯问你吗？”一位姓蔡的警官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不知道，这也是我想问你们的，为什么传讯我？”我回答。
“是我们在问你，还是你在问我们？”蔡警官语调严厉起来。
“我也可以提问。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回答。”我平静地说。
“不准随便到裴家湾采访，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给我说过这样的规定。我虽然在陕西电视台工作，但我早就不做记者、编辑工作了。我去裴家湾，只是以私人身份去了解情况，不代表我所在的媒体。我多次向接受我询问的人声明这一点。”
“那你为什么要到裴家湾去？”
“我关心那里的事情。最近陕西省高院对这个案子作出判决，我主要想了解农民们对判决的反应。”
“你接触了哪些人，提出了哪些问题？”
“我先打问到拓佐忠家。到了他家时，他家已有7、8个农民在那，因为昨天裴家湾遇集，各村来赶集的农民顺便来问判决的事。这些农民有的还是村代表、乡代表。我的主要问题有：农民对高院的判决有什么反应？各种税费数目达到什么程度？税费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农民怎么由上访发展到上诉的？万人上访团人数是否准确？上访上诉的经费是如何筹集和管理的？”
“具体有谁，向你说了些什么？”
“大家都说，95年是个少有的大灾年，旱、洪、雹、冻，几乎颗粒无收，但县上核定的人均纯收入竟达到625元多，其实只有这个数的三分之一。由此造成96年的各种摊派、税费加在一起达到人均57元，比95年增加了1倍多，农民实在无法承担。高院的判决对95年人均纯收入的核定数没有公布，这不合理不合法。对干部打、骂、游斗、关押农民的行为没有依法追究，这不公平。农民×××因交税迟了几天，被乡干部把眼睛打得看不清了，又被关进监狱，差点儿被打死。农民×××因到乡上调查了村干部领取救济款的事，就被这位村干部打破了头。还有一位农民被村、乡干部诬陷抗税，被拉在家用三轮车上，游了12个村，行程60多华里，每到一个村批斗一次。文化革命结束20多年了，还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使我非常惊异。农民的人权状况竟是这样！还有位过去的村干部谈到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不召开大会，不选举成立村民选举小组，候选人内定，实行流动投票制，有些甚至是监票人为投票人填票，票数不够时填些空白票充数。还有的教师和家长反映：学校管理混乱，收费超过规定许多倍，优秀教师不能发挥作用，有的干部甚至是空中飞人，根本连面都见不到，占名额，领工资，调来调去。还有干部带头违犯计划生育政策，乱批乱占土地，贪污挪用，弄虚作假应付上级检查，大吃大唱等问题。”
──转自《民生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