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6日讯】上世纪80年代初读《野火集》时的振奋与痛快至今难忘，那个挺立在孤岛上以一支笔抵抗沧海横流的龙应台，她那些海峡对岸写下的文字曾激动过我无数年轻的夜晚，燃烧过此岸许多青年的心，她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都曾吸引过我。然而，当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当她频繁光顾大陆、成为座上宾之后，她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她，尽管她有“进入政府就不是知识份子”的自知之明，尽管她为自己今天的无聊作着小心翼翼地辩护，但一切都掩盖不了一个铁铸的事实，她已成为过去式的人物，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那个美丽的龙应台已消失在历史的长夜中。
当龙应台与李敖——昔日的斗士沦落为高等华人、无聊文人，这是怎样一种刻骨的悲哀啊。口口声声自称“中华知识份子”的龙应台，面对大陆现实时所表现出的冷漠、无知和无情，甚至以不了解为由为自己的“双重标准”辩护，确实让人惊讶。她可以为“二二八”写十篇文章，但时至今日始终对“六四”一言不发，保持沉默。自然，这一切只是幻想。如同有两个李敖一样，龙应台也有两个，那个光彩照人、有笔如枪、曾参与塑造了孤岛历史的龙应台早已死去，剩下的只是一个名字、一个符号、一个躯壳，一个最多只会批评“上海小男人”的龙应台。这是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生命。无论她如何辩解，貌似自圆其说，都掩盖不住她内心的恐惧、怯懦和无奈。是的，龙应台生活在一个与我们隔绝已久的孤岛上，飘飞于世界各地，享受着“全球化”带给她的一切好处，她拥有选择的自由，完全可以选择像现在一样不与苦难的民族共同体同命运，无视大陆芸芸众生们的眼泪与欢笑。但是，我们不能选择，长期以来以“社会良知”自居、也确实被百万读者视为良知化身的《南方周末》别无选择。
虽然我们都知道《南方周末》只能以“打擦边球”、“走钢丝”苟全性命于盛世之间，但它的存在依然让我们感到一线温暖，它毕竟不同于其他喉舌和工具。国人给予了这份报纸过多的敬意、过多的期望，乃至为《南方周末》做过临时发行员的人都为此感到骄傲。它是一种象征，在没有正义的年代里，它几乎成了正义的化身，在没有自由的岁月里，它残存的一点自由精神给了容易满足的中国人一点类似肥皂泡一般的希望。这样的《南方周末》已完全超越了它作为一份报纸存在的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我难以容忍龙应台连篇累牍的文字占据《南方周末》如此宝贵的版面。我以为CCTV、《人民日报》尽可以将龙某当作座上宾，将她捧为高级“花瓶”，但以关注民间声音、底层疾苦自任的《南方周末》不能，更不该接二连三地发表她那些不痛不痒、空洞无物、与千万读者生活无关的文字。2003年12月4日《南方周末》“文学版”几乎把整个版面献给了龙应台。2004年2月26日，当这个版面改名为“写作”以后，又一次把差不多整版篇幅献给了龙应台，而且开设“龙应台专栏”，把她当作了“台湾宝贝”。通读这篇不着边际、无视现实的文字，无非是喋喋不休地讲她作为“高等华人”的感受。我们今天面对的实际上不是什么全球化了以后精神、文化丧失的问题，而是连全球化的边都没有摸到，不客气地说是连近代化的门槛都没有踏入。所谓“全球化了的我在哪里？”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我实在无法想像——难道堂堂《南方周末》无稿可发、只能拿这样的文字来填版面？龙应台回避大陆的真问题，《南方周末》“写作版”难道也得亦步亦趋，跟着她的屁股走吗？作为编辑，自然可以有自己的爱好、趣味、价值取向，但以《南方周末》版面之珍贵，这样做未免太奢侈了。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即便你个人成了“高等华人”，你也一样回避不了现实的苦痛与不幸。
龙应台的频频亮相决不是深受千千万万读者热爱的《南方周末》之荣，尽管近年来《南方周末》每况愈下，但在新闻自由缺席的大地上它依然一枝独秀，每期发行过百万，而且几乎都是自费订阅、购买，是无可争议的中国第一大报，影响之大是生活在异土的人们所无法想像的。
我知道，《南方周末》对我的批评一定会不屑一顾，编辑也根本不认为有反躬自省的必要，但出于多年来对这份报纸的感情（每个星期四早上买《南方周末》已成为生命中的一件事，风雨无阻），我必须说出我的心里话。写到这里，我愈加怀念《南方周末》当年的“芳草地”，或许就是现在“写作版”的前身。不知曾经野草芬芳、野花盛开的“芳草地”还会回来吗？也不知龙应台何时在《南方周末》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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