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5日讯】
一、从兴奋到冷漠（“六四事件”以前）
我是在中国北方Ａ市工作的日本人。由于工作还没结束，为了避免中国当局的压迫渉及我和我朋友们的身上，所以，我不能公开冩出人名、地名、固有名词。结果，也许有些地方文意不清，请原谅。
开始我要冩“六四事件”前一段时间的事。中国北方和南方（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北京比较起来，是有点落后、保守的地方。但是，虽然有时间的差别，在这个Ａ市也开始了民众运动。方法和北京也一样，即罢工、游行、绝食等等。
中国的主要城市都在中心地区有模仿天安门广场的广场。在Ａ市同样地这个广场成了运动的中心。而在天安门广场集聚百万人的时候，这个广场也挤满了民众，本地的媒体也好意地报道了这个现象。
可是，进了５月末期，由于疲劳、腻烦、死心等原因，运动成了沈滞状态，只不过是有少数学生依然静坐。在和我最有縁分的Ｂ大学校园里，多数学生闲呆着。我见到一位认识的学生。我问他：
“你既不上课，又不去广场，在这种地方干什么的？”
他的回答是没出息的：
“也有的还坐着。但是，我已经没有兴趣。这次运动的大局也决定了。失败了”
仅是才一周左右以前，他也是乐观的，说：
“士兵们也声援我们。运动已经热烈到了这么程度，即使想要镇压也镇压不了”
对于这次运动，开始我只是为“他们鼓劲”，没有特地积极参加的意思。但是，５月19日（发布戒严令的前一天）听到了李鹏很蛮横的演讲就愤慨了起来，认为绝对不允许这种蠢人在人民的头上称霸。
学生们也同样地［对李鹏的演讲］愤慨了。但是，即使有这样的事情，运动不再热烈起来。学生们虽然讨厌李鹏，整个运动呈现着有头无尾的样子。
于是有一天，我带领几个认识的学生们去了广场。起初，他们对我说：“现在，已经不时髦了”什么的。他们毎天弹吉他啦、打乒乓球啦，过着无聊的日子，现在终于跟随了我。
广场已经几乎没有游行，只有不到二百人的学生还坐着。广场里的一部分领域被绳索隔开，只有学生和工人运动家才能进去并静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圣域”。
运动最热闹的时候，市民们非常想要传单和批判政府文章的复印件，到了绳索拦的地方，伸出手说：“有没有新的消息？”学生一撒传单，他们就争先拾起来。
我也在“圣域”里坐了。总之，气氛很和睦。只是有几张贴纸内容很尖锐说：“胡耀邦、赵紫阳、李鹏都只不过是邓小平的傀儡”“我国最大的缺陥是一党专制”等。
我又和几个学生结识了，也参加了运动，所以能过有意义的时间。但是，同时也觉得，越来越不兴旺的这个运动，会自然而然地消灭也是时间的问题。
二，愤怒的人民（“六四事件”直后）
四日中午，我第一次听到了有关“六四事件”的消息，是住在同一宿舎内的美国人Ｃ先生的夫人告诉我的。她据“美国之音”报道说：“昨晩在天安门，军队撃毙了许多人”。
的确，“美国之音”信息数量很丰富，报道速度也很快。但是，也有不少夸大的话和错误。所以，这时我以为，它只是把游行队伍和军队的冲突称做什么“屠杀”罢了。我对他的话，笑了一声：
“不会吧。”
下午，我决定上街去。可是，在汽车站等公共汽车，怎么也不来。过了一段时间，我认识的一位先生骑自行车过来，给我打个招呼。
“东先生，公共汽车不来。罢工了。”
大学生们从五月四日（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左右一直没上课，但是司机的罢工，是第一次。
我不得已开始走路。过了一会儿，遇见了我认识的学生。我问了他北京的情况。
“美国的Ｃ先生的夫人说，天安门有了屠杀。是真的么？”
“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地方的学生和北京的学生是用电话联系的。北京有了什么就来电话。所以，北京的情势，我们能够逐一掌握的。”
那天，我的自行车已经借给了朋友，也没有公共汽车，我买了东西回宿舎，等待七点的新闻广播。
新闻首先打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标题，以后就没有变化。不论映像，连别的文字也一切没有。这个状态也许继续了二十分钟左右，广播员念着文章，说什么“反革命”的“歹徒们”“尽做坏事”，而戒严部队“勇猛果敢地”平息了它，“捍卫了首都人民”之类的话。这些完了，才有了广播员的映像，那个女性广播员哭红了眼睛。至此，我也确信了有了屠杀。
第二天即五日，我骑着自行车，上街去了。
因为司机罢工，公共汽车一辆都不开。不仅如此，有些公共汽车被故意地在道路的中间横方向地（和人行横道同一方向）放着，作为路障。并在公共汽车侧面贴了许多纸冩着：“中国最大的歹徒是李鹏”等。
此外，把护栏又改放又扭弯又翻倒，或者把本来预定埋藏的陶管故意地横方向地放在道路中间，来作为路障，并表示抗议之意。汽车一辆都没开。
许多商店也关着百叶窗。我第一次看见他们的罢工。也许不是店员冩的，有的商店墙上漆黒々地冩着讽刺：“解放军镇压了学生。是建国以来的快举。”
我到了广场。的确人很多。谁是活动家谁是看热闹的人，说不清楚。不管怎样，广场挤满了人。国旗在升于半旗的状态。另外，不知什么时候设立了广播站，不停地叫喊。
“杀掉群众的二十七军的总指挥是杨尚昆的儿子！打倒杨尚昆！”
“不要饶恕法西斯们！”
“绞死邓小平！绞死李鹏！”
来了一辆满载工人活动家的卡车。站在最前方的男人一边挥拳头一边大声演讲。我照了他们的像。没想到，装货台面上的几个人突然就指我喊起来。开始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其实他们是叫喊的：“那里有警察！那里有敌人！”
接着，几个兴奋的像体力劳动者样子的男人们向我打过来。这时，我带着黒色袖章，穿着冩口号的 T恤，没有什么效果。愤怒的他们，像酒鬼那样眼睛发直。即使我说：“我不是警察！我是声援运动的！”，根本不听。
差点儿被打的时候，学生们也就飞过来，在我的周围给作了墙。他们先问我。
“您怎么了？”
“我照了像，就好像被误解为秘密警察了。”
学生们给我解释说：“这一带现在是不可照像的。”
果然学生们既理智也冷静，判断了我不是警察，就向周围的人们大声说：
“这人不是敌人！这人是学生！误会！”
憎恨是传染的。对于想殴打我的人们，我的心中也难免发生想打倒的情感。但是由于中间有学生的墙，双方无法伸手。从学生的声音不及的地方，还有几个人向我这里冲来。受到学生们的保护，我到达了“圣域”。实在是不愉快的事。但是，无论如何，我的身体和我的照像机都不要紧，也许应该是幸运的。
“圣域”里有着一个数天前我带领过来的学生。
“东先生，您今天来，才对的”
我对他说：
“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和大日本帝国［日本第二次战争前的政体］一样了。”
“没有。大日本帝国也没有杀掉自己的人民吧。您看，这么热闹。这个状态要镇压也镇压不了”
的确，这时，我都这样以为。
不久，在群众间，突然欢声大起，掌声雷动。
“烈士的家属们来了！”
广播局播送。是在北京被杀掉的人们的家属来了。其中的一个，是像小学生样的男孩，眼泪汪汪，在一个Ｂ大学年轻教师的带领下，来到“圣域”，和我们一起静坐了。
以后有两三次，我去看街上包括广场的样子。
广场上的人，和五日比较起来，难免少了一些。但是，从“六四事件”以前的情况来看，还是相当热闹。尤其，广播局很有精神。
“北京消息，北京消息。据刚刚进入的消息说，似乎现在北京，两个部队之间开展着激烈的战斗”。
“北京消息，北京消息。北京来的报道说，受到几辆坦克保护的几辆汽车从中南海出来了”。
此外，［街上］新有了西方摄影记者照的“六四事件”照片贴着。
街头到处有北京归来的学生们，一边给市民们看照片，一边说明北京发生的事。
那个“三十八军起义”的事，在Ａ市被人们广泛深信，城里能看见贴着“三十八军万歳”的纸。
总之，这时候，包括我，在Ａ市人们之间，当然有愤怒，但是也有一种乐观的气氛。因为作为事实，会一旦消灭的运动，由于屠杀，又一次热闹起来了，学生和市民的团结也加深了。此外，作为更大的理由，我有既是愿望也是常识的想法，就是，由于邓小平集团的暴行太残酷了，所以连在保守派・军部和地方政府之间，肯定也有许多人抱着反感，结果会使邓・李・杨他们站在困难的立场上了。
三、赤色恐怖开始了
可是，和我的期望相反，Ａ市和Ａ市所属的Ｄ省都简单地表明了附和中央的镇压。不仅如此，用和中央完全同样的手法，把矛头指向了市民和省民。
在Ａ市这两个月来的运动被全盘否定了。尤其，广场的广播局和街上的路障受到了严厉的谴责。而且威胁说：“如果不立即停止这些违法行为，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从六月四日不到一周之内，本地当局开始行使实力。这时候，保守派和军部已经几乎完全压制全国，人们也知道这事。所以武装警察一到广场，学生们害怕重现“六四事件”，没有多少抵抗就逃跑了。后来，Ａ市和Ｄ省的高官们自夸地说：“我市一个死者也没有。”简直是笑话，［这不是他们的功劳］。广场的广播局、“圣域”、大小字报、照片、花圏全都被拆除了，公路也“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这样，在Ａ市这个被称保守的地方开的自由化的花儿，被用武力这个剪刀剪掉，埋在了土中。
可是，对于人民的压迫不只不减弱反而越来越加强。
起先，报道控制开始了。从五月二十日发布戒严令左右起，媒体渐渐被保守派压制过来。尤其是六四以后，报上完全成了“平息反革命暴乱”一色。我订的三分中央报纸和一分地方报纸内容上没有什么区别了。例如，《解放军报》六月四日“坚决拥护党中央决策，坚决镇圧反革命暴乱”等文章，四份报纸同时都刊登。六月八日“掲露反革命暴乱真相”、十二日“造谣惑众者萧斌在大连就擒”、十三日方励之夫妇通缉令、十四日“高自联”通缉令、十五日“工自联”通缉令等也一样。区别只在于地方报纸还刊登Ｄ省运动“头头”通辑令。
电视、广播都反复播送当局的宣传和威胁。特别是电视有画面，所以印象很强烈。一接通电路，就一定看得见谴责“反革命分子”、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内容、“领导”的“重要讲话”、拘捕、审判运动“头头”的镜头什么的。
六月十日，播出了上述的萧斌在街头说“那不是什么平息反革命暴乱，那是屠杀。”的画面，画面下边打出了“此人造谣惑众，煽动暴乱”的字幕。最后，广播员说：“假如见到此人，就要立即向当局举报。”（注）。这样，人们就知道了只要说和当局不同的事就会成拘捕的对象。
（注） 七月十三日，萧斌受到有期徒刑十年的判决（《朝日新闻》1989.7.15“美国电视台采访的工人被判有期徒刑”）。
中国的秘密警察实在很“优秀”。他们进入了游行队伍的深处，用隐蔽录像机窃照了所有民众运动的样子。现在把它作为“反革命”的证据来再一次播送。那时，几乎百分之百的学生和多半的市民参加了运动，所以大家或多或少有“自己想到的事”，威胁的效果一定会很大。也许至少有一次我也在镜头里。
播送的时间非常长，次数也很多。在Ａ市，能看见四个电视台，即Ａ市台、Ｄ省台、和两个中央台。换频道，就一定会碰到这些节目。甚至有时四个台竟同时播送着。看完了电视剧、文艺节目等，觉得舒畅的时间很短，画面上马上就出来政府公告。所以不能过完全愉快的时间。
思想压制也开始了。大陆有强制性的“学习会”制度。一个星期有几个小时人们必须“学习”从党中央下来的文件。尤其六月四日以后特别多了。甚至有时整天“学习”什么“邓小平主席的精神”了，“李鹏总理的讲话”了。我们单位的中国人职员也一样。这时间，通常的业务是停止的。但是，当局一点也不怕生产降低、经济落后。只是害怕人民离开社会主义思想。
在我的周围，一位Ｂ大学老师的儿子被拘捕了。我认识这位老师和他的夫人。是一对善良的知识分子夫妇。我看了通缉那个儿子的照片。也是一个温和样子的，一点也没有“坏人”的形象。不是只是他比共产党中央的人们聪明而已么？但是，现在这个“聪明”就是不允许的。Ｂ大学的学生们害怕地说：“也许他被处以枪决。”［这个学运领袖，一年后释放，１９９９年又被捕、２００３年又释放］
六月十五日我看见武装警察的队伍好像去逮捕人。有十五辆跨斗式摩托车，毎辆各骑两个人，都戴钢盔背枪，队伍的末尾有押解用的车子。那种东西在公路中央傲慢地通过，给市民的威慑效果很大。并且，那时他们向着我们单位开来，实在吓人。（结果，他们走过了）。他们不会进入我的房间去调查吧。但是，万一警察过来说“请求合作”，运动期间学生给我的文件和批判中国政府的日本报纸等，很有可能成为“证拠物件”。
此外，运动热闹时冩口号的T恤，过了六月四日我还穿着。从大约十日左右，即Ａ市的广场被当局压制的时候起，朋友们说起来“请不要穿这种东西。”当初我笑着“这里没冩什么‘打倒共产党’‘废止社会主义’之类的偏激的词。这里冩的都是常识性的。怕什么。”但是，我也渐渐认识到了现在的状况，即爱国者被当作卖国贼，正经人被通缉。的确，报纸上也有许多文章说什么“［暴乱分子］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名字之下，攻撃了社会主义”内容的。
终于，一是有许多朋友害怕，二是我自己也害怕，决定不穿这些T恤了。
四、“假话说了一千次就变成真理”（注）
（注） 这时流亡的严家其先生评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词（严家其、高皋共着， Liu Guanyin日译《Document中国文化大革命》ＰＨＰ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上册，第八十九页）
可是，比上述的事情更可怕的是，由于压倒的宣传攻势和恐怖政治的原因，人们的思想竟接近当局的。
“六四事件”以后大约一个星期之间，街上人人都说：“政府真做坏事。”但是，广场的运动的根拠地已经被镇压了。说“屠杀”的萧斌也被拘捕了。人们就知道只说这事就要去牢狱的。事情已到这个地歩，大家都要避免“屠杀”这个词，包括在密室里和朋友说话的时候。因为如果习惯说那些词［“屠杀”］，自己以外的人在的地方，例如食堂、公共汽车等，也有可能无意中说出来。所以，连在自己屋子里也努力习惯说“平息反革命暴乱”。
开始，有一种信心即“我只是在口头上这样说，还是在心目中声援学生的”。可是，自己毎次说“暴乱”，自己信赖的家属、朋友也说“暴乱”、在单位的“学习会”上自己和别人都说“暴乱”，电视、广播、报纸都说“暴乱”。听到了这些，判断力就渐渐不灵活了。［我们外籍专家没被要求参加“学习会”。但是，有一天被招集在Ａ市内的一个饭店，接受了Ｄ省当局的“说明”。］
大约六月十一日以前，学生们收听ＶＯＡ、ＢＢＣ、ＮＨＫ、香港、台湾的广播，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允许这种行为。何况，一般群众，尤其农民可能开始就没听海外短波吧。
这样，就认为“那也许真是暴乱”的。我的脑筋也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如果不立即接触像潮水般的我国的信息，我也许会成为一种像活的干尸那样的东西。就有关“六四事件”的知识来说，实际上，和在中国的时候相比，回国以后学了很多。［即大部分民运组织的声明、幸存者的手记、北京的照片等。但是，就我本身的亲身经验来说，那绝对不是在日本国内能得到的。］
五、我们能做什么？
我觉得现在的大陆当局拥有压倒的力量，即使“仁、义、礼、智”都在人民方面，在一个“武”的面前也无能为力的。独裁政权也有时候由于偶然的机会，简简单单地崩坏的。可是，我还以为现在的中国更有可能进入长期停滞状态，像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代的苏联那样。
那么，我能做什么？也许不能做什么。即使大声说“自由、人権”，恐怕会被打上“反社会主义”的烙印之后，赶出境外。不过，我还行，至多被驱逐了就算了。可是，住在共产党掌心的中国朋友们，不知道被怎样对待。
总之，我以为，有着信息的人就要尽量提供它，读者、听者也要尽量搜集它，从中大家要一起研究最好的辧法。我国的信息被称为“过多”“泛滥”“良莠混淆”等等。但是，从只有宣传和威胁，没有真正的信息的国家回来，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事。
诚然，作为一个东亚人，我不能装作没看见邻人们在那样的苛政下吃苦。这样的心情就令我冩了这篇不知有什么用的拙文。
平成元年(１９８９年)７月
此篇文章是体验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天安门事件”直后冩的。现在再读起来，有些地方认识不很准确，甚至也许有些地方似乎基于我个人的误解。但是，我以为此篇仍能鲜明重现当时的气氛，所以这次没有削除字句。［ ］是这次附加的注释。
２００４年１月
笔者简历
东扬仁
日本人。东京生。早稻田大学历史系毕业。作为外籍专家，在中国大陆旅居三年，其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遇到“天安门事件（六四惨案）”。
回国后也一直支持中国人的民主化运动。还属于国际人权组织，担任中国事务。
中文著作有： “中国有过《长期延续的封建时代》么？”《民主中国》（日本）第３８期，１９９２年９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