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31日讯】 “同志”是平反的迷幻药
可以说,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大、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帝制文化的温床─从封建伦理帝制,到共产主义帝制,至今仍然绵延不绝,俨若泰山之稳,其深根固柢安在?
在于封建帝制与共产帝制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已经把中国大陆人一切正义的良知,转化为对一切帝制的愚昧无知,唯有胁从与认同了。除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须视为天理来承受外,到了共产帝制时代,“同志”更也成了人间与地狱的一刀切!
沉重的回忆,莫如当“右派”的时候了。毛帝的圣旨界定：右派本属敌我矛盾,但在无产阶级铁拳下,“右派”却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也不叫“反动派”,可谓“仁慈”了吧?可事实不然。这又是故意的颠三倒四,让人糊里糊涂入彀的另类“阳谋”,比现代政治词汇中的“灰色地带”还 阴险。人们永远闹不明白:“右派”¸既然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为何又要社会人群都得与“右派”划清阶级界线?并且把“地(主)、 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都同列属于阶级天敌的“五类分子”之内,连“同志”之称也成了忌讳?有位科级党员女同志,就在我刚被批斗却还未正式划右定性时,便只因出了那么一张标题是:“劝告戈云同志”的小字报,随即也被划入“同路人”的右派之列了。更为可笑的是,一位大概刚从部队转业调至广州白云山农场,当上管理右派的干部,头脑也太简单了,竟在他第一次面对右派的训话中, 一开声便喊出了“同志们!”还自以为聪明的加上诠释:“右派既属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便仍旧是同志嘛,只要好好接受改造,党是不会嫌弃你们的!”于是,便像 一阵旋风似的,在右派中欢喜若狂的传开了:“我们有救啦”,“党要平反我们了”!可是,我们不仅“没救”,这位好心肠的党干部,也被列入“右倾”,丢了党籍,发配至天涯海角的海南岛,接受了与右派同等的打入“地狱”之罪。
然而,一声“同志”,仍是具有迷惑的魔术。60年代初,中国大陆以人祸爆发了“天灾”,台湾国民党政府反攻大陆的叫声随之甚嚣尘上。于是,“同志”之于“右派”,又成了一种迷幻药了。我们这班右派─尤其有港、澳、台关系的右派,便被从劳役中召进原来任职的官府衙门中来,迎为“座谈会”的上宾,原先领导“反右”的打手英雄,居然也陪着笑脸,以长长一声“同志们!”拉开了座谈的序幕; 接着,便是大赞特赞我们虽然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犯了些错误”,但大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都是坚定不移的对“蒋匪”同仇敌忾, 与党同心同德的“好同志”,党是永志不忘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要以几声廉价的“同志”作迷魂汤,得以换取我们也并不怎么值钱的众口一词的对党几声“表忠”,例骂几声“蒋匪”而已。但重要的是,确实由此而让右派们对加害自己的暴君及其共独帝制,加深了一层妄求宽恕的期待,以及乞怜施恩赐予“平反”的幻想。这就等同承认了暴政的祸国殃民有理,共独帝制的皇权当然也因此获得了世袭相传的加固。
乞怜平反,正是毛泽东摸透了右派的卑微心志,所以,不管右派们如何低头认罪,毛帝还是下了圣旨:对右派绝对的不许甄别平反,当然更不能翻案,而只有在劳役“改造”中表现出对党的绝对 驯服,才能予以分批的、个别的摘除“右派分子”帽子,才可称之为“回到人民队伍中来”的“同志”;但仍然得叫“摘帽右派”,不能重回党政机关,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一声“同志”,也只不过让你爬出地狱之门透口气罢了。即算到了邓小平,只是为了笼络人心,铺平他的东山再起之路,因而才不得不对近百万的右派之罪予以居心叵测的“洗脱”。这便是故意隐去“平反”之称,仅以列入另册说是错划的“改正”; 并特别还将毛帝钦点核定的五名民盟高层的“大右派”,留作警范示众的“反向教员”不予改正,此种精心企划,便是要充分显示,邓小平作为发动反右主谋 之一,连同他已经获得主宰的共独的党,当然绝不可以认错,更不会向人民认罪悔改。因而对右派的所谓“改正”,连与平反“走资派”、“反革命”的同等待遇也没有,被剥夺的工资分文不予补偿。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要三番四次、直至写入他们党的历史决议案中,作不断的无理恶辩说:“反右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只是“广大化”而已。右派连哀求了20多年的平反也不可得,这便是共独统治下历史的残酷与悲哀。
“右派”是民族的菁英吗?
人们常说,“反右”被迫害的都是民族文化的菁英,但至少在我并不“菁英”。不错,引爆反右斗争、并且成为共独恨之入骨必须毁之然后快的中国民主同盟,确实就是一个以高层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团,不少都是文化菁英,有的更是我引以为荣的曾对我言教身教的恩师。我相信,他们对自由民主真谛的追求,比我更热切,更真诚;当然,我们还都经受了史大林逝世之后,对马克斯列宁主义进行了修正主义的冲击;特别是,因此掀动了波兰、匈牙利也随南斯拉夫之后,公然进行了挣脱共产帝制阵营的抗争,不能不给我们带来了重新认识自由民主的震撼。但是,中国共独对意识形态森严的教化与操控,不仅很成功,迷幻药的中毒更深。所以,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大鸣大放中,即算最大胆敢言,也顶多希望党“改善”一下领导方式,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而已;根本算不上对自由民主的抗争,极其量只是面对面的为权力分享而发声,只自信具有一定的正理性而已。
至今不能忘记,正是这种自认发声的正理性,使我在毛帝已经吹响了反右斗争的号角,居然还敢于挺直腰杆,手持预先写好的发言稿,走到由民盟主办的最后一场中层干部大鸣大放座谈会上,为附和储安平抨击“党天下”而高吭辩解;更声言,如有人因此而将我置罪,我将保留向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申诉之权,使得全场瞪目结舌,我也从此当了“极右分子”。由于自信具有颠扑不破的正理,因此也就自信真理在手,并由此也让我有了在22年的右派贱民生涯中必须活下去的勇气。
但我的真理在手的勇气,也只到此为止了。实际上,我的所谓“真理在手”的信心与勇气,还是寄托于共独终究会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总有一天会翻然悔悟赐予我们“平反”的。就这样,我们毫无抗拒地低头苦等了22年,结果又怎样呢?等来的,仍是共独日甚残暴的统治。
毫无疑义,当时被打成的“右派”,百分之百都是心不服的─难道批评党就叫“右派”?就是“反党”?难道“右派”就有“原罪”?“左派”就没罪?至于提出有职有权的权力职责的分享,难道也触痛了共独帝制的神经?说实话,即算当时高知层右派分子,虽明知民主政治之可贵,也绝无胆量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诉求;更不必说,如南、波、匈等东欧共独阵营小国那样,将维护基本人权与争取政治自由民主化真正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斗争。充其量,右派中也只有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共独建国初期,曾作为民盟代表人物 之一,入阁当了粮食部长─笔者注),敢于在全国人大批斗中,喊出即使把他烧成灰,也不可能找出他是“右派”的悲壮抗辩,却并不敢痛斥以“右派”入罪其本身便是侵犯人权的罪大恶极!
当然,章乃器还是很有骨气和勇于的,我自愧不如。我在被打成“极右”的过程中,充其量就是在“检讨交代”中以低声下气的理辩(他们则说是“狡辩”)作“认罪”。声称自己“政治水平”低,总以为自家既已 一无所有仅靠低工资养活的知识份子,怎么可能竟当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所以,我一直“错误地”认为,“说我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荒唐的,但如果说我在思想上是资产阶级的左派、无产阶级的右派,或许还来得正确些”。于是,我就臭骂自己没有“改造”好,没有深挖自己的“罪恶根源”,从灵魂深处闹革命,因而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党不满,与党对抗。现在看来,这恐怕连弱者的“狡辩”都算不上,只能说是对罪恶统治者的乞怜归降,以求尽快施恩“摘帽”,让日子好过一些。
我也确曾想过:“人生必须面对历史,还必须面对时代的使命”;更认同,“真理本来就是无价之宝。—-而我,虽然失去的是青春,得来的却是思考境界的一再提升─我由盲从走向了清醒,从痛苦走向了解脱—-”;但“我也必须承认,当我走进地狱之门,(还)确曾为自己的狂热与无知痛心疾首过,悔恨过,也曾面对妻子与幼儿抱头饮泣;—–因此,我也必须首先为妻子、儿女而活着,绝不能自暴自弃”。【引文见1995年连载于美国《国际日报‧副刊》拙文:《风雨搏击50年─历尽坎坷的文学之旅》,后收进我的文艺评论选集《文坛是非多》作代总序】说到底,这便是活命哲学,与基本人权的觉悟,与为自由民主而抗争,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有时,我真的还在幻想─当然又是绝无可能的幻想,如果那时的右派,确如共独加罪所说,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组合起来向党猖狂进攻,也许便不致于后来再有毛泽东继续发动的“文革”大浩劫;如此一来,也便不会有“六‧四”天安门的大屠杀,以及再由江泽民作出对法轮功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疯狂大镇压,中国也早已踏上自由、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了。可惜,那时的右派,连一个“章罗联盟”也得由毛帝捏造出来;结果,中国至少又是倒退了百年,再赔进性命数千万计。
从平反、正名迈向维权
中国中生代尤其应当反省的是,在那被毛帝挑起群众斗群众、甚至以杀人为乐的相互火并的文革10年大动乱中,全国真可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了,可只有当他们最后全都被迫上山下乡,他们之中的所谓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也被作为收拾这场血腥宫廷大政变残局的替罪羔羊,他们这才猛然省悟到,原来昔日的“誓死捍卫毛主席”,今朝得来的却是要当一辈子的农奴和囚犯,成为受骗上当的最大被害者时,反抗已属徒劳。当然,他们之中也有少数痛定思痛敢于和善于思索的一群,提出了一些触及社会不平的民主理念,获得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回响。这是划破黑暗时代的一道光芒,重新兴起了民主意识的启蒙,孕育着后继的一群。但也必须指出,其理论基础还是薄弱的,甚至有的仍以不能动摇共独皇权为前提,可知共独洗脑教化之可怕。 因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都以逃奔怒海谋生为主,而今对历史也多已遗忘,甚至为当前共帝制造的虚假繁荣再来歌功颂德,幸幸然,妄图在加封“爱国”桂冠之下获取某些残羹剩饭。所以,这垮掉的一代,就整体而言,对基本人权的认知仍是一片空白。
这种情况,甚至延续至“六‧四”大屠杀之后,随之又是对法轮功民间修炼团体的大镇压,才总算有了 一个维护人权起点的大觉醒。诚然,即算在八九民运之再兴起,却被共独以更残暴的血腥大镇压而告终,人们仍然只是从悲愤中又再次提出“平反”的哀求。只是经过多年 哀求也未可得 之后 ,“天安门母亲”─死难遗属的一群才觉醒到要组织起来,不再哭泣,也不再哀求,而是公开的、坚定的,向残暴统治者追究事理的真相,要把罪恶者绳之于法严惩。这就是,以维护人权来达致正义的伸张!
由起点相继而来的,则是72岁高龄的共产党员、老军医蒋彦永的挺身而出。他趁今年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机,直接公开上书共独党政最高统治集团,要他们为八九年“六‧四”事件正名为学生爱国运动。这一呼声,随即举世瞩目,又再次唤醒遗忘者的良知,对正在全球华人中兴起的抗暴维权运动,无疑起到了正面推动的助力。但也必须分清:“正名”与“抗暴维权”,当然是互通互补的,却仍存在不同的区隔:前者,仍然必须以获得专制暴政当局“明察”、“谅解”下的施恩;而后者,则是不与暴政当局妥协的抗争;所以,前者便有理性认识不足,偏于感性诉求的局限性;因而,蒋大胆,实际上还有其畏首畏尾、力求保持“党节”的不够“大胆”。
至此,人们也便看到,中国的维权运动,除了“天安门母亲”正在提升外,法轮功团体则是全球华人推动维权运动做得最好、最有成效的主力军了。由于他们群体受害之深,信仰团队之广─尤其坚定核心知识层面之高,更使得他们把信仰威力发挥极致,获得了世界各国从普罗大众直至最高层的政法界、学术界,以至各类民运人士的最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因而,他们的维权运动,已经着着实实地将以江泽民为首的迫害他们的元凶团伙,都一一置于世界上疏而不漏的恢恢法网之中,并且已见成效。可以预期,他们必将成为埋葬中国共独帝制的新的一代挖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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