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11日讯】优化体制是现实最紧迫的“真问题”
由于现实体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统治权力把允许某些话题的“说话”当作已经的“言论自由”，而把所有“操作”的行为和愿望一概严格限制在不能触及权力集团自身利益的范围内，表面热闹起来的“众说纷纭”实际上只在某些层面上说中一些“实际问题”而一直不能或无法逼近最急迫要解决的真问题——体制如何优化的根本问题。由于事实上绕开了真问题，许多“实际问题”便或多或少带有“伪问题”的属性。因为，如秦晖所说，如果一个“反自由主义者”同意与自由主义者进行自由辩论，那他事实上已经承认“自由优先于主义”，即自由主义无须论证已经胜了。如果他不许争论，而是干脆把自由主义者抓起来，那就是“秀才遇见兵”，争论又有什么用呢？1
新近康晓光在开探“本土”文化资源之后，推出了以“合作主义国家设想”和“仁政”（清明政治）为支撑的“新保守主义”，无论如何切近了未来体制如何安排的“真问题”。只是康晓光主张“限制经济精英的非法利益，同时完善法治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但要坚决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真这样，理论界正在努力构搭的自由言说理论平台就将被拆除，只剩下他迎合“主导权力”理论的优势和可能。
的确，负重和压积都“超负荷”的当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需要“优化”，而且切入任何一方面都将牵动其他方面的骨络神经。探讨如何稳步改造原有体制运行轨道，审慎地选择某个环节入口妥善建设一个合理新体制，甚至于考虑借助国家的强权力量来暂时抑制其他社会集团（如新权贵、黑社会）恶性膨胀的权力，以利于一个必要的稳定环境等都是知识精英应有的理性行为。
但这种探讨近期在康晓光这里已有愈来愈舍本求末的明显迹象，甚至于在冼岩等人的附和声中演变为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诉求的“妖化”和“解构”。实际上，新近经过学术包装的“新保守主义”在康晓光和冼岩等人的表演中已演化为要“权利”或是要“权力”；要“宪政”或是要“仁政”；要“政治民主化”或是要“政治行政化”；要“宪政民主”或是要“党内民主”的大是大非上。两者一方的诉求与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必然要求相联，另一方则希冀在保留“权威体制框架下寻求问题的解决”。
究竟是由稍有改良的“政府自主”的“权威主义体制”或是由未来“主权在民”的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体制来取代以往的极权统治，笔者以为是当下现实急迫需要思想界认真面对和解答的“真问题”。
优化体制的“最不坏”选择
人类知识、理性和德性均有限的事实，导致了没有完善的国家政治体制安排的事实。所以博兹曼才说：政治制度不过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自由主义体制不是完美的体制，存有“自由得失去自由”、“自愿不自由”等问题。所以西方媒体至今仍流传着无数讽刺政治议员和虚伪选举的政治“笑话趣闻”，自由国家政坛左右派间铜牙钢齿的口水战也将经久不衰。
自由主义思想价值体系之所以是“最不坏”的选择，不仅是基于近八百年人类”试错”实践形成的现实得出的结论,也是因为这种主义是唯一容许自由选择平等竞争的主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共产主义、权威主义等都是以武力为后盾，垄断公共权力强制人民选择的反自由的主义。这些“主义”者在民众的饭桌上摆上一道菜，然后说：请选用你喜欢的吧。
康晓光、冼岩等人罗列了点点民主的“雀斑”，摆设了箩箩自由主义的“劣迹”（可能带来混乱、分裂、贫穷、不平等、经济衰退、黑金政治和流血冲突）之后，推断出自由主义体制不合中国国情，“与共产主义一样，自由民主主义也是一个乌托邦。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都标榜自由、平等、民主，但从它们的实践来看，都背离了自己的理想，都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作为理论学说，它们都是乌托邦。作为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地地道道的谎言。”2“自由主义在中国正在走向衰落”（未在高处何来衰落？）的结论。3但他们发现了比自由主义体制更好的安排了吗？康晓光为我们捧出了“仁政”（清明政治）和“合作主义国家设想”：只要温和些节制些，“榨取”和“掠夺”便是可持续的，分有小块蛋糕的子民们更会知足常乐的，包括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劳动阶级是可以和睦合作的，社会至少在未来十年是稳定的。冼岩则在认定康晓光发出的是“二十一世纪理性的声音”后，以傲慢与偏见对自由主义大加鞭鞑，其浓浓火药味的声讨话语如铁钳直逼自由主义咽喉。
“仁政”是靠不住的
“仁政”作为儒家的伦理和政治说教其实在中国古代就是一条暴政的遮羞布，这条大部分是用谎言和骗术织成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作为外“表”盖住了法家严苟残暴的内“里”。历史上儒（萝卜）为表法（大棒）为里，一直就是最有效维护专制主义的谎言和暴力。
“王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从之。”4只要当权者心好些善些，被权力者的“心”所支配的民众的“体”是会安稳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换成现代话语，只要拳头（权力）使笔头（精英）以钱（利），“笔头”就可以和“拳头”联合，共同榨取掠夺“锄头”。
“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子说教了二千多年，而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一幕幕“英雄演为屠夫，内痞滋生外霸”的荒诞图景。“严而少恩”的“法”与“仁义道德”的“儒”这软硬两把刀子为专制主义“保驾护航”近二千多年，直至把专制主义送到现代登上极权主义的顶峰。
权威，“权力独断于君则威”。康晓光欣喜于胡锦涛西柏坡的讲话是“他要回到孔夫子”，果如是，是可喜或堪忧？
“在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答案”未尝不可，但中国人是否永远由专制主义传统注定不能绕过循环往复的威权政治体制？必要的民主程序过程是否等同于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把现成的人类自英国《自由大宪章》问世算起近八百年实践“试错”积成的优秀政治成果连同“后发优势”一同抛在脑后，是否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知识精英应有的态度？
事实上儒家伦理中也有一些诸如“己欲立而立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种承认“由己”为“仁”的先决条件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康晓光们不是到传统文化中寻求对于自由主义思想的支持力量，他们“在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中寻找”到的不是弥漫在儒、道、佛教中一些尊重个人权利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而是儒法互补维护“皇权”统治的精致权术，并以此来对抗、否定自由主义思想价值体系。
被视为亚洲新威权主义教父的李光耀最近公开表示，儒家价值观在信息经济时代已经过时。连《以自由看待发展》印度裔作者阿马蒂亚-森都能看到：“把孔子说成是非常倡导权威主义的这种古怪而歪曲了的解释，即使被认为在历史上是正确的，仍然不能为任何人通过新闻检查和政治限制来实施权威主义提供恰当理由，因为在今天坚持公元前6世纪表述的观点的合理性必须由活在今天的人们来决定。”5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自由主义者深知人类知识、理性和德性的局限。永远谦恭的同时，对“圣人”、“仁君”保持警惕和怀疑，宁愿选择一种可以防范“小人”、“伪君子”的低调制度预设。
退一步说，“善人专制”作为一种论说（一元）自有其合法地位。但由此而否定自由主义言说，刻意将自由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甚至将自由主义言说说成是“探讨与政治斗争的策略，”其用心就可谓险恶了。6
关于“问题”与“主义”
近一段时间，“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的说法不绝于耳。这种声音与官方主旋律“稳妥、务实”合拍，也是对高入云霄多年的高调的反拔。
但我怀疑那些无视自由主义好不容易刚刚挤出门缝的事实而对微弱的自由主义呼声大喊“少谈些主义”者的动机。我在故我思，乃有问题；我思故我在，遂有主义。真正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无不求索于问题与主义之间。因为“问题”多样，所以“主义”多种，本属正常现象。但主义可以多样，自由必须“优先”。自由优先于主义，是因为倘要各种主义都可以自由的展开，就必须寻求一种允许和保证多种思想和实践都可以尝试的自由秩序作为前提，建立自由秩序之后，实质意义的论争才有可能。既然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理论也应是多元的，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允许多元并存保证公平竞争的制度安排。所谓“优化体制”，即是保证自由选择的体制。
如果不是弱智，谁都清楚自由与民主不会自动解决问题。自由主义体制在中国的建设是一个极为复杂艰钜的庞大工程，其中如何尽快普及自由主义原理常识；如何开谏路启官智，以减少工程建设成本；如何理性的运用妥协对奕技巧，以既保工程目标不遥遥无期又避免社会由于自由主义空气的稀薄而极可能发生的窒息等等问题都绝不是空喊自由主义口号所能解决的。
自由主义者不是“制度决定论”者，也不是“唯民主论”者。但自由主义价值体系作为中国未来新制度建设的“最不坏”选择远未普及人心，更谈不上共识。基于这一事实，自由主义从学理到实践的工作尚须高扬。自由秩序的建立当然不会因为制度的优化就“大功告成”，但制度的优化提供了建立自由秩序的可能性。
中国自由主义目前的处境是：“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对着刚从闷罐中出来吸了口气的自由主义，早早就判定它已走向式微，“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7甚至喊叫“自由主义必须让路”，这绝不仅只是“弱智”而明显是“残忍”了。对于“自由主义必须让路”，有网民的回应极妙：“回避”、“肃静”，权威老爷来了。
最终确立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在未来中国的主导地位无疑是难之又难的长远目标。我们只能“慢慢地着急”，也应该分阶段去靠近这一目标。但绝不是冼岩先生所说的，先集权搞生产，待中产阶级壮大橄榄球社会成型后再来推行自由民主；也不是康晓光先生所说的先施“有节制的榨取，可持续的掠夺”的“仁政”，如此“稳定”十年二十年再谈其他。
“威权”不是我们所缺，“保守”不是当务之急。“保守”相对于“已有”，“争取”则针对“尚无”。在“仁政”（文化）与“宪政”（体制）的权衡之间毫无疑问是“宪政”优先。
我们应明确的分步走，应是李慎之先生所说的，“先将制度民主化，再将子民公民化”，先争取言论自由化，再争取党禁的开放。
体制优化才能将子民公民化
在康晓光眼里，政治永远是强人精英的政治，大众永远是被“榨取”“掠夺”的弱者，所谓主权在民“只是谎言与乌托邦。”不错，在二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统治下，中国的大众普遍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民品格。但历史的事实是：正是皇权的淫威泯灭了人的尊严与权利，正是“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使中国“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李慎之）。8冼岩、康晓光等先生不痛心制造子民的专制主义的尾大不掉，却忧虑国人已经有了“对民主自由和西方道路的‘现代迷信’”，这不是“错置具体感的缪误”又是什么？9
公民，是指个人权益得到国家宪法保护的国民。反之，个人权益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制限制和任意剥夺的国民便是子民。
专制制度是产生子民的温床，子民反过来维护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当中，政府将老百姓当子民来役使，子民却没有机会来选择政府。一个处处充塞子民的专制社会，不但没有中产阶级成长的土壤，也难有民主安身之命之处。中产阶级的浮现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知识精英的自立自强。
在当下的转型时代，需要真正的政治智慧是：促成知识精英从专制体制的束缚中脱身（而不是被“吸纳”）出来去自立自强从而加速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以利于制衡和消解极权权力，而康、冼等人的努力方向却正与此背道而驰。他们的所谓“吸纳”，其实就是“集中”。不但要把公共权力、国家资本而且要把人力资源、社会团体统统“集中”到一党控制的范围内，以“坚持和强化中共对一切人和一切领域的领导。”10而这，早已被证明为死路一条。
对当下中国社会总体事实的判断影响到未来中国应选择何种体制的价值判断。
后极权时代恶势力增长速度快于中产阶级形成的速度，恐怕更接近新变化的社会现实。极权权力治下不但继续催生子民，暴民、流氓队伍也日益壮大。不但暴民犯罪上升，公力犯罪也触目惊心。黑社会势力不仅因为暴民流氓人数的增加，而且因为执法人员的“合流”而日益猖獗。这种势头得不到有效的抑制，不仅将把冼岩们等待中产阶级壮大形成“橄榄球”社会“再实行民主”的良好愿望冲个落花流水，而且还会把社会真正拖入“不可控”的无序状态。
改革二十年后中国社会权力黑帮化，公器私用，钱权交易，潜规则被广泛认可，血酬定律大行其道的“差序格局”印证了六年前何清涟的预言。
当然，某个法规的废弃（如收容制度）、完善（如私产入宪）都可以在一定程度抑制这种“恶势”。但是，如同光有法槌无法敲出社会公正，自由主义体制不建立，司法独立、中立就永无可能。公正的大门不打开，流氓、暴民的人数就不少反增！公民社会，中产阶级就永远无法形成！由此指望依靠强人的“善”来发展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既是靠不住也是行不通的。承认这一事实判断正确之后才能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而康晓光、冼岩们的错误判断是：专制效率是可观的，因而“善人专制”是可取的；知识精英的政治要求是可以通过行政来吸纳消解的，所以民主政治是不必要的。
在《2010年:98位专家眼里的未来中国——政府非政府专家关于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因素的预测调查》中，70%专家认为现存格局如没有大的变化，很难保不出现大的社会震荡。11
不久前，《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经全体编委讨论定稿，并决议以编委会名义发表的基调论文，把当前的台湾社会评为“后威权社会。”。这种审慎而保守的评估源于一种自知缺陷和不足的理性。怀疑精神是以自知缺陷和不足为前提的，缺少这种精神就缺少批判精神更缺少危机意识。
正是缺少这种批判精神与危机意识，康晓光对未来的预计与调查多数专家得出的结论不洽。他口口声声为了社会的稳定而需要威权政府，殊不知，他极力推崇的“善人专制”恰好断送了社会真正稳定的可能。因为离开合理的制度设置，无论“利诱”精英也好，“行政吸纳政治”也罢，再高超的“政治策略”也只能奏效一时，再权威的“强人”也是无力回天的。
体制优化才有公民利益的最大化
当下中国社会是一个后极权社会，后极权政府既不是有限政府又不是有效政府。它在权力垄断、舆论控制继续显示“全能”，而在公民权益保护、资源公平布置、社会秩序维持上，却愈来愈“低效”。控制“最大”，保护“最小”是后极权政府职能的突出表现，也是权力黑帮化，公器私用，钱权交易，潜规则被广泛认可，血酬定律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
在政府策略性“开放”的地方，一方面民众因有了部分自主权而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的骄人成绩，另一方面权钱交易侵吞公产，官商勾结掠夺私财同样惊人心魄。“公力犯罪”正在侵吞损害着公民大众的利益。如同访贫问苦的“群众路线”和“咨询性政治”的“善人专制”是靠不住的，指望贪官只“得小惠全大体”也无异于要求猫不贪腥。
劝说是苍白无力的一厢情愿。中国急需的是经由体制的变更让“铁律”迫使政府对民众“负责”。
负责的政府才是高效的政府。有限而高效的政府只在维护秩序、保护个人权利和私产不受侵犯上“有为”（保护），而在、公民社会的自组织、法律允许范围内私人活动上“无为”（松绑）。二十多年的中国改革的经济成果正是政府在自由竞争市场调节方面小有“无为”的结果。如果政府再在新的体制下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私产等方面上“有为”，可供民众享用的经济成果就一定更为丰盛可观，人民利益的最大化就将是能触摸得到的实在。
“生存权对于今天的民众比自由的需求更急迫”，“发展是硬道理”，冼岩们不断地重复着政治强人的话语。但冼岩们看不到自由与发展的关联，看不到自由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力。
的确，极权专制有极权专制的效率。这种体制可以不须太多论证在无多大阻力的情况下快速独断决定诸如三峡工程上马，航天飞机上天，几百亿资金注入银行，“样榜城市”稍稍地“只干不说”等涩及纳税人利益的重大问题。
这种没有“扯皮”的权力的负面是国有资产不清不楚的流失（如屡禁不绝的批条子、“权力寻租”），人力资源的不合理布置（如把三十多万国家紧缺的计算机人才用于网络控制）。
世界上已有的大饥荒、婴儿的高死亡率、男女比率的严重失调……只发生在极权专制国家，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事实？
丰裕的物品良好的福利比自由对穷人更重要，但如果既无良好福利，少量物品还要遭受层层的盘剥，而又无喊冤的自由，连上访都被“截”，岂不令穷人更惨！
再者，利益最大化并不仅仅体现于物质，还体现于保有和享有这些物质的支配权利，体现于精神的富有、思想的繁荣！
自由是中国最稀缺的“公共物品”，不自由导致“生活质量”的低下，导致人的“可行能力”的匮乏。12自由不仅因智慧的“松绑”而解放生产力，而且还因权利的明确而最有效地防止掠夺。当生产和掠夺如乌龟和兔子般比赛发展，而且是无法保证掠夺者能有“理性”的节制时，只谈发展优先，容许体制滞后，这不是丧失良知又是什么？
康晓光等人好谈“中国特殊国情”，他们其实知道晚清老朽、北洋军阀、党国政要一贯都用“特殊国情”为借口来抵制自由主义及自由民主制度，阻碍中华民族的进步。而且，他们所提倡的“行政吸纳政治”，则半点也不特殊，而是古今中外所有专制政权所普遍使用的权术。那些身居要位的官员只顾目前自身利益而不管未来洪水滔天，其鼠目寸光实是可恨，康晓光等人学富五车却甘愿充当权贵说项，为维护权势集团目前的利益而诋毁人类政治文明则更是可悲。
结语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有不同的路径，我们与康、冼的见解分支在于：我们看重自由推动发展的力度，而康、冼认为“善人专制”更有利于发展；我们认为民主“宪政”是优化体制的正确选择，而康、冼认为善人“仁政”更适合中国现实。
康晓光事实上对中国的现实有许多准确把握和精辟论述，但却不能由此得出未来制度体制选择的正确结论，实是憾事。如果说康晓光、冼岩们的部分理论论述客观上有消解稀释极权权力的实际功效的话，他们对未来制度选择的指向，却已对中国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构成了严重杀伤。
后极权社会是可进可退、不确定性很大的社会。后极权社会极权权力已在一定程度软化，由于控制的减弱社会也具有了一定的活力，市场经济的复苏也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加上改革后上大学的一批人走上了重要岗位执掌权力，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由于极权长期的社会控制，当今中国社会的确未有（不是绝对没有）具有强力可以挑战“主导权力”的社团力量。是出于一党之私，继续以权威控制社会直至无可收拾的局面演成，还是抓住时机，果断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优化体制，使中国走出循环乱治，全系于弄权政治精英的一念之间了。
2004-5-11一稿
2004-6-6修改
1、秦晖《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新世纪》网2003年6月27日
2、康晓光《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探讨》《多维新闻网》2003年11月13日
3、冼岩、赵志勇《从三巨头杭州峰会看今后几年中国思想界走势》《多维新闻网》2004年1月3日
4、董仲舒《为人者天地第四一》转引自周良霄《皇帝与皇权》P299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9年4月版
5、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P2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6、康晓光对王思睿《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的回应多维新闻网点2004年4月12日
7、康晓光《仁政—-权威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理论》《多维新闻网》2004年4月13日
8、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香港明镜出版社P336
9、冼岩21世纪来自中国的理性声音–评康晓光新保守主义（上）
10、参看刘军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党内民主，抑或宪政民主》英文版《中国战略》2004年5月号
11、丁元竹《2010年:98位专家眼里的未来中国——政府非政府专家关于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因素的预测调查》《社会科学报》第113期
12、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P1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原载《观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