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有一次，几个北京的年轻人，吃饭的时候邀请了吴思和单少杰先生，席间谈论最多的是历史，单少杰先生说，历史在中国起着准宗教的作用，可以让中国老百姓相信的，就剩下历史了。吴思先生说，他看到了“潜规则”，以及“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有一个年轻人，当场发表意见，认为任何在中国历史上作恶多端和阻碍时代进程的人，都难免被记录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不是“史记”，而是“耻记”，历史不可饶恕其罪行。
历史并不是什么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真相的忠实记录。为什么现在历史书多半畅销，如《潜规则》、《血酬定律》和《往事并不如烟》等，其实是反映了当前“历史是珍贵的，不可磨灭的”这一现象，说明人们愿意通过研究历史来了解或证实当代正在发生的历史。
历史上，一个暴君，一个独裁者，最怕的不仅仅是当朝臣民的清算与对抗，还包括担心历史上留骂名，落个历史罪人的下场。所以，他们采取了“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一下策，其实就是扮演“粉饰太平，混淆视听，弄虚作假”的角色，试图改变历史记录。其实这是不可能的，50年的历史可以篡改，100年的历史可以篡改，但500年的历史，1000年的历史是无法篡改的。
在吴思2004年4月出版的新书《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海南出版社）中，看到昨天真实记录的历史，今天一样是触目惊心的。其中《老百姓是个冤大头》一文提到，五百年前的明成祖朱棣（1403-1424年在位）下过一道圣旨：“那军家每年街市开张铺面，做买卖，官府要些物件，他怎么不肯买办？你部里行文书，着应天府知道：今后若有买办，但是开铺面之家，不分军民人家一体着他买办。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钦此。”这皇上胆敢说“敢有违了的，拿来不饶”，只是说明不受权力和法律监督和制约的独裁者，对待其臣民及其财产“拿了就拿了，打了就打了，宰了就宰了”，老百姓不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么？所以，在这样的体制下，皇帝勒索官吏，而官吏们，只得勒索老百姓。中华帝国，上上下下，勒索老百姓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并不需要费心策划。想要他们的钱，只管开口要就是了，难道还有人胆敢抗拒政府收费么？无人抗拒是正常的，偶然有个别人跳出来反对，那就不正常了，如同异常天象一样，这些只能在历史中看到记载了。
吴思查证了四川《眉山县志》的相关记载：清光绪初年，眉山县户房（财政局）每次收税，都直截了当地在砝码外另加一铜块，叫做戥头。乡民每年都被侵蚀多收，心里痛苦，却没有办法。
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记载是：眉山县户科（财政局）积弊甚重，老百姓交纳皇粮正税之外，每户还要派一钱八分银子，这叫戥头。官员和胥吏把这笔钱据为己有，上下相蒙二十年不改。
一钱八分银子并非要命的大数位，按照对大米的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80多块钱。按照现在的贵金属行情计算，还不到20块钱。折中一下，姑且算它50块钱。数位虽小，架不住人口多，时间长。眉山县地处四川盆地，天府之国，一个县总有三五万户，如此收上二十年，这就是三五千万人民币的钜额数目了。
眉山县有个庠生，也就是州县学校的读书人，名叫李燧。《眉山县志》上说他“急公尚任侠”，是个很仗义的人。这50块钱的乱收费不知怎么就把李燧惹火了，他义愤填膺，“破产走五千里”，到上级机关去告状。既然闹到了上访的地步，我们就可以很有理由地推测，他在眉山县一定也闹过，但是没有成果，县领导一定不肯管。县领导要掐断部下三五千万人民币的财源，说不定其中还包括领导本人的若干万，想必是很难下手的。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重大决策。
李燧的上访并不顺利，他把更高一级的领导惹怒了，被诬陷为敛钱，革除了他的生员资格。生员资格也是很值钱的，清人吴敬梓写的《儒林外史》第三回说，穷得丁当响的私塾先生周进，在众商人的帮助下花钱纳了个监生，可以像生员一样到省城的贡院里参加乡试，花费了二百两银子。折中算来，这笔银子价值四五万人民币。如此估价生员身份并没有选择高标准。《儒林外史》第十九回还说，买一个秀才的名头（即生员身份）要花一千两银子。请枪手代考作弊，也要花费五百两。我的计算已经打过四折了。
李燧为什么这么倒楣，其中内幕只能推测。他要断人家的大财源，不可能不遭到反击。官吏们熟悉法律条文，又有权解释这些条文，再加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彼此同情，反击一定是既合法又有力的。遥想当年，李燧上访难免得到一些老百姓的支援，大家凑了一些钱。这既是非法集资，又是聚众闹事，还可以算扰乱社会秩序，甚至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结果，李燧丢掉生员资格后，因敛钱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在他漫长的坐牢生涯中，几次差点被杀掉。
李燧入狱后，当地老百姓更加痛苦无告，也没人敢再告了。眉山的官吏们严防死守，杀鸡吓猴，保住了财源。十二年后，省里新来了一个主管司法和监察的副省长，他听说了这个情况，很同情李燧，可怜他为了公众的利益受此冤枉，放他回了家，还赠给他一首诗。–破了产，丢了生员的资格，走了五千里，关了十二年，得了一首诗。这就是李先生本人的得失对比。至于那个戥头，据说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那一年，眉山县令毛隆恩觉得不好，主动给革除了。从时间上看，这与释放李燧大约同时，不过功劳却记在了新领导的账上。吴思说，他宁愿相信这是“李燧发挥了作用，不然这牢也坐得太窝囊了”。假定此事完全是李燧的功劳，毛县长贪天之功，根本没起什么作用，那麽，凡是有李燧的地方，就不会有乱收费。问题是，李燧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呢？为了区区五十块钱，是否值得变卖家产，奔波五千里上告？而且究竟能不能告下来还在未定之数？就算你信心十足，肯定能够告下来，究竟又有几个如此富于献身精神的人，即有文化又不怕事，还肯花费全部家产和成年累月的时间，去争取这区区五十块钱的正义？如果这种人罕见如凤毛麟角，那麽我们就敢断定，官吏衙役们乱收费是非常安全的。没有什么人会跳出来跟他们闹别扭。万一有这么一个半个的也不要紧。即使他真成功了，告了下来，也并没有什么人因此受到处罚。大不了不过是以后不再收了，毛县长们还可以借此机会留名青史。
上访告状，对老百姓而言，首先就是为了那点乱收费而用几个月的时间，跑几千里路不值得。告状花的钱，打发一辈子的乱收费也有富余，告状必定是亏本的买卖。其次，贪官污吏准备付出更大的代价打掉出头鸟。一旦坏了规矩，他们的损失将极其巨大。因此出头鸟很可能赔上身家性命。第三，在付出上述重大代价之后，告状者的成功概率不过千百之一二。结论：民不和官斗。出头的椽子先烂。屈死不告状。
老百姓是个冤大头。且不必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更不必说什么“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人家骂了他，打了他，吸了他的血，他连找人家的家长哭诉告状都找不起。惟一合算的选择，只剩下一个忍气吞声，继续让人家吸血。
吴思比喻这很像是狼和羊在一起。一个长着利齿，而且不吃素。另一个吃素，偏巧还长了一身好肉。虽然头上也有一对犄角，但那是用于公羊之间打架的，在异性面前自我显示的时候还管用，见到那个大嘴尖牙的灰家伙就只有哆嗦的份了。只要是狼和羊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定局了。假如你愿意，尽可以规定羊称狼为父母，狼称羊为儿女。颠倒过来当然也可以，让狼跟羊叫爹娘或者叫主人，羊则有权把狼叫做儿子或者仆人。随便你怎么规定，反正狼要吃羊。如果某羊不反抗，也许能多活几天，一时还轮不上被吃。敢于反抗者，必将血肉模糊，立刻丧命，绝少成功的希望。
冤大头是贪官污吏的温床。在冤大头们低眉顺眼的培育下，贪官污吏的风险很小，麻烦很少，收益却特别高，因此想挤进来的人也特别多，他们的队伍迅速壮大。但是最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好像狼群在羊群的养育下迅速扩大一样，大到一定的程度，羊群生长繁殖的速度就供不上人家吃了，羊群要被吃得缩小以致消亡了。这时候，狼的末日也就不远了。这竟是双输的结局。
其实，中国历代老狼的经验很丰富，完全明白这个道理。那些为天子牧民或者叫牧羊的肉食者，都知道羊是狼生存的根本–吴思发明的一个词，就是简称“民本”。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样吃……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集体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我的自我约束对羊群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
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狼也会同样进入一个新阶段，也会选择一个自成独立体系的“革命性”。比如当一群狼突入一大群的羊当中，头狼会这样说：我们，来拯救你们了。我们，是你们的大救星。自然，羊是不能拒绝这群大救星的。不但不能拒绝，还要箪食壶浆地去迎接、去歌颂。稍有不慎，那就是破坏“稳定大局”，就是“反革命”，就是“颠覆强权统治”，就是“目中无官吏，心中无皇帝”。狼们吞噬着羊的同时，也在防止几个反对羊的阴谋–其实只是有些羊发现这个局势有什么不对、或不文明不妥当的地方，就起来想讨个说法，要求解释什么–根本没有想到去推翻狼的领导–也没有力量，只是希望狼吃羊的时候能够温柔一点。狼说，我们需要“稳定大局”，“稳定大局高于一切”。于是，调集狼军将羊们包围。狼是嗜血的。狼军狂笑着，将某些先知羊们驱赶、撕咬、吞噬。终于“稳定”了。反抗的羊们，要么被吃掉，要么再也不敢做声，有限的几个也跑到远远的地方，无力地呻吟几声：你们狼，要自悔，要对历史负责……狼们拭尽口角的鲜血，面带微笑：我们要稳定大局。只有稳定大局和维持现状，羊群才能不断繁殖与壮大–管他历史上作鸟等记录，有的狼是不在乎历史的。所以，对于吴思前面所言“这时候，狼的末日也就不远了。这竟是双输的结局”，恰恰难以出现，“稳定大局”的现实面前，反倒显得吴思有点杞人忧天了。
对于中华帝国的耻辱史上，狗官勒索百姓这种“狼吃羊”行为，如实地对应了骆爽先生在《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民族出版社）一书序言中说言：“我觉得秦时的赵高是玩历史和新闻平衡的第一位高手，嬴政死后，他们密不发丧，用鲍鱼(《孔子家语六本》：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来掩盖君王尸体的臭气。几年前，我对此事写了一首小诗，有句如此：‘他们封锁消息几月之久/说是给了历史学家以新闻自由。’”虽然历史迟到地记录了真相，但最终还是坚持了历史所判断的“新闻自由”，这样的耻辱柱同样是不能篡改的，同样是遗臭万年的。
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指出，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宪法。杰斐逊说“最终的安全是在新闻自由里”，而对于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部宪法，有多少部真正实施的宪法，我无法说清楚。至于实现宪政，更是步履艰难。至于新闻自由，更是难以得到。民国的邵飘萍、史量才等人为了捍卫新闻自由而牺牲性命。其实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只能有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新闻自由，而无新闻的新闻自由。“年光似鸟翩翩过，世事如棋局局新”，吴思也是通过历史学家笔下的新闻自由来研究“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他透过千年国史上“隐蔽的秩序”，一一“拆解历史弈局”，鞭挞的也仅仅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过，历史的，往往是未来的，当一幕幕丑闻、罪恶得以重新伸展在腐朽的土壤上时，不难发现，不打破“隐蔽的秩序”，不彻底“拆解历史弈局”，历史仍将重复“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只能等到历史的历史经过，真相得以显露，罪恶得以鞭挞，耻辱得以记录–“晚是晚了点，但总比看不到真相强”。
不知道，面对这一结果，该是谁的悲哀？
转载《议报》151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