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4日讯】我早想写一篇关于“中国即得利益者”的文章，并以此反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和普遍存在的“效益与公平”的突出矛盾。但后来一直没有去做，主要是担心自己误读了那些即得利益者。我现在的看法是，所谓即得利益者，简单说就是这个社会上的掌权者，政治上的掌权者与经济上的掌权者，形象地说就是“官商权贵们”，我怀疑他们巨额收入的来路。
“我不反对掌权者可以合法致富，但当富是靠权所致时，那些财富实际是对百姓的一种税赋。看看几无片瓦的企业职工，任何人都可明白罪恶由何而来，愤怒由何而起。”一位供职于《中国经济时报》的朋友徐冰这样说。他还援引经济学家吴敬琏2003年曾讲过的一段话：中国改革须提防和扼制“权贵资本主义”。吴老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弄得不好就会掉进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而且，这种概率还很高。其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我们不会看不到，最底层的农民，只是想活着，活下去，真的很艰难，除非死去，也就是直到血汗流干的那一天。广大农村未能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失地失业的贫民，因失学而早早就业的童工和肉体出卖者，四处流浪的打工者，恐怕他们难以想像权贵们每天是怎样生活与烦恼的，更想不到权贵们丝毫不会为吃饭和穿衣等基本生计发愁，却有巨额收入。
“打工雇工有工酬，卖命买命有血酬。”我的一位朋友吴思说，“血酬”就是他们为吃饭与穿衣等基本生计而活着，活着等于吃饭，吃饭为了活着，是维持与实现一种最基本的生活。也就是说，卖命是为了活命。对于一座高层建筑来说，农民是底层的塔基，而高层的建筑总喜欢压在它身上，却又离不开它，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除非出现另一种社会形态。当今许多弱势一方的农民、贫民的命运，无一不被吴思所总结的“血酬定律”所囊括。因流血拚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从晚清到民国，吃这碗饭的人比产业工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这个道理很浅显，却可以推出许多惊人的结论（引自《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在古代，当时的企业家勾结权贵，坑害百姓的手段“出奇制胜”，像既得利益者西门庆、胡雪岩们一样成为“红顶商人”，达成方向一致的逐利一族，共同“为虎作伥”，他们得到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和所有资源，而给予被压迫者的，则是暴力以及暴力所产生的恐惧。
今天，当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城市里的弱势大众，从老到少，面临生存与疾病困扰的时候，当毒奶粉和假冒伪劣产品无孔不入的时候，当爱滋病、性病和各类职业病屡屡打击贫困人群的时候，当拆迁户和各种因制度和社会原因导致倾家荡产、求助无门者陆续沦为弱势人群的时候，当大量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残疾儿童成为难以回避的沉重的社会问题时，我们的大众传媒，从报纸，到电视台，却在津津乐道于“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种种烦恼，他们的未来……这些人有什么“资本”可以自豪的呢？他们莫不是即得利益者，他们的即得利益莫不是建立在牺牲另一部分“先穷起来”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基础上吗？2004年6月23日，杭州作家徐迅雷在《人民网》上著文质问：谁能忍看百万中国人将跪着惨死？作者介绍，6月17日，浙江青田老家一位中年农民远道来找，述说他在一个私人的矿洞做了三年工，现在“气讨不上来了”——艰难呼吸。青田有名的是石雕，来自矿洞。当挖掘切割蜡石时产生的石粉，吸入肺里，导致的是尘肺病。他在当地非职业病医院检查，已是严重的二期，无法躺着等死，只能跪着等死。他还说家里有“两个孩子，一个读书，一个不读了，没钱，读不起……”没钱治病，私营矿不给开务工证明，国家有关部门不闻不问，甚至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们对于眼前的现实，一概不作承认，更别提出钱救治，尽责任，行慈善，献爱心了。
贫困猛于虎，腐败猛于虎。正如年轻女人靠卖淫来维持基本生计一样，年轻男人同样靠出卖肉体来解决生计。徐迅雷援引报道说，不流血的“白伤”远远大于流血的“红伤”，死于尘肺病的患者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死亡人数的数倍——处处都是冰山一角，以及潜伏的座座冰山：山西全省累计查出煤矿尘肺病患者3.6万名，占全省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北京市门头沟煤矿每年有200多人死于尘肺病；至2002年底全国检出尘肺病病人58万多名，现存活44万余名。卫生部目前统计的煤矿尘肺病数字，仅仅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还不包括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2003年，全国产煤17.4亿吨，其中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占9亿吨，占一半多；“专家们估计，这类煤矿的尘肺病要远远高于国有大型煤矿”，那么，实际数字至少比“58万多名”多出一倍，也就是说，全国估计有120多万尘肺病患者。120多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一千个中国人里头，就有一个尘肺病患者！“百万中国人可能跪着惨死”并非完全是危言耸听的“神话”。
这仅仅是当今改革进程和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切面，由此可以看出官商勾结产生的巨大财富，以及为了谋取廉价工资而出卖苦力和肉体者的巨大牺牲。官商权贵勾结，不能创造干净的财富，也并不是这个社会上的阳光，反而像个社会巨瘤，投下巨大的阴影。
当用来发电并输送到千家万户光明的煤炭，被媒体称为是“带血的煤”——据说，目前中国70%的一次能源，来自煤炭。每一吨都沾着矿工血肉、汗水和泪水，谁还敢说在这一过程中没有即得利益者的惊人回报？
靠掠夺致富，并非人间正道——虽然一些即得利益者根本不会承认自己掠夺。中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王和民在最新一期《瞭望》周刊（2004年6月17日）发表文章：“从落马高官看官商勾结”。他提到，在私营经济快速发展和法律地位已经明确的今天，应当清醒地看到，私营经济发展进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与当前腐败问题有密切的关联。一些官员或与对其拉拢腐蚀的私营企业主一拍即合，或主动寻求与私营企业主“联姻”。当前尤其要警觉的是私营企业主与官员的相互利用、钱权联合进一步加深，隐含的内容很多。
体制形成惯性，非某个人用智慧和良心来改变的，所以“带血的煤”也就变成了“带血的电”、“带血的钱”、“带血的发展观”……
媒介披露，以1998年至2003年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为例：6年间，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处理的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109件。其中，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74件，占67.9%。在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及私营企业的36件，占48.65%；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27件中有23件涉及私营企业，占85.2%。从纪检监察机关近些年查办的大量案件来看，揭露出来的相当一批官员（6年36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县处级落马者更是数不胜数）的腐化堕落背后，都有数量不等的私营企业从中推波助澜，官员与私营企业主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问题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
王和民归纳，在这23起案件中，所谓的企业家并不是采取直接给予重金“搞定”方式作案，而是针对官员的喜好，投其所好，逐步侵蚀拉拢。如时任江西副省长胡长清，江西奥特集团总裁周雪华发现胡贪财好色的特点后，多次花重金从外地找妓女供胡嫖宿，由此与胡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进而为自己谋取工程、获得贷款。据统计，95%的案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种渐进式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方式。这属于一种渐进型。
如云南省长李嘉廷，广东和辽宁的高院院长麦崇楷和田凤歧，案件都涉及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大多就是通过其子女或与其子女共同经商等方式谋取利益的。据统计，65.2%的案件中都存在这种作案方式。这属于迂回型。
如云南某私营企业主徐某通过与李嘉廷的通奸关系，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由李嘉廷帮助直接获利1800万元；如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私营企业主陈某得知刘与某宾馆理发员郑某相熟后，极力鼓动郑与刘建立情人关系，为两人建立、保持不正当两性关系提供场所和交通工具等便利条件，并送给郑某数10万元，然后通过郑找刘为自己谋取了总价款8000余万元的工程。这种属于比较普遍的色诱型。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被查处的时候也有一条是生活腐化。猎色者不但有一般的省部级高官，还有更高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如陈希同、成克杰。如梁耀华走私集团就是通过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介绍，认识了时任海关总署副署长的王乐毅，并最终在王的帮助下获得了兴建保税仓、变更仓址的批文。所谓的中国“金融家”王雪冰一案，一私营企业主也是通过中央国家机关一名干部的介绍认识，不断“公关”，获得巨额贷款。这一种就是介绍型。上述四种官商勾结的基本形式，都有大量的例子可以为证，应该说都比较普遍。
与其他一般违纪违法案件相比，私营企业主与官员勾结谋利涉及的领域比较集中，特点鲜明。根据对36名为私营企业办事牟利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所办的121件事的统计，主要集中在金融与资金、承揽工程、土地审批、办理证照、批文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应该做的，现在却发现处处成了他们赚钱发财的捷径。官商权贵的勾结，商也成了与官平起平坐的权贵，所谓的成功企业家以此为代价，从中获得数倍、数十倍，甚至更高的直接利益，达到相互利用和勾结的“双赢结局”——而其付出的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比例完全是不对等的。
大官，大贪；小官也未必小贪。据媒体披露，在河南西部的小县城镇平实行“国企改制”，如同公开的抢劫与合法的偷盗，“改制改垮了国企，干部却在厂区建起别墅”，为了自己的即得利益，哪管百姓死活。这些地方上类似“地主恶霸”的权贵们利用这样的“最后机会”，最大化地行贪，行骗。再看看网络上更多这样的例子，一个比七品芝麻官还小的官，居然家藏万贯，这样的巨贪，贪遍中国，骗遍中国，难道称他们为超级强盗算过分？
官商权贵勾结，走的是一条是吴敬琏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在不少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个道路上彩旗飘飘，形势大好，简直是神话王国。至于“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的另外一面，该用什么名称定义呢？是“大无畏的无私奉献主义道路”，还是吴思所归纳的“血酬定律”指引的危险道路？
如此条件下，要达到无官不贪、为富要仁的良性社会条件下的正常状况，是否比登天还难呢？对于中国的即得利益者，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只是默默祝福天祐中国，天祐中国广大承受苦难的劳苦大众，在承受无边苦难的时候，别忘记同时作出自己独立的是非判断，活要活得明白，死也要死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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