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9日讯】﹝自由时报特派记者苏永耀╱特稿﹞即将到来的香港七‧一游行，北京政府高分贝喊话，并展开连串温情攻势，包括同意发给香港民主派议员与部分民运人士回乡证，民主派显得反应不一，部分团体仍主张要求“还政”的游行，香港特区政府则显得低调，少有发言；种种情形看出实施七年的一国两制已然走调，正演变成京港之间的直接角力。
“一国两制”的名存实亡，也让本周四七‧一游行更凸显意义。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王家英博士清楚指出，相较去年七‧一游行逾五十万人参加，这次或许较少，但却会令北京政府“更为尴尬”，因为这是在北京人大否决掉“双普选”(二○○七特首直选，二○○八立法会普选)后，港人仍要求“还政于民”，这不仅是直接针对北京政府，而且是表达某种程度不信任态度。
王家英认为，分析这两年的七‧一游行，去年议题较为多重，游行民众诉求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抨击特区政府未能搞好经济，及不满ＳＡＲＳ蔓延等，主要对象可说是特首董建华。但这次即将到来的游行则不同，是很清楚地要求立法会与特首普选，集中的民主诉求，“政治威力应会更大”，甚至延烧至9月的立法会选举。
另方面，港人民权意识高涨，北京政府的回应态度也逐渐强硬，上周正在香港访问的美国前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便以“下重手”，形容最近一年北京政府对香港政治的直接干预。
对此变化，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系教授郑宇硕点出几个重要事件，他认为2002年的特首选举，支持董建华连任者最高比率仅达二十六％，显示绝大多数港人已经不支持连任，北京方面也掌握这项发展。
纵然知道董建华已经“不行”，但北京政府基于“稳定压倒一切”原因，不仅未换下董，并在特首选举做出干预的动作。郑宇硕表示，本来董建华连八百人选举委员会都无法通过，但北京要求选委会必须由秘密投票改为“提名公开”，造成七百多位委员纷纷表态挺董，此举相对也说明北京政府对特区政府已经缺乏信心。
郑宇硕指出，2002年6月底，当时负责港澳事务的中国副总理钱其琛来港，表达“民主不能太快”、“港币汇率稍高”，也说“基本法二十三条应该立法”等，这些话过去中国从不公开说，但从那时起已不加避讳，港府则只能在后头被动回应；隔年，就出现五十万港人的大游行。
去年七‧一过后，香港社会一度归于平静，不过，12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亲中的民建联大败结果，不仅让政治观察家跌破眼镜，也连带震惊了北京与特区政府。王家英认为，虽然区议员不过如同台湾的里长般，权力相当有限，不过，选举结果让北京政府嗅出香港民众的意向，如不加以处理，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表示，北京政府之所以急忙在这次游行前透过人大否决双普选，就是避免给予港人“过高期望”，并成为9月立法会选举的诉求议题；去年7月9日由于立法会将讨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才会让港人义愤填膺，在7月1日站出来要求取消立法；中国政府这次学乖了，先腰斩港人还政于民的期待。
特区政府角色模糊，北京政府干预由暗转明，表现在对香港社会的各种控制上，包括李鹏飞等三位广播名嘴辞职，成为港媒普遍讨论的话题，不愿具名的香港时事评论员直言判断，只有北京政府才能对港媒的老板，有那样大的影响力。
此外，北京政府亦积极展开对香港民主派的分化，负责港澳事务的国家副主席曾庆红提到“愿意与香港不同界别沟通”后，港媒对游行的态度则渐呈一面倒的态势。相较去年七‧一，港媒鼓励民众站上街头，今年的港媒则显得噤若寒蝉。几个主要媒体均将中国政府的喊话当成重要新闻，并大幅报导，例如信报在社论上便说“和解大气氛已然成形”，塑造香港社会需要“稳定”气氛，对游行新闻则低调处理。
明报则刻意以全版评论文章，表明立法会选举应该“保留功能组别，民主与贤能混合”立场性态度，还说香港的政改是“掺杂着热望、误解、野心与机谋”，并引台湾某政治学者表示“自李登辉开始的民主运动，民主只是夺权工具，目的是台独”；因此文章强调要拒绝一种宣称高于国家主权的人权、自由的观念，不要使民主成为“脱离国家的工具”。
刻意将民主污名化，是港媒近日的特色，尤其台湾出现的选举纠纷，也让其大肆宣传民主不能过度，转来压抑港人对落实民权的诉求。
尽管如此，王家英乐观认为，港人了解台港的差异，这种污名化策略应是有限。
但另方面，包括长期关怀劳工运动的民主派议员刘千石提出“退一步，大和解”，民主党议员李柱铭亦提出“呼吁港人团结与中央政府合作”的动议，这到底是民主派新策略？还是北京分化策略已收效？随着京港之间的直接角力，妥协或前进，双方正步步为营，走一步，看一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