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8日讯】15年来，我并没有忘记“6.4”。很久以前就答应过封从德先生写一下海外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对这次事件的反应，却一直没有将我所经历的一切写下来。这几天，人们谈论丁子霖老师，让我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在90年代中期，“6.4”还不那么遥远的时代，一个朋友说起台港杂志上关于丁子霖的文章，我顺口说道，“那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没有教过我们，毕业后旁听过她的课，Ａ very nice lady。”她说，“这么说，这是真的喽？”
我才意识到，我相信丁老师的遭遇是真的，是因为我的家在北京。在长安街沿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可以告诉我，1989年6月4日和以后那些天里，他们是怎样夜以继日地抢救伤员，地板上怎样鲜血横流；一个父亲可以告诉我，他的儿子怎样在去取ＧＲＥ准备材料的路上腹部中弹，后来动了多少次手术才活下来，而儿子的好朋友，却没有这样“幸运”；一个普通上班族会告诉我，她怎样在上班路上差点被“一梭子扫了”……
而对于生活在北京以外的人们来说，“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人”之类的说法却更可能是真的。在没有完全把这一切淡忘之前记录下来，不仅是直接见证的责任，也是像我这样间接见证的责任。
春
1989年春天的时候，我已经出国了，每天在闹市中心的图书馆里看外国圣贤书，中午跟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们闲谈，晚上去学语言，周末跟其他留学生去探寻这座陌生城市的“秘密”。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机遇，我住在一套很大很考究的公寓里，房租却不贵，是90岁老太太的3个房客之一。
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总是顺手把邮递员投进来落在门口小地毯上的报纸拣起来，放到旁边的小茶几上。大概是3月底、4月初的样子吧，门口地毯上的报纸头版出现了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照片，大字标题远远超出我那一点可怜的词汇范围。我并没有特别注意这些照片，新来乍到，语言、专业、房子、护照、签证……都操心不过来，哪里顾得上去管万里之外的学生们在闹什么？当时出国才几个月，跟国内亲友的联系还非常广泛。再说，学生游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80年代就发生过多次。单位里的各国同事也若无其事，专心致志地看那些古旧的书，讨论些玄乎其玄，非常“脱离实际”的问题。
这样过去了一些日子。当一位日本同事终于打破沉默，问我“如果你在北京，会参加游行吗”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说，“不去”。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已经不是学生了。”我的回答非常“外交”，明显的不想讨论，他也没有再问下去。
复活节到了，语言学校放假，我独自登上南下列车，到德国去欣赏海德堡桥头歌德赞美过的景色，跟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烟雨迷濛中的嫩绿草地上，在桃红李白下追忆少年时光。然后沿着莱茵河驱车南下，在草丛中寻找幸福彩蛋，在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感受文化、艺术、宗教和历史的气息。这段时间里说了很多话，英语的、德语的、汉语的，甚至讨论过西藏问题，却没有提起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
从阳光灿烂的斯图加特回到寒风凛凛的哥本哈根，迎接我的是房东老太太去世的消息。在葬礼后的招待会上，她的儿子告诉我，房子要卖掉，一个月期满一定要搬出去。于是，我又开始了半年之内的第3次找房子的艰难历程。
但是，对北京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越来越困难了。留学生们每个星期六都到使馆教育处去，在那里借书、看电视、交流信息，参加多学科讲座。这段时间里，人们的话题越来越经常地集中到北京的学生运动，坐在电视机前，“看，这是我们学校的”，“这是我们学校的”，一边善意地互相取笑，讲自己当初游行的各种逸事，煞有介事地“分析形势”。
4月里收到国内朋友的一封信，除了详尽描述天安门广场内外的情况外，还提到邓某人发话了，“不怕流血，不怕损害国际形象”。15年过去，很多事情早已模糊淡忘，只有这手写的一句话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渐清晰，我甚至记得那用蓝色圆珠笔写在公笺上的，遒劲而飘逸的字体。研究历史的人们需要考证一下，邓某究竟说没说过这句话。如果早在4月就作出了镇压的决定，而不是到了5月中下旬才“不得已而为之”，那么4月中旬以后学生领袖们具体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都无关紧要了。朋友并不是什么“通天”人物，到广场上劝学生撤离的老师们一定也是辗转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根据已往历次政治运动的惨痛经验知道，某党的大人物说这样的话，从来是算数的。但是当时的大学生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生活在改革后比较开放的环境里，以为父辈和老师们的思想僵化了。撤与不撤，不过是对“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进行不同的选择而已。
尽管如此，我对学生运动还是抱着“消极观望”的态度，早已下定决心，置身事外。何况当时对我来说最迫切的是尽快找到住处，以免在异国他乡流落街头。留学生Ａ见我热心张罗事儿，喜欢在人多的场合大放厥词，就鼓动我参加运动。我说，“过去‘你不问政治，政治要来找你’；现在总算有了不问政治的权利，我要行使。何况比政治更有趣，更有意义的事情多的是！”他说，“其实二者并不矛盾，你可以读书作学问，同时关心政治。”我没有置可否。
我当时的态度不仅来自文革期间的惨痛经验，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周围人们的影响。给我发邀请信的英国学者就多次对我说过，“不要参加那些活动，好好读书就是为你的祖国服务。”大学的学生电台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来电话约我采访，我说考虑一下。电话是从意大利赶来给姐姐办丧事的房东妹妹接的，她问我，“你打算接受采访吗？”我说，“初步考虑谢绝，我没什么可说的。”她说，“对，千万不要去。对公众说话很不容易，人们的期待大不相同，很难让所有的人高兴，何必自找麻烦呢？”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宣布戒严了。留学生Ｂ找到了我，说要一齐到使馆去“对话”。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跟他匆匆去找其他人。
在一间合住的公寓里已经来了几个人，气氛与其说是忧心忡忡，不如说很热烈，在寂寞的留学生涯中遇到参与的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临出门时看见Ｃ仍在厨房里悠然地翻动锅里的排骨，就问：“你不去吗？”他从容地微笑着说：“我还没吃饭呢，我得吃饭。”还有一个年长的访问学者Ｄ也微笑着把大家送到楼梯口，挥手告别。我丝毫没有责备的意思，他们跟我两天前的态度完全一样。
到了使馆，出来的大概是政务参赞，他耐心地解释，大使“有外事活动”，然后将大家请到一间小客厅里。Ｂ开始激动地侃侃而谈，内容早已超出了要求解除戒严的范围，变成了“对话的可能与必要”之类理论研究。参赞强打精神听着，终于找到一个停顿说，“你们明天来吧”，然后起身送客。
从闷热的使馆出来，清凉的夜风令人精神一振，大部分人顺路，树影斑驳的马路上形成了一支小小的自行车队伍。Ｂ仍然很激动，滔滔不绝地指责那些不积极的人们，他说，“就是要卷入！”听到这里，我忍不住说，“你要卷入，因为你已经有足够的距离了。”Ｂ沉默了。他来得很早。
第2天是星期六，一个晴朗的初夏日子，我们在使馆教育处集合，然后步行到使馆去，有人还制作了一幅简陋的横幅。门卫很客气地开了门，让我们进入使馆的院子。大使从台阶上快步走下来，跟前排几个留学生握手，说，“昨天没能来见大家，很对不起，确实有事。”
联谊会主席宣读了自己起草的抗议信，具体内容已经忘了，只记得大意是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向中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我想，在大使的外交官生涯中一定接到过多次抗议，但是来自本国公民的抗议却是第一次。
大使微笑着耐心地听完，回到台阶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我以前也是学生。我跟大家一样，昨晚也是彻夜未眠。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是很好的，不过要注意，我们现在是在第三国的土地上，有什么事关起门来讲，不要闹到外面去。”
这番话说得点水不漏，出现了短暂的冷场。我经常为脑子不够使苦恼，这时候却突然电光一闪，说，“谢谢大使！”外交家的脸上竟然出现了一丝惊讶，但很快就在一片“谢谢大使”的呼声中恢复了微笑，却并不是职业性的。
离开使馆，按照计划列队向市中心进发。不知是谁通知了警方，队伍旁边出现了骑摩托车的警察。记者们也及时赶到，跑前跑后，也不知该采访谁好。我走在游行队伍里，忽然产生了时空错位的感觉，对身边的Ｅ说，“我们似乎总是和游行有不解之缘，小学时游行，中学游行，大学游行，现在出了国，还要在外国的土地上游行。到什么时候，才不需要游行呢？”“不过，有警察保护的游行还是第一次吧？”她说。我只好苦笑了一下。
队伍在重要交通枢纽Norreport火车站附近停了下来，过路的人们纷纷跟我们搭话。尽管丹麦媒体已经连续多日报导天安门广场上学生的静坐示威和绝食，本地中国学生也行动起来则是第一次；尽管我们的标语横幅是用中、英、丹三种文字写的，毕竟还是值得直接交谈一下。一位中年妇女问，“你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个留学生答道：“我们要自由民主，反对暴力。”她的表情变得非常严肃，一只手有力地挥动着，果决地说，“对，反对暴力，这非常重要！”
正午时分，队伍来到市政厅广场。一字排开，展示标语。
台湾来的中餐馆老板，70多岁的Ｆ先生一直在游行队伍中。他说，“我老了，中国的事情就靠你们了。”解散后，他请大家到附近他的店里去“喝杯茶”。一个留学生小声但是坚决地对人说，“不去！他是台湾的。”看大家有些为难的样子，Ｆ先生也就没有坚持。
晚上，给国内的朋友写信，“当我站在耀眼的阳光下，在一半由日本产品广告环绕的广场上，用英语高呼‘自由！民主！’的时候，突然意识到，5千年的文明和文化，已经永远过去了。”
夏
§§一、
戒严当然不会因为北京市民的反对而解除，更不会因为世界各地留学生的游行抗议而解除。但是广场上的学生运动似乎进入了低潮，连日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也恢复了每天埋头书本的生活，加紧找房子准备搬家。
不过这段时间里跟单位里同事们的讨论却多了起来。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次。
那位英国学者提出的问题让我很惊讶，她说：“你们要什么样的民主？”这话怎么跟共产党说的一样呢？见我无言以对，她又解释说：“你们要英国式的，法国式的，德国式的，丹麦式的，还是美国式的民主？哪一种民主的形式更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统称“民主”的国家之间会有多大的不同，在她列举的这些国家里，我只知道有君主立宪和共和国的区别，当时甚至没有考虑规模的因素。
半年或者一年以后，一个“6.4”后逃出来的学生明确地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我们就知道要反对暴政！”
到底什么是民主？民主有几种主要形式？其中哪一种比较适合中国的情况？15年后还是在争论不已。
其实，在中国人当中，明确地对民主持保留态度的却一直大有人在。当时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当中，就有人提出：“为什么一定要民主呢？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是最高价值么？”是啊，学生们对腐败不满，反对官倒，抗议物价上涨，这些跟民主都有什么关系？
我问一个德国学生：“民主，一定是至上的么？”他的回答非常“德国”，非常“思辩”：“民主就其本身来说永远是至上的。”
15年后回想这句近乎“同语反复”的话，可能是这么个意思：人可以选择赞成或反对民主，对于赞成民主的人们来说，民主就是至高无上的。我觉得，尽管民主是世界潮流，反对民主的人们也可以发表意见，不论对于民主一般，具体某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缺陷，还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不适合民主制度，说出理由。
还有一位丹麦退休老教师，志愿给各国学生教授希腊、拉丁、希伯来等语言，平时除了歌颂“我王英明”从来不谈政治。一天在走廊碰见他，却忽然大谈起革命来了，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革命。革命后患无穷！”
我这个坚定的反革命自然不是他一句话造就的，毋宁说，那场毁灭了我青春的革命所留下的枯燥、乏味、残酷的记忆，终生难忘。他的话不过证明了反对革命是一种观点，而非单纯的个人经历使然。两年以后，跟丹麦人、日本人、波兰人聊天的时候说起“世界第一”。中国人多，日本钱多，丹麦猪多，哄堂大笑之后想起不该冷落波兰人，就问她波兰什么最多，她不假思索地说，“革命最多。”
在座的大概只有我懂得这句话里的全部辛酸。
§§二、
5月底，我终于找到了一间房子，赶在房东儿子规定的时限之前搬出了那套公寓。
6月3日是个星期六，新家安顿得差不多，想起自从“对话”之后就没有去过使馆，就骑车去了。刚放好自行车，踏进教育处的院子，就看见（没参加游行的）“落后分子”Ｇ，低着头在草地上踱步，见了我，脸色铁青地劈头就是一句：“开枪了！”
我顾不上回答，冲进客厅，地板上坐满了人，电视屏幕上是ＣＮＮ的现场实况，清晨的微光中，天安门广场被纵横交错的探照灯照得雪亮，往返奔驰的坦克喷吐着火舌，间或有模糊的人影在奔跑，跌到，爬起来。有人用平板车在拉伤员，几个年轻姑娘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走着……
尽管从来没有抱幻想，尽管有戒严的预警，但是当武力镇压以如此鲜明具体的形象出现在面前的时候，我还是惊呆了。
“我的北京……”一个清华毕业的女生抽泣了起来。
当我现在，15年之后写下这些字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作为几代人颠沛流离东奔西走的结果，我不属于哪一个地域，我的籍贯、出生地，和度过一生中最长岁月的北京之间各有1,000公里左右的距离。尽管大部分时间里有享受特权的北京户口，我和我的家庭从来没有得到过“北京人”的认可，几十年来一直是作为来自南方的“异类”而存在的。但是，如果让我来选择“认同”，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北京作为精神的故乡。
天安门广场，我少年时代戴着花冠游行的地方，竟然变成了铁与血的战场。
那几天，全世界有多少人跌坐在电视机前，失声痛哭。
§§三、
美国各地的留学生已经开始游行了。6月5日正好是丹麦宪法日，于是决定推迟一天，也可以准备得更充分一些。游行和静坐都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的，更准确地说，是“官办联谊会”组织的。计划安排一整天的活动，上午到市中心游行，下午4至9时在使馆前静坐5小时。
6月5日上午，一部分留学生在教育处制作了花圈、标语、横幅、黑纱等，还有跟广场学生一样的缠头白布条。大约12时（可能有误），游行队伍在Ｏsterport火车站前集合的时候，很意外地见到一位丹麦藏学家。那年3月在拉萨发生了游行和武装镇压，他曾经为此跟我，以及其他一切碰到的中国人吵得面红耳赤。但是那一天他来了，跟我和另一个来自北京的朋友握手，说：“太不幸了！”几个月前吵架的时候，我们显然都没有料到，同样的事这么快就轮到自己头上。
游行队伍向市中心进发。这次游行的队伍比上次长得多，来的警察也比上次多。队伍中有一位陌生的女同胞，一望而知是饱经风霜的老知青，推着儿童车，车里坐着不到一岁的孩子。“我也是北京人，”她说。
不断有人加入队伍，白布条很快就发完了。Ｆ先生说，“到我的店里去再做一些吧。谁跟我去拿？”我跟他快步拐进岔路，到他的店里找出一幅旧床单，撕成长条。Ｆ先生在大学兼书法课，笔墨都是现成的，大笔一挥就是“铲共匪，争自由”。我估计这样的布条留学生们可能不愿意戴，就抓起笔写了些“反对武装镇压”、“严惩杀人犯”之类的标语口号。抓起这把布条出来赶上队伍，留学生们果然不愿意戴F先生写的那些布条，他就分送给了不认识汉字的丹麦人。
游行结束后到使馆门前静坐。这次大门紧闭，不但没有和善的门卫来给我们开门，人行道上还沿着院墙一字排开全副武装的警察。当时觉得未免可笑，这里是丹麦，示威游行静坐都有规矩，说好了静坐4小时，时间到就得走人；使馆里也没有机枪坦克，顶多就是闭门不出，何必这样如临大敌呢？
后来的事情证明警察还是有用的。
人聚集得差不多了，就商量除了坐着之外干点什么。上次大使已经出来过了，再呼吁对话也对不出什么名堂，那么怎么办呢？这时候，从使馆里递出来一张纸，不知是学生去要出来的还是主动提供的，反正是北京市戒严指挥部关于前天发生情况的通报，具体文件名忘了，一个学生拿过来大声宣读起来，具体内容也忘了，只记得跟大家从电视上看到的南辕北辙，引起哄堂大笑。
有人终于想出来了该干什么：冲击大使馆。几个人开始跟警察交涉，要求进入使馆院子，警察问他们进去干什么，他们说要给家里打长途电话。不知怎么一来，居然有几个人进了使馆院子，却被挡在房门外。N秘走出来，说，“越是这样的时候，越不能胡闹！”
进入使馆院子的人退了出来，其他“胡闹”却开始了，有人喊起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应者寥寥。
上面这些“情节”全都被众多照相机照了下来。是否有人从使馆里拍摄静坐的情况，记录参加者，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话，外面这一片“卡嚓”“卡嚓”，“你照我也照”的姿态，也不失为一种抗议的形式。
北欧以外的人们恐怕很难理解，6月5日的静坐抗议活动竟然也是和寒冷抗争，坐一会儿就必须起来走动，以免冻僵。那次静坐给我留下的最鲜明记忆就是寒冷，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寒冷，冷入骨髓。
〔转载自《独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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