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8日讯】最近几个月因忙于“春夏之交”的写作及“不寐之夜”网站的“开封”事宜，几乎忘掉了东海一枭先生为其撰写“诗评”的托付。尽管老枭已经提前警告我等不许以“不知诗”为由推阻，但我还是愿意找到这个理由为自己的延误作些辩解。这些辩解也许是一种嫉妒：想我几乎从小学就开始学写律绝辞赋，但显然，老枭的古体诗比我写的好，看来只得甘败下风。所以我想评论老枭的诗还不如评论一下老枭其人及其写作状态，更能炫耀我自所长。
其实老枭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存在，或者说，老枭就是一首古诗，自有“平仄”气象，更兼起承转和之骚。诗意的写作导致老枭的短文皆是率性之作，大是大非，大俗大雅，可从幽默化媚俗，又从自戕见性情。率性使写作动机只取决于“诗意冲动”和基本是非，而超越了“阵营意识”和利害算计；这一点，是我最愿意向老枭表示敬意的。利害权衡高于是非，圈内意识高于公正意识，具有这种“信仰”的知识分子还不是知识分子。从这种意义上看，老枭是中国仅存的几位知识分子之一。那些知名什么者不过是一些文化灾民。
“是非”高于“阵营”，一直是我追求的写作境界，对我来说，信仰为此提供了超验理由：上帝比权力正确、上帝比人民正确、上帝比精英正确，上帝比朋友正确，上帝也比我自己正确——于是我因此愿意成为上帝之鞭，它先使体制内精英“不以为然”，后使体制外名流专以为非；先见罪于邦内，后惹恨于海外；先枕议于大师，后诟病于街氓——他们看到鞭子落在自己的身上，却看不见鞭子也落在我身上。但信仰根基是坚固的，孤独并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的朋友。我常常感到担心的是：老枭必定是孤独的，那么老枭靠什么继续率性而为呢？向任何圈子献媚不会是老枭的选择，他的夸奖和批判都是诗人真诚和文字游戏相兼之作。但我也认为老枭缺乏对人性根本败坏的基本估计。夸奖被沾沾自喜之后利用来表达自由主义的伟大谦虚，批判使俄罗斯大地“一千年也不饶恕”。老枭是大气的，但中国社会充满了小心眼的人，这些人又缺乏基本的幽默感。他们恰恰构成了群众的中坚，也构成了精英的灵魂。我是有相当人生经验的人，我因此愿意离他们远一点。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得罪他们了，而“他们”的背后是一些以他们的是非为是非的感情投机者，以及一些充满低能的热情的“群众”。
当代中国知识界圈子现象的存在就是人性局限的象征之一。这些圈子没有一个建立在是非意识之上的，这是一些利益圈子。他们对内依靠毫无原则的互相吹捧和袒护来维持，对外则依靠共同嫉妒而实施排斥和封锁。圈子的共同经济基础是礼品和政治一致，其语言是茶余饭后的造谣非议。互相欣赏是什么呢？就是对肯定不如自己的同类意见表达的有限度的认同，或者对暂时高于自己的观点所做的策略性的讨好。由于秘密警察使用金钱和女人在其中的运作，圈子及其纷争和党同伐异风烟不断。领袖对纷争自然见猎心喜——事实上他们对所有纷争完全没有是非判断和兴趣，唯一使他们激动的是：这是一种讨好，也是一种表达“但我不那样”的生动明证。但每个圈子情况还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圈子是以“耻辱者”为核心的，这是一些性变态者，他们看谁都是耻辱者，尽管其领军人物是一个嫖妓者和见利忘义、具有妄想症的怨妇。这些人是生活中不如意的一些人，因此他们仇恨财富和一切生活好的人，尽管他们比谁都贪婪。这些人也是性生活不如意的人，主要是一些大龄未婚男女，他们因为性焦虑而成为口淫患者和窥阴癖。由于生活和身体的残疾，这些人唯一可以娇人的资本因此就是完全道德形而上学了：我们高尚，因为我们苦大仇深（或者相反：我高尚，因为我宣布自己就是黑暗——魔鬼因此是正义）；因为我们这里除了有文学抒情（它可以完成道德上的自我感动），还有文化李逵（因精明向圈子贩卖粗鲁以购买别人的同情心，这些同情心是通过智力上的优越感而产生的），甚至还有专门使别人不和睦、自义自是的“真基督徒”。另外一个圈子是这样的：他们因共同反对对公共事物进行道德判断却专门在实际生活中进行道德评判而沆瀣一坛。他们也因共同对恐惧的“宽容”或对“激进主义批评”的共同反感而暂时彼此取暖。还有个圈子也许值得一体提：由于文字水平先天不足而诉诸于政治正确获得注意力。他们什么都打算记在自己的账户上，尽管自己无论是在任何意义上都不配。这个圈子更多依靠共同恐惧来维系：他们害怕自己的水平终于暴露而低于商业运作所炒做的水平，为此他们将继续进行炒作，甚至进行文字抄袭或精神剽窃。他们把任何举动都和存款或某种现实利益联系起来——如果是非伤害了这种利益算计，他就会顾左右而言它。他们只是根据利害算计而有选择地夸一些人，或者有选择地否定一些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必须阻止和排挤那些肯定会超越自己的人。这种排挤和阻止不会光明正大地通过观点辩论来完成，而是通过小市民的口耳相传来完成。在“小于一”（梅尼日科夫斯基语）的社会里，思想者不会有论敌，而只有这些来自低一层次的“背后批评”。这些文字商人同时也是一些马屁精，他们通过把文化侏儒说成是文化巨人而讨好精英，又通过要人头的激进方式讨好群众。不容否认，其中一些精英的确可能不怕权力，但他却害怕群众，实际上是害怕自己丧失所谓拥戴者。害怕“大家”的人是真正的懦夫，他因为过于看中虚荣而丧失了普遍启示恩于他的批判精神。他现在宁愿选择和群众站在一起向孤独者扔石头，目的仅仅是因为要表明自己和他分开，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可笑的政治虚荣。这也是一种在乎结果超过在乎是非的观念，因为政治未来是由“大多数”决定的。如果没有这种结果利益的预期，有些精英还会那样“坚守”吗？对于门徒来说，“即或不然，我也不拜你的神！”思想不是政治期货投资，而中国的所谓思想则往往是一种投资。我们需要真正的思想，一种和群众鼓掌、未来公正或“平反”完全无关的当下思想。
有趣的是，这些人以前或一直就是被扔石头的人，因此中国心灵真正的可悲之处在于：没有无辜者，而是受伤害的人在伤害人。原因不是信仰上的分歧，而是出于荣誉危机或争夺政治资源。我有时候愿意想像一下“圈子”和中南海之间的灵魂之别，我的答案是极度悲观的：没有区别。我这样说丝毫不想否认民间反抗的价值，我的问题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
不怕权力没有什么，不怕“大家”才需要真正的勇气。不怕权力的人最多可能是一个政客，但不怕“大家”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独立作家”。思想者警惕权力必须同时警惕人性的普遍黑暗。中国需要不怕权力也不怕大家但只怕上帝的人，这是中国精神唯一的出路。目前中国的圈子们不过是文化上的过眼云烟，由于他们太在乎历史要记住自己而必然导致历史对他们的忽略不记。但我高兴地看到，老枭是一个不怕权力也不怕大家的人，就靠这一点，他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大气的人。但老枭目前还是一个不怕上帝的人，因此自恋对他来说就意味着过于爱自己。这是目前老枭的局限性。太在乎自己在世人眼里的价值而不在意自己在上帝眼里的价值，这是最后一种怯懦。其实，人算什么，保罗算什么？！
另外，老枭的知识结构也有待充实和均衡，这样对一位常以公共事物为发言对象的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政论界太缺乏经济学、法学和神学的介入，这就给“文学批评”垄断了舞台。事实上“文学批评”恰恰要为圈子癖承担一定责任：它使学术理性被排斥出文本（文本公开呈现的都是伟光正的一面）却使灾民理性统治了实际生活。当然，我不赞同老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这一点也正如老枭如此反对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最后，我愿意对老枭的特立独行喝彩，远离圈子和文化帮派，不要向任何世俗力量低头！没有圈子不等于没有合作，没有利害但不能没有是非。没有仆从也没有头领，因此，孤独为盐，自然荣耀为光。
2004年6月7日星期一于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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