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30日讯】最近一年多来﹐对日关系成了中国民间舆论的热点。《战略与管理》杂志从2002年底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对日新思维的观点。这些新思维包括一些和当今中国对日政策不一致的主张﹐例如淡化中日历史积怨﹐不压制日本发展适当的军事力量﹐支援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在亚洲和日本加强合作﹐打日本牌以牵制美国等等。
对日新思维也反对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这种反日情绪在战时慰安妇﹑被强制送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日军在中国留下的毒气和炸弹等等历史旧账的赔偿问题上表现得很突出。而一些日本游客在中国的胡作非为更强化了民间的反日情绪﹐例如前不久日本游客在珠海集体嫖妓事件就引起了共愤﹐并引发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纠纷。这种新思维当然更反对民间那种非理性的反日行为﹐例如排斥一切凡是能让人联想起日本国旗或者日军制服的东西。
对日新思维是由中国一些有影响的新闻和学术界人士提出来的﹐主要有前《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他是最早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文章提出这个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时殷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也随即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他们发表这些言论后﹐引起了中国舆论的注意﹐被一些反日情绪强烈的人严厉批判﹐甚至称为汉奸。对日新思维更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兴趣。
有关文章很快就被日本有影响的报刊翻译﹐日本外交部也迅速邀请有关人士去日本访问。有评论甚至说对日新思维在中国社会和中日关系上所造成的影响﹐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少有的。
在对日新思维的背后﹐是中国思想和文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日益现实主义化。这种现实主义导致了对日本问题的全面反思﹐其中最基本的﹐是对日本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承认。因为很明显﹐一个经济繁荣﹑国际影响巨大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期背负历史的包袱并在国际上低人一等的。也不可能永远不发展和它的经济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军备。对日新思维的主张者认为与其阻挠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不如顺水推舟﹐以达到换取日本对中国的更多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援的目的。
这种新思维也建立在对日本社会现状的认识上。日本法西斯已经是将近六十年前的历史。今天的日本早已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即使还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那也不过是一个民主社会中各种声音的一部分﹐并不能主导社会。历史固然不应忘记，但现实更不容忽视﹐这个现实就是日本战后政治和社会体制已经全面得到改造﹑军国主义的复辟已经没有现实可能性。因此﹐新思维主张把历史和现实问题分别处理﹐不要让历史旧账妨碍现实的国家利益。
此外﹐对民间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感也是新思维背景的一部分。九十年代以来﹐中共为了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的不满﹐煽动并纵容民间反美反西方的情绪。中共官方没有预料到的是﹐这种盲目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一个更为直接和方便的发泄口﹐这就是和中国有历史积怨﹑但今天军事上又不强大﹑因此可以被那些自命的民族主义者任意叫骂的日本。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对中国产生了反感﹐对日本对华援助产生了消极作用。
应该说﹐对日新思维比中国官方一向的政策要符合历史的潮流。中共数十年来一方面不断以历史问题要挟日本﹐在人民面前摆出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态度﹐以此证明它是中国民族利益的代表﹔但在另一方面﹐又以日本没有对中国作出正式的战争赔偿为由不断向日本伸手要援助﹐不但不把这种援助的规模和对中国经济的帮助告诉人民﹐反而把中国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都算在中共改革政策的功劳簿上。难怪很多中国人至今仍然认为日本对当年侵略中国所造成的损失一毛不拔。因此﹐对日新思维如果能够被中共所容忍并进一步在民间得到传播﹐不但有助于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有助于澄清自七十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真相。
——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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