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7月5日讯】1989年6月4日清晨，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流血冲突，把中华民族从思想观念、精神情感上撕裂成两半：愤怒、仇恨的受害者与恐惧、怯懦的加害者。这场冲突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反对派和统治者之间产生了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无法跨越的“卡夫丁峡谷”（马克思语）。
从1989年6月4日到2004年6月4日，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来，对立的双方在仇恨与恐惧的搏弈中消耗了民族精神的大部分资源，这些资源本可以用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完善；十五年来，因为仇恨与恐惧，对立的双方都躲在自己构筑的封闭阵营里互相对垒，白白消耗着中华民族两派精英人物宝贵的年华和精力。
让我们不要通过饮用仇恨与恐惧的祸水，来消解我们向往自由的干渴吧。仇恨会腐蚀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恐惧会使人怯弱而退缩。仇恨和恐惧都会使我们容易丧失尊严、理性、宽恕、仁慈和妥协，从而在我们身上滋长顽固、僵化、残忍和暴力的不宽容、不妥协的性情。仇恨和恐惧都会寻求暴力的手段来解决冲突，保护自己；而暴力，只会导致更大的仇恨和恐惧，
为社会增添更多的邪恶。
从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主自由一百六十多年了，在我们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什么我们至今还没有见到民主自由的曙光？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追求民主自由这么长久了却仍然还见不到一丝希望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
历史的教训已经昭示了我们：因为缺乏宽恕、仁慈的精神文化熏陶，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暴力的泥潭里恶性循环；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时代浪尖上的历史人物因为缺乏宽恕和妥协精神而贻误的历史机遇实在太多了：清朝末年的统治者拒绝温和的变法引发辛亥革命；孙中山不以理性的法制途径而以革命的暴力去对付袁世凯的违法行为，使民国刚刚
建立的宪政法治遭到破坏；1945年，蒋介石和毛泽东因为缺乏宽容和妥协导致的内战，使中国至今仍陷于共产主义的泥潭里……
美国伟大的总统之一亚伯拉罕•林肯说过，一栋墙壁裂开的房子是不能持久的。十五年前北京街头的那场流血，使中国这栋房子的墙壁产生了一条严重的裂缝，这条横亘在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裂缝，因为仇恨与恐惧的主宰，至今不能愈合。我们相信，我们这个民族不能长期在一栋墙壁裂开的房子里生活，必须寻找强有力的“粘合剂”，尽快修复这栋裂开的房子。
我们要寻找的强力“粘合剂”是什么呢？就是由信仰产生的宽恕、仁慈和妥协。人性在没有受到宗教信仰的熏陶之前，往往表现出它最原初的状态：受害者因为站在道义的平台而缺少宽恕，加害者因为施暴而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是，耶稣受难流血的十字架没有成为仇恨与恐惧的理由和象征，相反，成了宽恕、仁慈、和平的源泉与力量。只要我们的内心和灵魂还处于仇恨与恐惧的主宰之下，我们就仍然生活在野蛮的状态中；除非我们告别仇恨与恐惧，否则我们将永远在文明的门槛外徘徊。
让我们从历史中寻找未来的道路吧。从印度国父甘地，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南非大主教图图、前总统德克勒克、曼德拉，到以色列前总理拉宾，这些人类和平的使者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为我们中华民族跨越“八九•六四”这个“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和充满说服力的希望的见证。
甘地为我们提供了卓越的范例。他挑战大英帝国的强权，他仅仅是以真理、勇敢、宽恕、不行伤害、灵魂的力量等非暴力手段为武器，为印度人民赢得了独立和自由。马丁•路德•金，则让我们完满地见证了“上帝向一个奴隶的后代发出了圣召……”。金博士告诉他的黑人弟兄姊妹，非暴力是完善社会的惟一可行的办法，不要带着仇恨去战斗，因为仇恨容易使人堕落为病态的苦难与恐惧，仇恨永远是可悲的事情。它有害于仇恨别人的人，
也同样有害于被人仇恨的人；它扭曲了人格，丑化了灵魂，人类许多内在的冲突和潜意识中发生的许多怪事，都源于仇恨。因此，金博士说：“要么去爱，要么受害。”马丁号召，一个人要有足够的常识和道德意识去自觉切断仇恨、恐惧与邪恶之间的衍生链条，而仁爱与宽恕，就是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仁爱具有向上的力量，它可以提升一个人和一个
民族的视野，使他们走向善意、和平与公正。
长期呼唤宽容与和解的南非大主教图图在曼德拉八十岁的生日聚会上致辞，感谢曼德拉“教南非人民懂得宽恕”、“使南非成为世人心目中一盏指路明灯”。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则引用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的诗词颂扬曼德拉：“你让希望复苏，历史因此生机勃勃。你让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中充满美妙至极的音乐。”
主动废除种族隔离政策，实现民族和解的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在论及南非历史的教训时指出，加害者必须承认自己过去罪行的过错，加害者应表谢罪，受害者则更应胸怀宽恕的宏量，为了建构永续的和平，两者必须携手努力。他进一步指出，这里所讲的“宽恕”，并非意味着忘却盲目的过去，而是指立足于严峻的自我反省，踏出建设未来第一步的勇气和行动。德克勒克前总统也诉说，人类内心的变革，比政治经济变革的层面更深远，因此以人类内心的变革，来构筑“精神的和平”，才是建立真正和平的基础。
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总统阿拉法特，一对昔日的政治死敌，但是，宽恕与妥协让这对死敌握手言和，结束了两个民族长达四十六年的战争状态，共同站在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领奖台上。当犹太极端分子的子弹无情地射进了拉宾的身躯，鲜血染红了拉宾口袋里《和平终将实现》的演讲稿后，拉宾还在呼吁：“让我们的心为和平而跳动，让我们的眼睛期待和平。”
在实现民族和解，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上，甘地、马丁•路德•金、图图、德克勒克、曼德拉、拉宾等历史伟人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中科院的许良英先生早在1998年就向全社会发出了“宽容”的呼吁。这是一个极具远见卓识的声音。当今的中国社会，太需要宽恕与仁慈的甘霖来滋润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这个民族在暴力革命的地狱中生活了两千多年，仇恨与恐惧、坚硬而不妥协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内化到了每一个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血液里，也因此，每当美好的历史机遇来临时，我们这个民族都会错过，白白葬送，令人扼腕叹息不已。
历史不容等待。中华民族在苦难的深渊里煎熬了两千多年，在对立与冲突中不断消耗着我们的文明在不同阶段所积累的各种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及至今天，当世界其他民族都在大踏步迈向文明的新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仍然还在对立与冲突中踯躅而行，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实。
中国要实现健康的大发展，就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克服我们的民族内部长期以来存在的对立与冲突导致的对我们民族精神的严重戕害。这种力量就是宽容、仁慈与妥协。只有当统治者和反对派都心软了，都让自己的灵魂受到了宽容与仁慈的熏陶，对立与冲突才会消失，民族和解才有可能，自由民主的曙光才会出现。
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必须跨越“八九•六四”这道“坎”才有可能出现希望的曙光。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自由民主事业作为一个道德问题的紧迫性远远大于作为政治问题的紧迫性。因此，虽然我们发生过流血的暴力冲突，但是，如果流血没有得到非暴力的宽容与仁慈的有力制约，那就还有可能再次发生流血，结局将是令人恐怖的。历史已经证明，非暴力手段是解决我们这个时代尖锐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正确方法，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战胜压迫和暴力。而对待压迫和暴力，我们完全无须采用与之相同的压迫和暴力。
而实现和解的宽容与仁慈，也决非是一种消极的力量，相反，它是一种促进社会转型或变革的强大而积极的道德力量，它是使人们和睦相处的良方，它能把迫在眉睫的暴力挽歌感化为一曲充满兄弟友爱的动人赞歌。只要加害者还生活在被害者的仇恨所制造的恐惧集中营里，加害者就一直会紧握枪杆子，以求自保，丝毫不会考虑和解的可能。 让受害者和加害者从宽容与仁爱的殿堂里寻找和解的勇气和力量吧。我们呼唤和解，是因为我们相信，在人性当中具有一种向善的奇异潜能；在人性当中，具有一种能够回应善的东西。我们坚信，宽容与仁爱是一种变革的力量，它能够把整个社会提升到一个公平对待、善良意志、正义和平的崭新领域。只有在宽容与仁爱的殿堂里，对立双方才会抛弃仇恨与恐惧，恢复尊严和理性；在受害者的心中唤醒宽宏大量，在加害者的心中唤醒羞耻感，进而实现和解与救赎，建设一个没有冲突与对立的新家园。
历史并不是由一双双无辜的双手编织而成的网络。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选择好还是选择坏，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除非让良知、宽容与仁爱时时刻刻成为我们灵魂的守护神，否则，我们将屈服于仇恨与恐惧的主宰，未来的世代便会领受孤寂的漫漫苦夜，而我们留给未来的，也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混乱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统治。
（2004年6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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