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3日讯】 一
两三年前，我跟卢跃刚先生聊天时，卢跃刚突然激动地问我，你说说看，我们的专家学者中，有哪一个人的理论有生命力，有哪一个人能够预言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事？我想了一想，摇摇头，又想点头，因为我想到很多人都预言十年二十年以后是一个民主时代，这可能是有生命力的主张或预言，但总不好意思算是某个人的预言，因此我摇了摇头，我想听听卢跃刚的。卢跃刚说，他问过一些人，他们也都比较惭愧，这么好的研究条件，但他们的思想没有穿透力，但中国之大，这种人是有的，至少是有过的，比如杨伟名先生，那是一个农民，却在六十年代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乐观地预言，只要尊重价值规律，放开市场，社会就不会面临物品紧张的问题，而是农民卖粮难的问题。
卢跃刚跟我讲起了杨伟名先生的遭遇，他的思辩力，他的朴素而深刻的文字力量，他不幸的自杀结局，让我大为感动。卢跃刚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他后来不遗余力地宣传杨伟名，希望杨伟名的事迹对后来人有所启示。我在杨伟名的文章中找到了那段话，”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对农产品生产者的刺激，农产品数量将迅速增加。这样从总的趋势来看，三数年后，自由市场价格与国家牌价将会达到平衡，或接近平衡。当农产品进一步继续增加，情况将会倒转过来，形成农产品’滞销’现象。到了这时，我们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也就由原来’为满足国家需要的性质’，一变而为’为了照顾农民利益’的一项经济措施了。关于这点，倒不是乌托邦的幻想，而是十分现实的看法。”
这样的思想家确实令人景仰，令人叹为观止。卢跃刚称赞杨伟名的文章”平实而主题重大；说理从容自信；常识着眼，比喻生动，而不失深刻；极富预见性、建设性；精神自由，独立思考。”但卢跃刚说的杨伟名的预见”在九十年代全部兑现”，并不准确。杨伟名预言的农产品”滞销”现象兑现了，但农产品收购政策的性质转变却至今少有兑现。杨伟名所说的”为满足国家需要”，其要义在于农民为国家现代化做奉献牺牲，而转变为”为了照顾农民利益”，其主体则是国家和现代化程度高的阶层和地区，其要义在于它们应该反哺农民。杨伟名的思想是建立在当时的国家正义即人民民主的合法性基础上的，但时易世移，市场时代的国家正义已经过于模糊淡化，他思想的内核倒真成了”乌托邦”。从杜润生呼吁”给农民国民待遇”，到今年中共中央再度出台一号文件以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可知从”为了照顾农民利益”，到全面而有效地反哺农民，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在杨伟名面前，以思想学术为职志的人确实有理由羞愧，当然，杨伟名的人生道路是不可复制的，其代价也过于惨烈。值得我们深究的倒是，一个人的思考怎样才能穿越足够远的时空，即立足于社会的思考如何才能立足，在数十年之后仍真实而新鲜，在不同的人群那里也能得到广泛的回应。
二
吉登斯曾说，”符号筹码和专家系统”是现代化最强大的驱动力量。思想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相当重要，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现代化过程中，”符号筹码和专家系统”经常变化，从三民主义，到自由主义，到军国主义，到共产主义，到民族主义，从经济学家，到社会学家，到法学家，从市场经济，到人文精神，到法的统治，到公民社会，我们的思想者在变化中很少深刻地揭示我们生存的真相。
必须承认，现代化的强大使得其影响无远弗届，任何人都被其潮流裹挟其中。在现代化面前，如马克思所说的，可以说，现代化进程是对传统的一种革命性颠覆，用中国人的话说，伴随现代化的是传统”礼崩乐坏”的过程。传统社会里面对礼乐崩坏的应对很简单，礼失而求诸野，孔子这样的圣贤都明白，在社会剧烈变迁过程中，要从民众那里获得变革的基础，要从民间获得创新礼乐的灵感，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模式。这种民本主义的思想是一种最简单也最伟大的思想。
但我们现当代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性的现代化，由于有发达国家做参照，我们的颠覆本身即是思想观念先导式的颠覆，这种仿效先发国家的思想取代了我们建立在民众之上的思想原创力。它的好处是，后发现代化可以很快地移植复制出一种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它的负面因素在于，后发现代化难有积累，其思想相互攻伐，迟迟不能进入持续不断的社会变迁，呈现出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最为关键的，后发现代化最容易把民众当做工具。
因此，一个最经常的现象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精英们与民众日益拉大了距离，他们的思想是发达国家的思想，他们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状态保持同步，而有一种近乎媚时的观念崇拜。他们对民间社会的态度情绪化，一会儿无限地仰望，一会儿无限地蔑视，无论如何，他们都对民间避而远之。他们甚至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会了如何教训民众：暴民，乌合之众的可怕，民意是靠不住的，民粹主义的灾难，等等。
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符号筹码”是繁荣的，但就像我曾经发现的，”直到今天，我们了解落后地区的真相，多是借助发达社会的新闻记者和知识份子。”后发国家的专家学者的学识不可谓不渊博，但他们的思想观念难有穿透力，他们日益自成圈子，自成体制。我曾经批评知识份子们：”落后民族的学者教授们在见识和其他方面比不上一个文明社会里的新闻记者。我见过不少驻京的外国记者，他们揭示真相的勇气，他们评论事件的道理，他们解答民众疑难的方法，往往超出我们的学者之上。当我如此相对地看待这一社会现象时，我发现一些九十年代走出校门的年轻记者，从都市跑到内地时，他们往往比当地社科院、文联作协和政策研究室的学者专家、知识份子和秘书们更有言路和思路，更能做点实事，更为自觉地摆脱长官意志。”
三
因此，我们可以说，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专家学者是一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应该为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负责。他们本应对民族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有较大的贡献。杨伟名的思想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同样可以证实的，是最近几年一些非专家学者对农民世界的报导感动了中国。李昌平、陈桂棣等人的文字穿越了足够规模的人群，在他们的文字面前，所有专家学者和知识份子关于中国社会的言说不免黯然失色。真正的思想如此自足，如此强大，如此有生命力。
卢跃刚的问题仍值得思考，为什么很多知识份子的研究条件较好，却不能有如此原创的文字？由前述孔子的说法儿中可知，不尊重民间，不尊重民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现代化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民众一直处于工具性的位置，清末民初”走向民间”的学术调研活动，三四十年代农民革命运动时的文献如《湖南农民调查报告》，七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等等，都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思想，都没有什么真正揭示并命名中国民众生存状态的文字。尽管他们可以名噪一时，却不能长久地打动人心。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被忽略或被利用，被侮辱或被损害的状态。
对民众的态度几乎是后发国家现代化质量高下的试金石。由于观念崇拜，使得后发国家的精英群体首先是知识精英们急不可耐地要进入现代化行列，这种现代化被置换成对技术文明或发达社会生活水准的简单占有感，从而最终与传统社会出人头地的”人上人”一类的成功感觉合流。后发国家的精英群体因此失去了带领民众发展最可宝贵的平常心。一个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个不求名利不想成功的人不是有出息的人；但是一个不能随时可以回头做士兵的将军也不是好将军，一个不能随时归隐平淡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有进取心有平常心的人才是健全的人，才是阳光下的人，这样的人在先发国家数不胜数。像华盛顿能够从总统回归平民位置就是一个最伟大的例子，而比尔盖茨的生活则是最新最值得回味的生活，如中关村的一位企业家所说的，他羡慕发达国家的企业家们，因为后者的生活能够那麽”阳光”。
思想也如此。观念崇拜导致不少后发国家的学者专家爱卖弄新词新概念，似乎他们跟知识、观念站在一起，他们就是观念和思想了。实际上，一个不想贡献思想的人当然不是一个思想者，但一个不尊重民众、不识于民生日用、不了解柴米油盐的思想者绝不会是一个有成就的思想家。我们的思想者羡慕韦伯、伯林、哈贝马斯、福柯、哈威尔，要知道，这些人的生活心态是非常简单非常平常的。
礼失而求诸野，思想源于民间。对于后发国家的知识份子来说，不应该乐此不疲地追逐流行的观念，而应该努力融入社会，执着地把自己的社会尽可能真实地表达出来。
舍尔巴特：”你们都疲倦了，这只是因为你们没有集思想于一个最简单、最伟大的计划。”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