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日讯】1999年10月26日，中共当权总书记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正式给法轮功定性：“法轮功是邪教”。10月30日，号称“橡皮图章”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紧跟形势，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共操控人大立法的真相由其头子首次在国际上曝了光。
随着中共江罗集团践踏中国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决议、操控国家机器妄图灭绝法轮功的罪行被不断曝光，中共国的各种画皮和伪装如：“中共是个法制国家” ，“中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 、“中国各级政府是选举出的” 等等，已经被撕得七零八落，惨不忍睹；还有江头子信口雌黄的“政治局是经人大选举的” 更是成了红色经典谎言而流传于世。
但是，中共是如何操控人大立法体系、操控人大代表和人大会议的？在许多西方朋友看来，还是含混不清。本文将从人大领导、人大代表的产生和人大机关的运作三个方面，来简述江泽民掌权以来，中共集团是如何操控人大运作的。
一、 中共现任头子兼任各级人大主任，直接控制立法体系
1997年前，全国人大主任基本上是由离任上一届中共领导人担任，如第七届全国人大主任万里，第八届全国人大主任乔石等，各省市人大主任也基本上是由刚离休的党政一把手担任。虽然都是中共在掌控，但这些刚离开最高权力机构的前中共领导人往往对现任头子们是一种约束和威胁。如万里在“六四” 期间曾和一些人大常委表示过对学生的同情，乔石任主任时对江泽民的无能和恶性已提出过批评。而且他们都本能地希望加强人大的权力和地位。
因此，自1998年第九届人大开始，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泽民用各种手段把乔石逼退后，赤裸裸地开始了由现任中共常委瓜分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国家主席等一切国家最高权力。中国百姓嘲喻道：连以前用于摆设的“橡皮图章” 江泽民都要抓在手里才放心了。因此，本文开头引述的由一号中共头子江泽民先定性、再由中共二号头子李鹏控制人大常委赶紧炮制一条“法律” 补上的闹剧，就见怪不怪了。
是江泽民自己把中共党大于法、践踏宪法、无法无天的真面目给曝了光。
古人云：上梁不正下梁歪。到目前为止，中共31个省市中已有至少23个省市的“人大主任” 是由现任各省中共一把手即省委书记兼任，如：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河南 湖南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等。
人大一串副主任中，大多数都是离退休的中共各级首脑，加上几个七老八十的“名人专家” 或民主党魁作陪衬，能起多少作用，可想而知。
二、 中共各级组织部门指定和掌控人大代表人选
有的西方朋友问我：中国的人大代表不是选出来的吗？我说这是摆样子给您们这些洋人看的。事实上，各级人大代表，尤其是省市级以上的，除了极个别区县级代表的要装模做样的由街道等“选区” 投票选举外，大多数象征各行各业、社会各界的人大代表，都是由所在单位或下一级政府组织部门负责挑选、上报的。如笔者所在大学，每年底省级“两会” 开始前的数个月，校党委组织部就会根据省委组织部和人大组织机构分配的指标，选定各界代表如科技、教育、青联、归侨、台胞、各民主党派、非党人士等界别，并召集开会，确定本单位需要反映的问题，草拟提案；当然有时也会讨论一些不危及中共统治的“社会问题” 。(两会之一的政协委员则是由中共另一直属机构—统战部负责挑选和管理) 。
经过中共组织部门挑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中共党员自然就占了多数，只不过他们代表的是各种界别或行业，他们不讲，外界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红色身份。 辽宁省某次人大代表中竟有83％左右是党员，故而其省委书记在会上还公开强调：“党员代表要牢记，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其次才是一个人民代表。”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三级人大代表冯有为表示了他的担忧 “这样搞是人大会还是党代会？” (参见：http://www.xslx.com/htm/szrp/gsmt/2003-3-9-13274.htm)
“两会” 期间代表的吃住、参观、游乐，全部由中共专款包揽。对于不住宾馆的代表，所在单位的组织部会派车接送。一次一位中共组织部的干部曾对笔者说：每年两会是中共“对内拿钱买稳定，对外演戏骗老外” 。
三、 中共党员操控整个人大、政协机关
全国人大和各省市人大都有豪华的办公大楼，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国徽高悬在大门顶上。
走进南方某省人大大楼，可看到所设置的机构部门林林总总，办公厅、秘书处、信访办、提案办以及各个分委员会等应有尽有。里面的工作人员很多，看上去比在省委省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要相对年轻。交谈中得知他们很多都是从中山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有的还是研究生毕业，但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他们负责人大机关的日常运作，并负责“两会” 期间、常委会及各委员会平时所有文件的起草、印制、传递和保管。他们在人大机关工作几年后，有的被提升继续干下去，有的则由中共组织部门调配或提拔到其他一些单位工作，然后又从高校分配来一批党员学生。
一名从花瓶党–中国国民党选拔到“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任副主任的老教授曾和笔者谈到，这些有红色背景的年轻人一方面为他作秘书工作，一方面他发现也在监视他的言行，尤其是他与港台的学者交往时。“他们之中肯定有人是国安”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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