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4日讯】今年春间，作为共青团机关报的《中国青年报》在业务工作上出了一些错误，中国共青团中央把一个偶发性、常规性的事件政治化，借机扩大事态，改组中国青年报高层领导班子，目的是想把中国青年报办成一张听喝听令的报纸。该报编辑记者七十余人联名致书团中央书记处，吁请收回成命，遭断然拒绝。团中央更于五月二十四日由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到青年报讲话，极尽教训、恐吓之能事。该报新闻中心副主任卢跃刚忍无可忍，于六月十三日写了《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这封一万三千余字的公开信于七月十四日起在海内外互联网上迅速传播，成为近期震动中国人的重要新闻。
我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末在人民日报工作过十五年，曾经忝为报人，并一直有幸与老中青三代卓越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多所过从，切磋探讨，深受教益。如今读了这封把中共对中国新闻事业之利用、扭曲、扼杀以至毒害的情况剖析得精辟入微的公开信，真是旧梦新愁何处着，一时都到眼前来！抑郁愤懑，感慨万千，有几点看法不说不快。
整肃媒体和报人是中共以利益为转移的既定方针
中共之动辄将业务事件政治化，往死里整肃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是一贯的。我简单地说说人民日报的此类状况。我是一九六四年到人民日报理论部，所谓“余到也晚”，未及亲历毛泽东以“汉元帝”、“死人办报”整治总编辑邓拓去职的历史，但却亲历了一九七二年毛泽东、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只能反右、不许反左整治王若水的所谓“一个版”、“一封信”的历史。那场整肃来势汹汹，并迅即升级为按张春桥所称的要在人民日报“肃清一股力量、一股邪气”的运动。一时间侦伺告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如同黑云压城般地在人民日报足足肆虐了两年多。理论部和其他若干部门的众多有良知和正义的编辑记者都被打入“邪气”之列，连周恩来主管人民日报的权力都被削除，只差要了王若水的命了。其时徐祝庆作为文革时期来到人民日报理论部的大学生，应是亲眼见识了那种阵仗的。不想时代大踏步前进了三十年，中共在这方面却毫无长进，如今竟轮到徐祝庆也挨了类似的整肃了。抚今追昔，能不怆然！
后来，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人民日报内以胡绩伟为首的一大批富有良知、正义和理想的新老报人，在胡耀邦的领导和支援下，把人民日报办成一张引领时代新思维、新方针、以至新制度的报纸。那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然而好景不长，以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顽固保守势力于八十年代初期制造了“清污运动”，迅速地将魔爪伸向人民日报，批判胡绩伟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新闻理论和王若水发轫鼓吹的“异化”理论、“人道主义”理论，实质上撤了胡王二人的职，千方百计要把人民日报拉回“党的喉舌”的旧轨。此后人民日报虽然有不少坚持理想底线的报人继续努力，但越来越形成上无胡耀邦那样的支援背景，下无胡绩伟那样的中流砥柱的局面，只能在邓小平忽左忽右、时放时收的夹缝中艰难地举步了。
及至“六四”那场实质上是中共顽固保守势力向改革开放反攻倒算的军事政变得逞，人民日报更遭到了了空前的摧残。中共高层对温和的、正派的钱李仁都容不得，竟调了那个吉林省委的宣传官僚高狄来主持报社大政。高狄一到，凡有志于改革开放的报人悉数被整，或发配边城，或赶出报社，罢官、受处分算是轻的了；而极左的保守势力则翻天回潮，连四人帮时代的草包总编鲁瑛都被请了出来。夫复何言！夫复何言！难怪高狄九十年代初横行于人民日报时被报社广大群众诅咒性地称呼为“萨达姆”（当时正值海湾战争）。又难怪高狄作恶多端，混不下去，于九十年代中期调出人民日报时，当继任者在报社会议上宣布这一资讯的刹那，众多报人竟情不自禁地掌声雷鸣，弄得那位继任者慌乱不知所措，只好气都不敢喘地匆匆读完那份通知了事，别无任何解说。
但是人民日报毕竟被动了大手术，元气大伤了。十余年来，在上有江泽民、李鹏、丁关根、刘云山，下有历届驯服的主持人的互动下，这张在改革开放初期誉满全国，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报纸终于成为党所放心的喉舌和工具了。
人民日报这家党中央机关报的历程是如此，其他各级报纸的历程大抵也是如此。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待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的一贯的手段，甚至是一贯的方针；这也是中国报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共同的命运，迄今杀不出重围。
中共不要新闻，只要宣传
为什么有这种方针和命运呢？
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要新闻，只要宣传：甚至不许有新闻，只许有宣传。
我的这个说法是受一位朋友的启发而成。多维网的主持人何频今年六月五日在哈佛燕京学社讲演，谈到中国大陆新闻媒体时曾说；在中国大陆，没有新闻史，只有宣传史。我深表赞同，不敢掠美，特此说明。我以为，用以上说法回答前述问题，可以击中要害。
倘要新闻或允许有新闻，那麽就应任由至少是允许报人实事求是地按照“何事、何时、何处、何人、为何”等所谓五个W的新闻工作的基本常识从事报道了，好就是好，坏就是坏，不可偏颇，不得隐瞒，更不许”韦y。但是中共从来就贬斥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一九四二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为政治和艺术、光明和黑暗、阶级性和人性、歌功颂德和揭发暴露定好调子了。一言以蔽之，毛和中共要的就是对他们的宣传，即歌功颂德！并且只允许歌功颂德！作家和作品，媒体和报人，都必须歌功颂德。而且对媒体和报人的这种要求更加直接，更加露骨。这就是不要新闻，只要宣传，不许有新闻，只许有宣传。
试看，凡发生灾难或事故，必首先是尽量隐瞒、封锁、不让报道，甚至迫害记者。实在不得不报导的，也必是灾情不详，原因不详，死伤人数不详，却独独把那地方首长如何视察现场或如何调兵遣将去抢救善后，写得钜细无遗。请问这究竟是新闻呢？还是宣传呢？
又如，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中国的媒体往往把不是新闻的东西放在版面的显着位置，甚至把旧闻硬当新闻放在显着位置。现有实证，今年七月上中旬，中国各大国营媒体都以头版或主要新闻时段报道了江泽民一九九一年视察沈阳，号召部队“掌握革命理论”之事。这样大张旗鼓地报道一件发生在十三年前的并不特别的事，岂非是最典型的不要新闻，只要宣传吗？
由于不要新闻，只要宣传，乃出现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喉舌和党的驯服工具之说。卢跃刚的公开信说得深刻：“以宣传为指向的新闻媒体政策，明确主张工具论和喉舌论，极端强调党报的党性原则，忽视并反对党报的人民性原则，扼杀编辑记者的人性、个性，扼杀报纸的新闻属性，鼓励报社和编辑记者不为自己的职业行为负责任，甚至鼓励他们投机取巧，助纣为虐，实际上是对现代社会的反动，把社会导向专制和蒙昧。”
由于不要新闻，只要宣传，乃出现卢跃刚公开信中所说的只要马仔，不要报人的恶习，出现公然倡导应以蝇营狗苟的政客厚黑、侏儒的所谓“现实主义”办报，斥责不能以理想主义办报的谬论。而那理想主义却是立志要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为己任，要改变党报几十年形成的“奴才文化”、“小人文化”、“政客文化”、“大话、空话、假话文化”，做普世职业标准的编辑和记者。
这种好恶取舍的出现，真是出现了官僚文化乃至兵痞逻辑了。
然而，这种文化和逻辑却是绝对地攸关中共的利益的。哪家媒体或哪位报人倘想违拗，当然严惩不贷。试想，五人帮的利益当然系于护左反右，林彪左得不能再左了也必须反其“右得不能再右”，你王若水和人民日报理论版居然要反左，甚至想背靠周恩来这棵大树来反左，当然要把你们打成一股邪气！邓小平虽然提倡改革开放，但邓与之休戚与共的中共党内的顽固保守势力的利益当然系于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党的绝对领导，你胡绩伟居然一再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并一再鼓励在人民日报上揭党的短，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当然要撤你的职！至于“六四”嘛，连坦克都开上了天安门广场，连杀戒都开了，难道还在乎把你们这帮子敢在长安街上游行高呼“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的人民日报编辑记者赶走的赶走，处分的处分！倘再心慈手软，斩草不除根，一旦春风吹又生，岂不真要出“第四种权力”了吗？那时党还有退路吗？
在中共不要新闻、只要宣传的既定方针下，对不随其指挥棒放歌起舞的媒体和报人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也必然成为中共的既定方针，而众多有良知良识的报人之在劫难逃，也只能慨叹是“命中注定”的了。
“两杆子”理论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
常常有人议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的知识份子怎么都丢失了传统上“士”的风骨了？共产党无论搞什么运动或玩什么把戏，狂飙起处，学人也罢，报人也罢，艺人也罢，老成持重的、老谋深算的也罢，雄姿英发的、血气方刚的也罢，到头来都一个个束手就擒。这是什么缘故？
这是什么缘故么？可以繁复地分析，也可以简单地回答：那就是共产党始终贯彻毛泽东的两杆子理论。卢跃刚的公开信把中共大小官僚们所奉若神明、津津乐道的这一理论剖析得力透纸背：“两杆子理论，说得好听一点是政治哲学，说得贬义一些是统治术。……这套哲学的潜含逻辑是笔杆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笔杆子后面站着枪杆子，控制舆论，舆论一律，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谁要是敢于质疑和反对，就亮出枪杆子。于是几十年万马齐喑，于是‘谎言说一千遍就是真理’，一九四九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折腾别人，折腾自己，最终折腾中华民族，以致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三年困难时期’饿病交加，至少二千七百万人非自然死亡；以至酝成十年浩劫，六四悲剧，……”。我再换一句话挑明，那就是共产党用枪杆子亦即暴力控制着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其涵义除抓你坐牢外，也包括让你失业、饿饭，搞无端的人身攻击让你颜面扫地，株连你的家人，永世不得翻身，等等，等等。老实说，一般人总是愿意求生存的，慷慨赴死的和从容就义的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连你的生存权都掌握在党的手里，你那笔杆子还能不听党的喝吗？到了共产党的统治下，“士”们还从哪里去找“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为五斗米折腰”、乃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风骨”的基础？
这里我还要说一下两杆子理论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东西的问题。
我以为，两杆子理论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就是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理论。那是毛泽东晚年越来越坚持的东西，因而也是四人帮在实践上将之发挥到极致，从而搞得天下大乱，国已不国的东西。其结果则连共产党的中央文件都承认是“动乱”，是“浩劫”，是“崩溃边缘”，毋需词费了。
因此，对待这个理论，不是什么革命党时代可以用、执政党时代不应再用的问题。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共产党其实是越执政，越要按此理论办事，因为它要靠此理论巩固政权。倒是赵勇说了实话：“要保证中共永远的执政地位，必须依靠笔杆子、枪杆子这两杆子”。而卢跃刚的阐释自然一针见血：二十一世纪，讲什么执政党的“两杆子”理论，就能解释为，在人类社会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的情形下，中共要巩固执政地位，一靠舆论，二靠暴力。
中国共产党未执政时，经常讲些民主自由、礼遇知识份子、乃至保障民治民享和多党联合政府之类的所谓“承诺”。这种“承诺”当年可谓三日一小讲，五日一大讲，讲得巧舌如簧，妙语如珠，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篇累牍，汗牛充栋。否则笑蜀先生也编不出一本《历史的先声》来了。当时中共为了争夺政权必须如此宣传，才能争取群众。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相信这些“承诺”而拥护中共的。及至中共取得了政权，这些“承诺”就束之高阁，不当真了。因为它本来就只是争取政权的手段而已。否则中共当局也不致把《历史的先声》（国内版）禁掉了。李慎之在为《历史的先声》（香港版）所写的序《革命压倒民主》里把中共这种出尔反尔之举分析得透彻之极。我们不应再被那种“革命党、执政党”的似是而非的所谓理论扰乱了思维。我以为，中共之所以坚持运用“两杆子”理论，而且越执政越坚持，乃是这个党为自己和国家所制定的制度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按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理论、史达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理论、以及毛泽东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理论，建立了党外不容有党、党内不容有派的党的制度，并建立了一党专政、党政合一、党凌于政、高度集中、领袖独裁的国家制度。在这? 邞漕謍蚺U，善良的人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共产党执政后不要再采用“两杆子”理论，岂非与虎谋皮！
要解决这个症结性的问题，必须从制度入手。这就是必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共产党的制度，改革国家的制度，共产党和国家都必需民主化，才是出路。
卢跃刚的《公开信》是为争取新闻自由和报人尊严而战，在当今仍被中共一党专政所控制的中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震聋发聩，开启民智，敲打中共。它与不久前焦国标在网上发表的《讨伐中宣部》一文一样地必将以不朽的二十一世纪檄文而载入史册！
壮哉檄文！勇哉义士！中国的民主化是有希望的。
二○○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写于
美国新泽西州
──转载自《争鸣》杂志2004年8月号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