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1日讯】节目：2004年8月21日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放眼大陆》（主持：黄绢；受访、整理：杨银波）
黄：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放眼大陆》，我是主持人黄绢。今天是《中国农民工调查》第十集的播出，请听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新内容。
杨：祖国啊，他们嫌我挡了城市的道路，嫌我污秽了城市的路面，嫌我让城市不够宽敞明亮，嫌我影响了交通，影响了他们的升迁和政绩。祖国啊，我只想摆一个小摊，每天能收到一些零钱，给孩子们交学费，支付老人的医疗费，我要让孩子们好好读书，不要再像我这样无用。祖国啊，我一定要让我的下一代，做一个不用摆摊的人，做一个不卑微的人，不要再像我这样，活着给城市添堵……（老蛋：《祖国啊，我只是摆个小摊》）
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国农民工调查》。《中国农民工调查》系列从6月19号播出以来，今天已经是第十集了。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要为我们总结这两个多月来的播出内容，进一步和大家共同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要如何更全面、更具体地帮助农民工？杨银波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为我们提出了农民工的根本问题。
杨：我们之前做了九集节目来共同探讨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这九集节目回顾起来，农民工的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那麽一个——我反复地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成本问题。第一个是务工成本。他们所要面对的收费名目很多，现在农民进城务工，需要办理外出务工卡、未婚证、生育证、健康证、暂住证等十多种证书，这就增加了民工的务工成本。第二个是健康成本。我们不能忽略民工的健康成本，就是说由于工作环境很恶劣，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那麽这就使得农民工的健康受到很大的损害。第三个是教育成本。我们曾经做过一次节目，专门谈北京民工子女学校的那些孩子们，是不是？
黄：是。
杨：这方面，全国各地都有相似之处，民工的子女只有出高价钱才能享受到受平等教育的权利。第四个成本是维权成本。由于这些民工的平等就业签约权利，他们法定的作息权利，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并且，他们在政治上，他们的政治权利也被严重地边缘化；这些就增加了他们的维权成本。从务工成本到健康成本、教育成本、维权成本，四个成本就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根本问题——成本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能够尽一切所想的、所能够想到的，竭尽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构思，也就是专门针对极为迫切、极为严肃、极为重要的大事，来探讨：中国农民工应该怎么办？我们这个社会，究竟应该如何帮助农民工？
尤其是我们这些作家，或者其他知识份子，比如律师、记者、教授、专家，乃至行政官员、司法人员、人大代表，他们也可以和我们连同这个节目一起来想一个沉重的大问题：如何更全面地、更具体地帮助到农民工？使每一个农民工都能感觉得到我们“在”帮他们，而不是我们好像只是嘴巴上说说而已，需要行动！那麽在需要行动之前，就需要一系列的周密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还必须要有行动的可能性，一定要使说的、想的，到最后能够变为现实。这几天我走了很多地方，我在笔记上、日记上写了很多的草稿、很多的反思，今天我就想借台北中央广播电台《放眼大陆》这个节目，从六个方面来谈——我们应该怎么去帮助他们？
“我们”，包括什么人呢？包括政府，包括民间，包括企业，也包括香港、台湾、大陆，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乃至于像欧盟这样的联合体等等。是的，要让全球共同关注中国农民工！那麽这六个方面呢，一个是教育的角度，一个是制度的角度，然后是交流的角度、工会的角度、民办的角度，最后是根本的角度。我们很快进入如何从教育这个角度去帮助中国农民工。
黄：好的。
杨：为什么要把教育作为帮助农民工的第一项呢？因为教育涉及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想想，中国各地的农民工子女，他们的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思想意识，他们的知识等等一系列的最早最早的启蒙，如果这些意识启蒙受到了损害、受到了歧视，使他们在幼小的心灵当中就感觉到了他们被排斥于社会之外，那麽你再如何帮助现在这些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还有较深世故心态的民工，已是无补于事。而那些还未长大成人，或者身体已经长大但心理还很薄弱的民工子女，如果没有受到优秀的教育，那麽他们将来为这个社会带来的问题将远比现在严重——今天中国日益严重的少年犯罪现象，已经证明了我的看法。所以，教育应当成为帮助中国农民工的第一项。
第一个，就是要对农民工子女大兴教育。怎么兴呢？第一，农民工的孩子如果在农村读书，我希望政府能够尽量减免他们的费用，并且多开设希望小学，把希望工程搞好，而且要使这个希望工程的公共捐款能够受到强烈的监督，使这些钱用到实处。第二，如果农民工的孩子在城里上学，那麽这些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也应当一样，在就近入学的时候不比城里的孩子多交任何一分钱的费用，使他们能够平等。第三，我希望把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费用尽量纳入到政府财政预算当中。第四，尤其是地方政府，对于民工子女学校（包括民工子女简易学校），应当支援，不要打压，让这些学校在市场当中去竞争。我希望政府能够起一个辅助作用，而不是去强制它。这是我的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的第一方面的建议。
黄：谈过了协助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之后，杨银波接下来和我们谈到的是如何协助农民工本身进行再教育。
杨：第二个，其实也是教育，只不过叫做再教育。前段时间，我到广东韶关去调查，那里的许多民工去招工的时候，他们起的价钱很高，老板不愿意接受这个价钱。为什么呢？因为对于民工价钱的门槛，其实是个技术门槛。如果民工技术不够、知识不够、操作能力还不行，那麽民工擡价就要免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建议是，让政府在全国范围以内，启动“农民工培育阳光工程”，这个工程要和希望工程一样，拥有同等的地位。如果要搞好这个工程，那麽中国的农业部、财政部、劳动部，我希望都能率先领头，并同时吸收社会资金、人才和技术力量，来全面启动这个全国性的大工程，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农民工的技术训练，也就是就业培训。
政府如果没有把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抓好，那麽最后会导致出很多问题。比如说，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容易产生治安问题；当民工群体的生存集体性地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广泛而公开的抗议，动乱更是难以避免，而且逞恶性循环之势。政府如果能够在根子上率先开头抓起来，同时允许民间力量大量参与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而不过多地考政治上的因素，那麽这个工程我想就能很容易地启动起来。对于费用的出法，我的建议是：政府负责公共知识培训的费用。比如说法律知识，比如说对于城市情形的了解，对于当地不同风情风俗的了解等等，这种公共知识的培训，这笔钱由政府出。另一笔呢，用工的企业和个人，由他们来解决技术培训的费用。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厂的民工很缺，需要一批民工，但是来了一批民工呢，你又觉得他们不行，然而你又迫切地需要一批有管理能力、有技术能力的较高素质的民工，那麽这个企业就应当让这些刚来的民工到学校里面去。到什么学校呢？到成人中专学校，到普通中专学校，或者到高级技工学校（截止2002年3月1日，中国共有技工学校3470所，其中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379所，包括高级技工学校229所，技术领域遍及机械、电子、航空、电力、石油、冶金、铁路等近30个部门和系统）。到这样的学校里面去学公共知识、技术知识。学满成功之后，那麽企业把民工带回去录用，企业再交一点钱给这个学校，这就使得培训机构的运作能够正常。民工可以在第一个月的工资当中，将一部分钱交给企业，用作就业前培训的报酬。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谈我的想法跟感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黄：我们在台湾的话，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企业会做一些内部的培训，也有一些会做建教合作。比方说，在学生还没有出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进行双方的合作，让这些学生在一边读书的情况之下，还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到工厂去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是一种建教合作。就是说，在他们还没有出学校之前，就让他们学一些必要的技术。
杨：你所谈的，与中国大陆相比较，基本属于两种不同的情况。中国的教育，截至目前其实仍是应试教育。近年来所提的“素质教育”，这个成效其实并不大，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和社会有效介面。所以很多从初中、高中出来的人还什么都不会干，只能将就很少的工资到厂里面去干，结果浪费五六年的青春，每个月的工资也就那麽五六百、六七百，没有多大增长。形象地说，这叫“吃青春饭”。我有很多朋友，经常在我这里作客，都是些与我年龄相仿的打工兄弟，他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理想、很大的抱负，就是要重新上学，掌握优秀的技术本领，甚至包括吸收管理经验。
有一些他们的朋友吧，就是所谓的“现实”一些，觉得我这些朋友不实际，还上什么学呢？以为学校学不出什么东西出来，而且出来打工不都是低人一等，过着那种“人在屋檐下”的日子吗？我认为，我的这些朋友想得没错，应该想办法去学，接受再教育；何况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亟需人才，为将来与自由的市场经济相接轨而做准备。从低处说，技术学在头脑当中，能够进行实际操作，而且有个技术等级和职能的证书，那麽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找工作也不用像以往那麽费劲，不怕时时丢失工作。我鼓励他们掌握实实在在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素质，终有一天将与今天的可怜处境道别。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一批人，肯定是未来民工大潮中的佼佼者。这是我从教育这个角度来谈，这个教育是一个再教育，是一个必要的再教育！
附：《放眼大陆》节目播出时间
首播：每周星期六：08时～09时（北京时间）重播：每周星期六：20时～21时（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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