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6日讯】何（自由亚洲电台香港记者何山）：蒋先生，再过两天就是中共16届2中全会召开，作为流亡海外的中国独立作家，您如何看待这次会议？
蒋：这次会议有一个备受外界关注的事情，就是中共军委主席江泽民是否会将军权在这次会议移交出来。我注意到一些媒体和网路文章对此所发表的看法，都较单纯的把它看成只是江泽民赖着不走不愿意交权。实质上更深刻的这应该反映的是中共政局内部上海帮与胡温帮之间的权力之争。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曾庆红与江泽民的关系互为表里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在中共16大，大批上海帮成员被江推入政治局，这是当年江泽民早就为今天的权力之争埋下的伏笔。江泽民离不开上海帮，上海帮也需要江泽民。如果江留住军权，在以后较长时间内将仍是上海帮牵制甚至反制胡温帮的有力武器。
何：就胡江之间是否真有矛盾冲突，中共曾多次出面辟谣，说没有这会事，您认为存在，您觉得胡温帮的结构，或者说组成如何，上海帮和胡温帮的矛盾表现在哪些方面？
蒋：胡景涛有着邓小平钦定的王储背景，也有众多元老像李瑞环，乔石，万里等的支持，而且他曾主政过中共的共青团，这些当年的团内骨干已是中国现在政治生态中的少壮派，在省部一级具有着强势实力。温家宝在赵紫阳主政时期即是其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当时已被作为中共第二梯队重要人选在加以培养。温家宝在政治局其实应该有着赵紫阳的旧部势力在政治局的意味。胡温帮不像上海帮只是一个区域性帮派，是由江泽民上台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携带进入北京的，胡温帮具有全国性。
我们知道《中国青年报》是胡景涛的亲信报，这家报纸曾就民生问题数度向上海帮出招。前不久就以讨伐的语气大幅报导了得江泽民宠爱的歌星宋祖英在四川万县动则2,000多万圆一场戏的演唱会。而四川万县是被列入国家重点扶贫的重要县市。文章有一个很刺激人心的数字对比，宋祖英数小时一场戏的收入万县一个普通老百姓需要210年来挣。批评宋祖英在一个贫困地区如此荒淫无度在很大程度不能不让人联想到这是在给江泽民一些脸色看。而且前不久网上传得很凶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国青年报》郭姓主笔对中宣部上级的顶撞，说中宣部不尊重专业，漠视人心，践踏民意，损害了报内同仁与中宣部的情感。我们都知道，中共向来有两手，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现在枪杆子在江泽民手上，笔杆子在曾庆红手上，曾庆红就是通过中宣部在控制中国笔杆子。对中宣部发难，实质上就是给上海帮难看。
何：您刚才谈到民生问题，在您看来民生问题是否会构成两派之间的一些影响？
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您看过我的文集，在我的文集中我很强调的一点就是“民生思潮”！现在中国国内兴起的维权运动，工潮，上访，为了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或生存财产的安危所进行的签名等等的活动，就是这种思潮的反映。我注意到自从胡温上台之后这类事件爆发的次数和频率比以往多而且快。我不认为这是胡温治下情势比以前更恶化。而是过去被按捺不让发出的声音，现在在较低层次上已经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喧泄。蒋彦永事件、丁子霖事件、刘荻事件、杜导斌事件、《南方都市报》案等等，在过去可能会作大得不得了的事情来处理，现在则不像从前那么虚张声势。蒋大夫、丁教授、刘荻分别是关了一段时间，都没判刑，杜导斌是被缓期3年，其实也等于没判。胡温政府现在从根本上不像以前江泽民时代宁愿制造甚至夸大矛盾，譬如法轮功事件，虚张自己的威力。他们是采取一边打，一边摸的战术。打是给世人看，摸是不希望造成敌人，树立新的对手。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对于江泽民无能或者放纵治下的腐败，胡温已有意通过民间的维权甚至抗争来对其制衡。温家宝就曾替民工向工厂主讨要过工资。这不是像以前朱镕基时代，只是做做样子，流几滴泪，而是对民间维护自己的生命与生存权所进行的努力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默许。这种默许很难说不是对上海帮打出的擦边球。
何：蒋彦永作为一个军中人士，有着广泛声誉，在他此次事件中是否反映着胡温帮与上海帮之间的较力？
蒋：我觉得还是会有的，蒋彦永被誉为中国的良心，对这样一位人士的处置无论在国际国内其影响都会是深远的，因此一定会有交流与磋商。为维护自己主政政策的一致性，胡温会有动作。不然，如果只是江泽民时期，蒋彦永事件很可能演变成当年的法轮功事件，非要一刀子捅下去，惩治到底不可，不会手软。对蒋彦永的处置，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蒋彦永事件，因为他牵连着背后许多双张大了看新一届政治人物对“6.4”事件的态度的眼睛。因此胡温会很慎重。关于蒋大夫事件我就写过好几篇有影响的诗作。
何：您认为胡温帮反制或者与上海帮产生摩擦除了《中国青年报》还有哪些途经，或者只是《中国青年报》？
蒋：胡温帮是一届新政府的主政者，他们会有许多内幕外界难知。《中国青年报》作为一份亲信报，它传达的信息其实已经属于较外围的事情。但有一点我想说，一个主政者要想在自己的任内建功立业，审时度势正确的运用他所面临的社会思潮是极其重要的。上个世纪邓小平上台初期，在中国兴起一股“国家大机器里‘人’被发现”的社会思潮（官方说法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思潮”），当时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朦胧诗派，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直至后来的“河殇热”，邓氏起初很清醒的抓住并运用了这一有利的思潮，使他的改革理念在中国社会站稳了脚跟并让自己的地位拥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6.4”的出现其实是中国社会更深入改革的挈机，只是后来当局没能善用此资源，或者说当时的良好氛围超出来改革设计师邓氏的愿望而致使它流产。
现在中国社会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民生问题不断涌现，拆房抢地、做工领不到工资、种地只收入白条、贫富悬殊增大、ＳＡＲＳ、爱滋病、官商勾结、腐败盛行、黑道猖獗，生产生存环境恶劣等等普遍的社会问题日渐引起民众的愤怒与不满，现在社会已经走出“6.4”时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迷茫的个人主义思潮，正逐渐形成一股反抗恶劣现实的“民生思潮”。2001年前后我的一系列这方面的作品像《农民》、《农家女》、《江南，我该以怎样的痛苦回首位的江南》、《呼唤英雄》等就在大陆网路引起轰动，2003年大陆一本报导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又震动了世人。孙志刚事件、南都案事件、孙大午事件、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网路签名维权活动。现在只要走上网路就会碰上各种各样的有关此类的文章，“民生思潮”已经是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事实。如果胡温对此能善加运用，对于自己不会不是有利的一面。而且我感到胡温政府似乎已注意到这点，甚至也正有意无意利用着。对于民运事件边打边摸，你很难不去联想，胡温其实也怕真正伤害这股对自己有利的势力。
何：蒋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时间。不久我将去华盛顿。
蒋：谢谢您的采访，欢迎您来美国！
（2004/9/13洛杉矶西部时间晚上9点）
——转载自《民主通讯．新闻与评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