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6日訊】何（自由亞洲電台香港記者何山）：蔣先生，再過兩天就是中共16屆2中全會召開，作為流亡海外的中國獨立作家，您如何看待這次會議？
蔣：這次會議有一個備受外界關注的事情，就是中共軍委主席江澤民是否會將軍權在這次會議移交出來。我注意到一些媒體和網路文章對此所發表的看法，都較單純的把它看成只是江澤民賴著不走不願意交權。實質上更深刻的這應該反映的是中共政局內部上海幫與胡溫幫之間的權力之爭。在當今中國的政治生態中，曾慶紅與江澤民的關係互為表裡這已經是公開的事實。在中共16大，大批上海幫成員被江推入政治局，這是當年江澤民早就為今天的權力之爭埋下的伏筆。江澤民離不開上海幫，上海幫也需要江澤民。如果江留住軍權，在以後較長時間內將仍是上海幫牽制甚至反制胡溫幫的有力武器。
何：就胡江之間是否真有矛盾衝突，中共曾多次出面闢謠，說沒有這會事，您認為存在，您覺得胡溫幫的結構，或者說組成如何，上海幫和胡溫幫的矛盾表現在哪些方面？
蔣：胡景濤有著鄧小平欽定的王儲背景，也有眾多元老像李瑞環，喬石，萬里等的支持，而且他曾主政過中共的共青團，這些當年的團內骨幹已是中國現在政治生態中的少壯派，在省部一級具有著強勢實力。溫家寶在趙紫陽主政時期即是其中央書記處書記，在當時已被作為中共第二梯隊重要人選在加以培養。溫家寶在政治局其實應該有著趙紫陽的舊部勢力在政治局的意味。胡溫幫不像上海幫只是一個區域性幫派，是由江澤民上台後，一人得道，雞犬昇天，攜帶進入北京的，胡溫幫具有全國性。
我們知道《中國青年報》是胡景濤的親信報，這家報紙曾就民生問題數度向上海幫出招。前不久就以討伐的語氣大幅報導了得江澤民寵愛的歌星宋祖英在四川萬縣動則2,000多萬圓一場戲的演唱會。而四川萬縣是被列入國家重點扶貧的重要縣市。文章有一個很刺激人心的數字對比，宋祖英數小時一場戲的收入萬縣一個普通老百姓需要210年來掙。批評宋祖英在一個貧困地區如此荒淫無度在很大程度不能不讓人聯想到這是在給江澤民一些臉色看。而且前不久網上傳得很兇的一篇文章，就是《中國青年報》郭姓主筆對中宣部上級的頂撞，說中宣部不尊重專業，漠視人心，踐踏民意，損害了報內同仁與中宣部的情感。我們都知道，中共向來有兩手，一手抓槍桿子，一手抓筆桿子。現在槍桿子在江澤民手上，筆桿子在曾慶紅手上，曾慶紅就是通過中宣部在控制中國筆桿子。對中宣部發難，實質上就是給上海幫難看。
何：您剛才談到民生問題，在您看來民生問題是否會構成兩派之間的一些影響？
蔣：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您看過我的文集，在我的文集中我很強調的一點就是「民生思潮」！現在中國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工潮，上訪，為了自己或者他人的生命或生存財產的安危所進行的簽名等等的活動，就是這種思潮的反映。我注意到自從胡溫上台之後這類事件爆發的次數和頻率比以往多而且快。我不認為這是胡溫治下情勢比以前更惡化。而是過去被按捺不讓發出的聲音，現在在較低層次上已經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喧洩。蔣彥永事件、丁子霖事件、劉荻事件、杜導斌事件、《南方都市報》案等等，在過去可能會作大得不得了的事情來處理，現在則不像從前那麼虛張聲勢。蔣大夫、丁教授、劉荻分別是關了一段時間，都沒判刑，杜導斌是被緩期3年，其實也等於沒判。胡溫政府現在從根本上不像以前江澤民時代寧願製造甚至誇大矛盾，譬如法輪功事件，虛張自己的威力。他們是採取一邊打，一邊摸的戰術。打是給世人看，摸是不希望造成敵人，樹立新的對手。我甚至有這樣一種感覺，對於江澤民無能或者放縱治下的腐敗，胡溫已有意通過民間的維權甚至抗爭來對其制衡。溫家寶就曾替民工向工廠主討要過工資。這不是像以前朱鎔基時代，只是做做樣子，流幾滴淚，而是對民間維護自己的生命與生存權所進行的努力開始有了一定程度的默許。這種默許很難說不是對上海幫打出的擦邊球。
何：蔣彥永作為一個軍中人士，有著廣泛聲譽，在他此次事件中是否反映著胡溫幫與上海幫之間的較力？
蔣：我覺得還是會有的，蔣彥永被譽為中國的良心，對這樣一位人士的處置無論在國際國內其影響都會是深遠的，因此一定會有交流與磋商。為維護自己主政政策的一致性，胡溫會有動作。不然，如果只是江澤民時期，蔣彥永事件很可能演變成當年的法輪功事件，非要一刀子捅下去，懲治到底不可，不會手軟。對蔣彥永的處置，其實不是一個單純的蔣彥永事件，因為他牽連著背後許多雙張大了看新一屆政治人物對「6.4」事件的態度的眼睛。因此胡溫會很慎重。關於蔣大夫事件我就寫過好幾篇有影響的詩作。
何：您認為胡溫幫反制或者與上海幫產生摩擦除了《中國青年報》還有哪些途經，或者只是《中國青年報》？
蔣：胡溫幫是一屆新政府的主政者，他們會有許多內幕外界難知。《中國青年報》作為一份親信報，它傳達的信息其實已經屬於較外圍的事情。但有一點我想說，一個主政者要想在自己的任內建功立業，審時度勢正確的運用他所面臨的社會思潮是極其重要的。上個世紀鄧小平上台初期，在中國興起一股「國家大機器裡『人』被發現」的社會思潮（官方說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其實我覺得應該是真正意義上的「個人主義思潮」），當時中國文化界出現了朦朧詩派，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直至後來的「河殤熱」，鄧氏起初很清醒的抓住並運用了這一有利的思潮，使他的改革理念在中國社會站穩了腳跟並讓自己的地位擁有了堅實的社會基礎。「6.4」的出現其實是中國社會更深入改革的挈機，只是後來當局沒能善用此資源，或者說當時的良好氛圍超出來改革設計師鄧氏的願望而致使它流產。
現在中國社會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入，民生問題不斷湧現，拆房搶地、做工領不到工資、種地只收入白條、貧富懸殊增大、ＳＡＲＳ、愛滋病、官商勾結、腐敗盛行、黑道猖獗，生產生存環境惡劣等等普遍的社會問題日漸引起民眾的憤怒與不滿，現在社會已經走出「6.4」時期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精神迷茫的個人主義思潮，正逐漸形成一股反抗惡劣現實的「民生思潮」。2001年前後我的一系列這方面的作品像《農民》、《農家女》、《江南，我該以怎樣的痛苦回首位的江南》、《呼喚英雄》等就在大陸網路引起轟動，2003年大陸一本報導文學《中國農民調查報告》又震動了世人。孫志剛事件、南都案事件、孫大午事件、大大小小層出不窮的網路籤名維權活動。現在只要走上網路就會碰上各種各樣的有關此類的文章，「民生思潮」已經是中國社會無法迴避的事實。如果胡溫對此能善加運用，對於自己不會不是有利的一面。而且我感到胡溫政府似乎已注意到這點，甚至也正有意無意利用著。對於民運事件邊打邊摸，你很難不去聯想，胡溫其實也怕真正傷害這股對自己有利的勢力。
何：蔣先生，非常感謝您的時間。不久我將去華盛頓。
蔣：謝謝您的採訪，歡迎您來美國！
（2004/9/13洛杉磯西部時間晚上9點）
——轉載自《民主通訊．新聞與評論》(http://www.dajiyuan.com)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