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9日讯】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上网看美女图片，4个办事视窗居然无人值班，唱起了空城计。近日，杭州市区个别市直机关、乡镇街道的散漫懈怠作风，被当地媒体曝光，成为市委书记严厉批评的反面典型。
以明查暗访、舆论监督为手段，推动机关效能建设，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促进依法行政，提高执政能力的一项务实举措。截至8月底，有120人被辞退，146人落聘待岗，659人受到戒勉。
中国老百姓习惯把手中握有权力的干部叫做官。众所周知，为官之道应该是执政为民。然而，现在少数干部奉行的却是另外一套“为官之道”。主要表现有以下五种：
（一）“秀”官──有的地方热衷做秀，靠做秀捞取政绩。比起真抓实干，官员做秀所付出的劳动和心血可谓不费吹灰之力。更重要的是，官员做秀所冒的风险不高。这导致有的地方做秀成风。官员做秀的方法不一而足，有的“秀”在行为上，有的“秀”在口号上，有的秀在数位上，数位出官、官出数位。
（二）“等”官──在中国，干部提拔使用是有周期律的。以乡镇一把手为例。他的提拔调动先从小乡镇调到大乡镇，再从大乡镇调进城，3年一换，乡镇党政一把手很少有人长远打算，往往抱着“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的心态。这种短期心理往往催生出立竿见影的“政绩工程”。
（三）“跑”官──下级到上级那里汇报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有的干部勤跑却不是为了联系工作，而是为了拉拢与上级的私人感情。这种变味的“跑”往往与“送”联系在一起，无怪乎社会上流传着“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顺口溜。在形形色色的“跑官”之中，尚未引起人们关注的是公 款“跑官”。每到逢年过节，下级公款“跑”官之风最盛，一些地方把“给领导送温暖”当作了头等大事。
（四）“告”官──有的干部为了把竞争对手拉下马来，或者自己升迁无望，也不希望别人被提拔上去，于是费尽心思写匿名信、告状。与人们早已司空见惯的“民告官”现象相比，这类“官告官”的现象由于见不得阳光，尚不为人们所熟知。
（五）“混”官──由于没有引入“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竞争淘汰机制，机关里存在不少混日子的干部：一类是贪图享乐型。一类是消极怠工型。有的老百姓反映的机关“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就是一些提拔无望的干部所为。这批干部中有不少人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成了改进机关作风的难点。
“秀”官、“等”官、“跑”官、“告”官、“混”官这些现象的存在，反映了在干部考察、任用、管理等各环节中的问题。
为政廉洁，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治文化对政府官员的基本要求。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政体，在目的性与手段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反腐倡廉、对官员实行监察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即有带监察性质的“御史”之职。秦始皇一统天下，置御史大夫。汉设御史台，归属办理宫中内务的少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门的监察机构。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监察制度更趋完善。宋代监察制度的变化主要是在地方设立通判，兼掌对地方官的监察，成为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明、清两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虽有左右都御史掌院，但各道监察御史的活动则直接受皇帝节制，不受都御史统辖，同时扩大并加强了监察御史的活动范围及权力。明朝以后又设六科对官员进行督察，并向皇帝进行规谏，以牵制宰相的权力。
从以上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对官员的有效监察必须有一整套逐渐完善的制度。
首先是以司法介入为手段，维护纲纪，以达到保持官员廉洁、巩固政权的目的。所以历代皇朝莫不把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作为监察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御史不仅对违法官吏进行弹劾，也可由皇帝赋予直接审判之权，并对审判机构实行监督。加之在监察过程中对朝政中所存在的弊端向君主实行劝谏，因而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起到了巩固作用。唐代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一次曾派遣22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任人唯贤，一时之际，令官吏震惊，更不敢贪赃枉法，稍加懈怠。可见“贞观之治”的开创，与惩治贪官、厉行监察有着密切联系。
其次是监察机构的职责十分明确、具体，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唐代，御史官阶虽不过八品，但可以直接弹劾中央及地方官员。宋代甚至可以弹劾宰相。这种权力的赋予，对于官员的广泛监督，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再次是对监察官员权力的制约。古代监察机构及官员相对独立，有职有权，是廉政建设中制衡机制的体现。这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从整个政治结构来看，是同体监督；但从结构内部的相互制约来讲，其相对独立，又是异体监督的表现。监察官员权力过大，不加制约也不行。唐初为了保证御史行使监察权，允许御史“风闻上奏”，即不管所奏之事是否确凿，都不加追究。至唐中宗时，弹劾官员必须先送奏章，有关部门批准后才可当庭弹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御史的权力。宋代又给尚书省以奏报御史失职之权，使政府与监察部门相互牵制。这种制约权力的方法，在廉政肃贪、保证监察制度的正确施行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过，古代对官员的监察毕竟是为专制君主服务，并为其操纵的，归根结底不出人治的范畴。因此对官员监察的效果，对制度执行的好坏，往往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品质及抱负。当皇帝比较贤明，能虚怀纳谏，想求得吏治清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时，则铁面无私的御史方能发挥其监督百官的作用；一旦皇帝昏聩，吏治腐败，再好的制度也会徒有形式，监察职能不但不能发挥，反而会适得其反。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