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3日讯】三、全面危机：改革已死，转型无望
上访浪潮仅仅表明稳定主义遭遇了全面的社会危机，而这一社会危机是以经济危机、能源危机和文化危机为背景的。
如果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是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那么到了90年代，中国改革则以“分利”为主要特征。特别今天，这种改革已经到了尽头，决策层已经丧失了改革资源。体制内的资源已经部分民间化，更多的资源被集团化和诸侯化而遭遇“分配刚性”。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改革制造了大量的权贵资本家。由于瓜分、也由于权贵资本的无效率，中国产生了更多的新无业者（没有产业也没有工作）。上访是中国无业者造反和抗议的先声。
稳定党领导的“改革”是一场急功近利的分配狂潮，是以“我死之后不管洪水滔天”为主导思想的。这一末日疯狂一方面导致了农村的赤贫，另一方面导致了城市的盲目扩张──任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被挤到了政治边缘。200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承认：中国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撇开所谓权力斗争的因素不谈，有关专家指出，如果按照世界银行规定的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超过两亿（ＶＯＡ）。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场滥用公款吃喝消费的问题普遍，近几年各地每年公款吃喝超过人民币1千亿元，擅用公家车辆的开支也达1千亿元，这笔钱加起来足可修建一个三峡水库。
中国城市经济虚假的繁荣（或ＧＤＰ中心主义）不仅是以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为代价的，也是以环境破坏和能源消耗为代价的。考虑环境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这场改革是一场民族灾难。它甚至使理性的社会转型丧失了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
2004年夏初，北京、上海、广州出现大暴雨导致整个城市瘫痪。这一事件开始引起网络媒体的关注。事实上这一悲剧不仅表明稳定党的城市改革完全不顾城市的长久发展和市民利益；而且也说明，改革的“成绩”仅仅是统计数据上的。一份研究成果指出，近几年来中国工业企业间形成的不良债务拖欠日益严重，中国银行系统又增加了人民币（下同）1万5,000亿元（3,105亿新元）不良资产，目前总额高达2万亿元。截止去年底，仅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间形成的不良债务拖欠就高达1万8,624亿元，比前年增长了16.9%。《经济参考报》的报导认为，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不仅将使一大批企业被债务所拖垮、拖死，而且将造成银行的不良债权更加难以清回，对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政府给普通老百姓拥有的私营企业的贷款，在贷款总数中只占1%。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钱、放在银行里的储蓄以及其它由政府控制的财源，大部分都没有被用到真正可持续发展、可以长期给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的项目上。美国宾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林崴（Arthur Waldron）说，中国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不可全信，而且那些增长数字不代表中国社会健康的经济发展。
由于城市的扩张，水资源短缺成为发展的第一个瓶径。没有更精确的统计表明中国90年代以来多少河流和湖泊已经消失，多少地下水污染和减少。但人们根据经验能意识到这些重大变化。可以说，中国水资源的枯竭是“改革”的第1个牺牲品。2004年7月15日《新京报》报导说：目前，北京最大的水库密云水库现库存量6.6亿立方米，距离满足正常供水还差2亿立方米的水，这是近6年来的最低点。从1998年以来，密云水库库存量一直在不停下降，今年4月份达到了最低点，库容量不到总蓄水量的1/4。而作为北京应急水库的十三陵水库，今年水位曾下降到了84米，而要启动发电机组的水位标准则需海拔85米。该报导称：北京地下水位每年降低3米，地下水位已下降至18米。北京缺水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居民用水紧张。据了解，北京饮用水50%多来自密云水库。北京的用水以前70%依靠地下水，后来地下水严重短缺，目前已经颠倒过来，地下水已经超负荷运转。北京的问题是中国一些城市的共同问题。
最近随着“胡温新政”推动“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电荒”问题被披露出来。2004年7月12日美国之音一篇报导说：中国很多省市的用电量就供不应求。首都北京最近电力告急，6千多家非连续性生产工业企业开始轮流周休，减少用电量。夏季缺电并不是北京才有的现象，浙江也在闹电荒，像是宁波、温州、绍兴、杭州、湖州等地都缺电。许多企业采取停3天开4天或是停2天开5天的措施，而这就影响到企业正常的生产。据《工人日报》说，今年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缺电最紧急的一年，中国各地都出现电力不足的现象。供电当局将采取应急措施，包括限制一般用户和非重点工程用电量。
尽管有学者认为缺电问题主要是体制问题，但这些评论没有注意到中国增加电力供应所付出的能源代价和环境代价。《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导指出：目前中国将近3/4的新增发电能力来自火力发电，其中主要是燃煤发电。专家指出，高度依赖燃煤发电使得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持续恶化，甚至可能影响到中国周边国家，中国政府必须尽快采取行动，降低环境品质恶化的速度。该报导转引《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称：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趋势在2003年骤然停止，该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达到2,160万吨，是自1998年来首次突破2,000万吨。报导引述亚洲开发银行环境工程师丹．米利森的话说，中国这几年来空气质量改善的情况已经完全逆转，空气质量明显恶化。而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不仅遍及中国各地，也被风吹到了韩国、日本、香港等与中国邻近的地区，造成跨国性的酸雨等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2大能源消费国，仅次于美国，但能源储备量却远远低于美国。去年中国用电量的增长率达到了15.4%的最高水平，但是发电能力还是远远无法满足用电需求。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谢振华承认，尽管中国正在建设污染较轻的燃气发电厂以及核电厂，但今后至少20年内中国的电力主要还是必须依靠燃煤电厂来提供。
燃煤发电导致环境污染，已经使中国很多大城市不适合人类居住。而煤炭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无数骇人听闻的矿难。2004年7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导说：中国每生产百万吨煤就有近3名矿工遇难。这个数字是最近才降下来的。2000年煤炭生产百万吨死亡率为6.096。2001年为5.07,2002年为4.64,2003年为4.17。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学说：2004年上半年全国煤矿发生事故1,736起，死亡2,644人。业内人士指出，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煤矿安全状况仍然相当落后，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其它产煤国家煤矿事故死亡总数。其中，美国的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仅为0.03,一年死亡仅30多人。此外，中国每年至少有18万人死于生产事故（2004年上半年为6.4万人，为历年最底），平均每天有350人死于工业、道路、航海及航空事故以及火灾。
不过与电荒比较起来，中国的石油危机更为严重，而石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煤炭、天然气、电力等的价格上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报告，受国际油价的影响，在2003年1月，国内能源及相关产品的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原油价格环比（与前月相比）上升7.6%，同比上升42.7%；成品油价格环比上升1.8%，同比上升25%；1月煤炭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上升3.2%；电力价格也微幅爬升，环比上涨0.4%，同比上升1%；天然气价格环比上涨0.6%同比上升0.7%。
中国的石油危机首先当然是一个体制问题。有研究者称：中国石油消费的市场化程度在迅速提高，但石油供应仍处于过度垄断之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3大石油公司几乎垄断了国内原油产出；而进口原油方面，拥有进口专营权的也只有4家（上述三家加上中化），而依赖配额生存的其它小规模进口商只能分享20%左右的配额；成品油的批发几乎由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垄断，而零售方面，两大公司在各自区域上都具有垄断力量。
但是，中国的石油危机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也是一个绝对贫困的问题。特别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对石油的需求也在迅速攀昇。从1996年起，中国就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第3大石油消费国。有资料显示，去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已接近7,000万吨，而到2005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将达到1亿吨。一项关于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预测，披露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到2020年，中国石油缺口达2.5亿吨至4.3亿吨。专家甚至预言，中国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增长，今后新增的石油需求量几乎要全部依靠进口，到2020年前后，石油进口量有可能超过3亿吨，而成为世界第1大油品进口国。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孟全生在接受采访时称，石油资源短缺带来的石油安全危机不仅关系中国石化产品的长远发展和竞争力，更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1993年，中国已是石油纯进口国，不间断的开采不是解决石油资源短缺的根本之道。即使大庆油田最辉煌时年产油量也不过5千万吨，中国没有第2个大庆。孟全生将中国石油安全危机的解决之道归于“走出去”三个字：不仅走出国门，更要走出过分依赖石油的单一能源结构的误区。然而“安大线胎死腹中”、“日韩蚕食东海资源”、“马六甲能源困局”等问题给“走出去”的政策蒙上了阴影。
中国关于石油安全的讨论和美伊战争有关。当美国以“推翻萨达姆”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之时，中国政府紧急斥资15.7亿美元，购买了5,000万桶（约690万吨）石油作为战略储备，这相当于目前中国25天的进口量。《联合早报》报导说：中国目前石油储备只能够维持7到15天，石油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一旦因战事或其它原因遭到禁运，中国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以目前中国的石油储备能力，一旦台湾海峡发生战事，美国只要切断中国石油进口的海上信道10天以上，就会极大地削弱中国持续作战的能力。因此石油储备与“统一大业有关”。不过，尽管中国为了应对石油危机进行了很多“战略部署”，但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应对危机的办法，没有一条在短期内管用。
苏联崩溃的若干原因中，石油生产出现瓶颈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苏联的石油现瓶更多是决策问题和运输问题，而中国的问题主要是能源绝对短缺的问题。另外，苏联停滞也跟人口结构出现问题有关，而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和人口过剩问题是相伴而升的。与此相关，粮食危机与农地垦殖过量也互相促进。中、苏在一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要对上述问题的持续增长承担责任。这一背景使中国社会转型更为困难。分析家往往只是注意到经济改革的成果对社会转型的正面贡献，却没有注意到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以能源枯竭、土地耗尽及环境破坏为代价的。
另外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是社会道德风尚。总的来说，苏联的宗教传统和知识资源并没有被社会主义彻底摧毁，这为社会变革提供了软支持。中国经过10年“文革”，特别是经过这15年的“改革”，社会道德彻底败坏，大学精神荡然无存，而全社会出现了整体混乱的局面。显然，中国政治危机已经陷入全面危机。这不仅表现在上访浪潮愈演愈烈方面，也表现在中央决策的混乱和诸侯主义的兴起，更经常表现为政府部门和全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参见拙文《李思怡身后的世界》，原载《民主中国》2004年6月号）。但是，全面失序仅仅意味着黑社会统治的乘虚而入，却不意味着向理性社会转型的条件已经成熟。换句话说，中国改革已死，稳定已经终结，但转型无望。不容置疑，中国已经具备了变革的所有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前景并不乐观。这一悲观局面也许正是“神学自由主义”提出的历史背景：信仰重建和网络自由主义被视为告别革命的理论出路。
2003年夏天，我和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先生有几次长谈。其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讲述的1938年经过梓潼去延安的经历。他在梓潼被国民党关了1个月，“在这1个月当中，我比较深刻地了解到国民党统治下贫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加深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恨，再一次的认为参加共产党的正确。在梓潼警察所被拘留期间，对我教育最深的，是使我能够亲眼观察到一些真正受苦受难的贫民老百姓。把抓到这里来的，大多数是交不起租之或者交不起罚款的人。到这里来告状的大多是受到百般欺压来申冤求救的人。在这里受到拘押的人，也大多是遭受冤屈、不甘忍受毒打凌辱、出于一时激愤而反抗或者铤而走险的人。有一位老农的悲惨遭遇我记忆至今。他因拖欠财主的高利贷，财主就要抓他10岁的儿子抵债，他打伤了前来抓人的狗腿子。几个狗腿子就把他的儿子打死了。这个财主为了毁灭罪证，叫人把小孩尸体剁成小块丢到大粪坑里。老汉捞出尸体到镇公所去告状，镇公所却不予理睬，老汉愤怒之下打伤了财主的儿子，这样镇公所就把老汉打得头破血流，然后送到县警察所关押起来。……”（转引《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历史充满了吊诡，“老农”的子孙仍然在承受当年的悲惨命运，而我们这一代人仍然在重复胡绩伟先生的“革命道路”。我们要感谢胡绩伟先生这一代人对“延安道路”的反省，这使我们并不打算再去延安；但是，我们究竟要往哪里去呢？──愿上帝怜悯中国！
（2004年7月20日星期二定稿于北京）
〔转载自《民主中国》http://www.chinamz.org/〕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