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3日訊】三、全面危機：改革已死，轉型無望
上訪浪潮僅僅表明穩定主義遭遇了全面的社會危機，而這一社會危機是以經濟危機、能源危機和文化危機為背景的。
如果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改革是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徵的，那麼到了90年代，中國改革則以「分利」為主要特徵。特別今天，這種改革已經到了盡頭，決策層已經喪失了改革資源。體制內的資源已經部份民間化，更多的資源被集團化和諸侯化而遭遇「分配剛性」。這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後改革時代，改革製造了大量的權貴資本家。由於瓜分、也由於權貴資本的無效率，中國產生了更多的新無業者（沒有產業也沒有工作）。上訪是中國無業者造反和抗議的先聲。
穩定黨領導的「改革」是一場急功近利的分配狂潮，是以「我死之後不管洪水滔天」為主導思想的。這一末日瘋狂一方面導致了農村的赤貧，另一方面導致了城市的盲目擴張──任何可持續發展的觀念被擠到了政治邊緣。2004年7月17日《人民日報》一篇文章承認：中國去年未解決溫飽（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80萬人。這是改革開放之後扶貧開發歷史上的第一次。撇開所謂權力鬥爭的因素不談，有關專家指出，如果按照世界銀行規定的每天1美元的貧困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超過兩億（ＶＯＡ）。另外一方面，中國官場濫用公款吃喝消費的問題普遍，近幾年各地每年公款吃喝超過人民幣1千億元，擅用公家車輛的開支也達1千億元，這筆錢加起來足可修建一個三峽水庫。
中國城市經濟虛假的繁榮（或ＧＤＰ中心主義）不僅是以農村和城市弱勢群體為代價的，也是以環境破壞和能源消耗為代價的。考慮環境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這場改革是一場民族災難。它甚至使理性的社會轉型喪失了基本的物質條件和文化條件。
2004年夏初，北京、上海、廣州出現大暴雨導致整個城市癱瘓。這一事件開始引起網絡媒體的關注。事實上這一悲劇不僅表明穩定黨的城市改革完全不顧城市的長久發展和市民利益；而且也說明，改革的「成績」僅僅是統計數據上的。一份研究成果指出，近幾年來中國工業企業間形成的不良債務拖欠日益嚴重，中國銀行系統又增加了人民幣（下同）1萬5,000億元（3,105億新元）不良資產，目前總額高達2萬億元。截止去年底，僅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間形成的不良債務拖欠就高達1萬8,624億元，比前年增長了16.9%。《經濟參考報》的報導認為，這種狀況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不僅將使一大批企業被債務所拖垮、拖死，而且將造成銀行的不良債權更加難以清回，對中國剛剛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秩序造成嚴重的威脅。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政府給普通老百姓擁有的私營企業的貸款，在貸款總數中只占1%。老百姓辛辛苦苦攢下的錢、放在銀行裡的儲蓄以及其它由政府控制的財源，大部份都沒有被用到真正可持續發展、可以長期給社會提供就業機會的項目上。美國賓州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林崴（Arthur Waldron）說，中國對外公佈的經濟增長數字不可全信，而且那些增長數字不代表中國社會健康的經濟發展。
由於城市的擴張，水資源短缺成為發展的第一個瓶徑。沒有更精確的統計表明中國90年代以來多少河流和湖泊已經消失，多少地下水污染和減少。但人們根據經驗能意識到這些重大變化。可以說，中國水資源的枯竭是「改革」的第1個犧牲品。2004年7月15日《新京報》報導說：目前，北京最大的水庫密雲水庫現庫存量6.6億立方米，距離滿足正常供水還差2億立方米的水，這是近6年來的最低點。從1998年以來，密雲水庫庫存量一直在不停下降，今年4月份達到了最低點，庫容量不到總蓄水量的1/4。而作為北京應急水庫的十三陵水庫，今年水位曾下降到了84米，而要啟動發電機組的水位標準則需海拔85米。該報導稱：北京地下水位每年降低3米，地下水位已下降至18米。北京缺水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是居民用水緊張。據瞭解，北京飲用水50%多來自密雲水庫。北京的用水以前70%依靠地下水，後來地下水嚴重短缺，目前已經顛倒過來，地下水已經超負荷運轉。北京的問題是中國一些城市的共同問題。
最近隨著「胡溫新政」推動「宏觀調控」政策，「中國電荒」問題被披露出來。2004年7月12日美國之音一篇報導說：中國很多省市的用電量就供不應求。首都北京最近電力告急，6千多家非連續性生產工業企業開始輪流周休，減少用電量。夏季缺電並不是北京才有的現象，浙江也在鬧電荒，像是寧波、溫州、紹興、杭州、湖州等地都缺電。許多企業採取停3天開4天或是停2天開5天的措施，而這就影響到企業正常的生產。據《工人日報》說，今年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缺電最緊急的一年，中國各地都出現電力不足的現象。供電當局將採取應急措施，包括限制一般用戶和非重點工程用電量。
儘管有學者認為缺電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但這些評論沒有注意到中國增加電力供應所付出的能源代價和環境代價。《美國之音》的另一篇報導指出：目前中國將近3/4的新增發電能力來自火力發電，其中主要是燃煤發電。專家指出，高度依賴燃煤發電使得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持續惡化，甚至可能影響到中國周邊國家，中國政府必須儘快採取行動，降低環境品質惡化的速度。該報導轉引《華爾街日報》的消息稱：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空氣質量持續改善的趨勢在2003年驟然停止，該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達到2,160萬噸，是自1998年來首次突破2,000萬噸。報導引述亞洲開發銀行環境工程師丹．米利森的話說，中國這幾年來空氣質量改善的情況已經完全逆轉，空氣質量明顯惡化。而空氣中的有害物質不僅遍及中國各地，也被風吹到了韓國、日本、香港等與中國鄰近的地區，造成跨國性的酸雨等環境污染問題。
中國目前是世界第2大能源消費國，僅次於美國，但能源儲備量卻遠遠低於美國。去年中國用電量的增長率達到了15.4%的最高水平，但是發電能力還是遠遠無法滿足用電需求。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謝振華承認，儘管中國正在建設污染較輕的燃氣發電廠以及核電廠，但今後至少20年內中國的電力主要還是必須依靠燃煤電廠來提供。
燃煤發電導致環境污染，已經使中國很多大城市不適合人類居住。而煤炭工業的發展，導致了無數駭人聽聞的礦難。2004年7月21日《中國青年報》報導說：中國每生產百萬噸煤就有近3名礦工遇難。這個數字是最近才降下來的。2000年煤炭生產百萬噸死亡率為6.096。2001年為5.07,2002年為4.64,2003年為4.17。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王德學說：2004年上半年全國煤礦發生事故1,736起，死亡2,644人。業內人士指出，與其它國家相比，中國煤礦安全狀況仍然相當落後，事故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世界其它產煤國家煤礦事故死亡總數。其中，美國的煤炭百萬噸死亡率僅為0.03,一年死亡僅30多人。此外，中國每年至少有18萬人死於生產事故（2004年上半年為6.4萬人，為歷年最底），平均每天有350人死於工業、道路、航海及航空事故以及火災。
不過與電荒比較起來，中國的石油危機更為嚴重，而石油危機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強化了煤炭、天然氣、電力等的價格上漲。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報告，受國際油價的影響，在2003年1月，國內能源及相關產品的價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原油價格環比（與前月相比）上升7.6%，同比上升42.7%；成品油價格環比上升1.8%，同比上升25%；1月煤炭價格環比上漲0.3%，同比上升3.2%；電力價格也微幅爬升，環比上漲0.4%，同比上升1%；天然氣價格環比上漲0.6%同比上升0.7%。
中國的石油危機首先當然是一個體制問題。有研究者稱：中國石油消費的市場化程度在迅速提高，但石油供應仍處於過度壟斷之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3大石油公司幾乎壟斷了國內原油產出；而進口原油方面，擁有進口專營權的也只有4家（上述三家加上中化），而依賴配額生存的其它小規模進口商只能分享20%左右的配額；成品油的批發幾乎由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家壟斷，而零售方面，兩大公司在各自區域上都具有壟斷力量。
但是，中國的石油危機不僅僅是一個體制問題，也是一個絕對貧困的問題。特別是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對石油的需求也在迅速攀昇。從1996年起，中國就成為繼美國、日本之後的第3大石油消費國。有資料顯示，去年中國石油進口量已接近7,000萬噸，而到2005年，中國石油進口量將達到1億噸。一項關於中國未來能源供需的預測，披露出了一個驚人的數字：到2020年，中國石油缺口達2.5億噸至4.3億噸。專家甚至預言，中國石油產量不可能大幅增長，今後新增的石油需求量幾乎要全部依靠進口，到2020年前後，石油進口量有可能超過3億噸，而成為世界第1大油品進口國。中國石油和化學工業協會副秘書長孟全生在接受採訪時稱，石油資源短缺帶來的石油安全危機不僅關係中國石化產品的長遠發展和競爭力，更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1993年，中國已是石油純進口國，不間斷的開採不是解決石油資源短缺的根本之道。即使大慶油田最輝煌時年產油量也不過5千萬噸，中國沒有第2個大慶。孟全生將中國石油安全危機的解決之道歸於「走出去」三個字：不僅走出國門，更要走出過分依賴石油的單一能源結構的誤區。然而「安大線胎死腹中」、「日韓蠶食東海資源」、「馬六甲能源困局」等問題給「走出去」的政策蒙上了陰影。
中國關於石油安全的討論和美伊戰爭有關。當美國以「推翻薩達姆」為目的的軍事行動已經箭在弦上之時，中國政府緊急斥資15.7億美元，購買了5,000萬桶（約690萬噸）石油作為戰略儲備，這相當於目前中國25天的進口量。《聯合早報》報導說：中國目前石油儲備只能夠維持7到15天，石油安全面臨嚴峻挑戰，一旦因戰事或其它原因遭到禁運，中國經濟將遭受沉重打擊──以目前中國的石油儲備能力，一旦台灣海峽發生戰事，美國只要切斷中國石油進口的海上信道10天以上，就會極大地削弱中國持續作戰的能力。因此石油儲備與「統一大業有關」。不過，儘管中國為了應對石油危機進行了很多「戰略部署」，但一些專家指出，中國應對危機的辦法，沒有一條在短期內管用。
蘇聯崩潰的若干原因中，石油生產出現瓶頸是一個重要問題。但是蘇聯的石油現瓶更多是決策問題和運輸問題，而中國的問題主要是能源絕對短缺的問題。另外，蘇聯停滯也跟人口結構出現問題有關，而中國的人口結構問題和人口過剩問題是相伴而升的。與此相關，糧食危機與農地墾殖過量也互相促進。中、蘇在一個問題上卻是一致的：「勃列日涅夫主義」要對上述問題的持續增長承擔責任。這一背景使中國社會轉型更為困難。分析家往往只是注意到經濟改革的成果對社會轉型的正面貢獻，卻沒有注意到中國的「比較優勢」是以能源枯竭、土地耗盡及環境破壞為代價的。
另外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是社會道德風尚。總的來說，蘇聯的宗教傳統和知識資源並沒有被社會主義徹底摧毀，這為社會變革提供了軟支持。中國經過10年「文革」，特別是經過這15年的「改革」，社會道德徹底敗壞，大學精神蕩然無存，而全社會出現了整體混亂的局面。顯然，中國政治危機已經陷入全面危機。這不僅表現在上訪浪潮愈演愈烈方面，也表現在中央決策的混亂和諸侯主義的興起，更經常表現為政府部門和全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參見拙文《李思怡身後的世界》，原載《民主中國》2004年6月號）。但是，全面失序僅僅意味著黑社會統治的乘虛而入，卻不意味著向理性社會轉型的條件已經成熟。換句話說，中國改革已死，穩定已經終結，但轉型無望。不容置疑，中國已經具備了變革的所有可能性和必要性，但是前景並不樂觀。這一悲觀局面也許正是「神學自由主義」提出的歷史背景：信仰重建和網絡自由主義被視為告別革命的理論出路。
2003年夏天，我和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先生有幾次長談。其中給我印象較深的是他講述的1938年經過梓潼去延安的經歷。他在梓潼被國民黨關了1個月，「在這1個月當中，我比較深刻地瞭解到國民黨統治下貧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更加深了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恨，再一次的認為參加共產黨的正確。在梓潼警察所被拘留期間，對我教育最深的，是使我能夠親眼觀察到一些真正受苦受難的貧民老百姓。把抓到這裡來的，大多數是交不起租之或者交不起罰款的人。到這裡來告狀的大多是受到百般欺壓來申冤求救的人。在這裡受到拘押的人，也大多是遭受冤屈、不甘忍受毒打凌辱、出於一時激憤而反抗或者鋌而走險的人。有一位老農的悲慘遭遇我記憶至今。他因拖欠財主的高利貸，財主就要抓他10歲的兒子抵債，他打傷了前來抓人的狗腿子。幾個狗腿子就把他的兒子打死了。這個財主為了毀滅罪證，叫人把小孩屍體剁成小塊丟到大糞坑裡。老漢撈出屍體到鎮公所去告狀，鎮公所卻不予理睬，老漢憤怒之下打傷了財主的兒子，這樣鎮公所就把老漢打得頭破血流，然後送到縣警察所關押起來。……」（轉引《青春歲月──胡績偉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歷史充滿了弔詭，「老農」的子孫仍然在承受當年的悲慘命運，而我們這一代人仍然在重複胡績偉先生的「革命道路」。我們要感謝胡績偉先生這一代人對「延安道路」的反省，這使我們並不打算再去延安；但是，我們究竟要往哪裏去呢？──願上帝憐憫中國！
（2004年7月20日星期二定稿於北京）
〔轉載自《民主中國》http://www.chinamz.org/〕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