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耕:我为什么要给赵紫阳献花篮?

秦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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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7日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一位虽曾经登上中国权力的最高位、但生命的最后15年却完全从公众视野消失的人,他的离去,使我们损失了什么?他从我们这些曾经被他统治过的人民这里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追思?又使什么东西促使我把花篮郑重的敬献给他?

实话说,我作为1989的亲历者之一,我对赵紫阳先生在当年的作为并不满意,也不能够认同。记得我当时就公开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们不去猜测谁是党内改革派谁是保守派,也不用去判断谁对我们怀有同情谁又对我们坚持强硬立场,这些与我们无关。我们只是坚持我们的民主诉求和正义主张,谁是最高当权者我们就向谁提出我们的要求,不管他们党内如何斗争,权力如何变换,只要掌权者不兑现我们的民主诉求,就继续我们的努力。说到底,赵紫阳并未为89年的民主运动做什么贡献,相反,正是他在朝鲜访问期间和回国后在亚行年会理事会上的讲话,使当时的运动差点就进行不下去。5月4日傍晚,在北大三角地就发生了丁小平与杨涛的激烈争执。杨涛以北高联召集人的身份维护学生组织的1号令,即表示总书记已经理解我们了,宣布结束学生运动,回校复课;而丁小平则要以北大学运组织主席的身份撕掉1号令,认为这是投降,在任何诉求都未被满足的情况下学生运动不能宣布结束。丁杨之争,我当时正在现场,丁要撕1号令,杨则成大字型靠在1号令上保护。丁杨的激烈辩论持续到当晚10时,我擡头才发现周围已经从最初的三五个人汇聚到人山人海了,10时许,传来北师大支援运动继续进行的消息,这场运动要不要继续进行的激烈辩论,才以丁小平的获胜而告终。如果不是丁小平的坚持,1989年的全国民主运动很可能就以5月4日大游行、发表《新54运动宣言》为标志而结束。

后来官方指责赵对学生软弱、退让、不肯采取断然措施,才致使运动愈演愈烈,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真正的历史事实是,4月26日社论在北京激起超过1919年规模的自发大游行,并使运动扩散到全国;江于4月26日在上海查封《世经导报》,致使新闻届、知识届一怒之下于5月4日首次发动游行,使运动从学生扩大到知识阶层。而赵的几次讲话,却总使参加运动的学生人心涣散,使运动处在是否还要继续的犹豫中。赵紫阳先生走了,我纪念他,并给他敬献花篮,当然不是因为他站在学生一边,也不是他为运动做了什么贡献。

从后来的解密资料中,人们才知道他当时仅仅是不忍心下手,在高层意见分歧时不肯坚持自己正确意见,选择明哲保身的退却立场。其实我对他的退却是很不满意的,他完全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多!就是他5月19日晚的流泪,我当时甚至也是不满意的。在我看来,他应该做的事不是公开流泪,向人民表示自己的清白和无奈。他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但现在他走了,我却无限悲伤。他虽然没有胆量、眼光成为中国的戈巴契夫,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做出明显贡献;他也没有在民众处于最危险境地、最需要他的时候,站出来为民众说话、保护弱小的民众不受伤害。但我还是怀着无限的敬意和感激,把花篮敬献给他,他毕竟是第一个不愿意对民众使用暴力的最高权力者,他也是第一个宁愿辞去手中的最高权力、甘心为囚也不肯亲手把暴力施加于民众的最高权力者。为此,我,一个中国的公民,就已经对他感激不尽,就在他离去的日子,愿意亲手把追思和感激的花篮,敬献给他。

是的,我们是可怜的弱小民众,我们已经非常的感激了。

赵公紫阳,永垂不朽!
2005-1-17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不代表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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