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26日讯】
过了一些时候，我又看到了吕正操。当我为了一些事务到他的司令部里准备交涉的时候， 他不容我讲话。我看出来他在发怒，我觉得奇怪；又是为什么事？
“我听说你曾经设法救护受伤的老百姓”？他问道。
我想，我一定是误会了他的怒容，他的发怒不是为了我，而是来自刚才开过的一个会议。他讲的话极像是电灯开关，燃起我在日本撤退后亲眼在安国所目睹的一切人类痛苦的可怕形像，这些形像，我曾企图在黑暗深沈的记忆中抹去。我用双手把眼睛蒙住，对吕正 操讲话，因为我不愿意他看到我情感激动的情形。
“我希望我能多做一些，将军”！我说，“可怜的老百姓，如此罪恶的屠杀！我愿意─ ─”他打断我的话头。“你再这样做我就抓起你来，按叛国罪枪毙”。
我看着他，听不懂他的意思。我发觉他不像往日那样称呼我“神父”或“同志”，显然 他是恼怒得竟无法装出和善的样子。
“再做什么事”？我问道。
“救那些受伤的老百姓”，他答道。“日本杀的中国人越多，对中国越有利”，他继 续说。“日本人的屠杀会鼓励起人民的仇恨，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也是激励 人们加入我们队伍的方法！”
他的话激起我的怒火。我很想抗议他的丧心病狂，虽然我也知道这是无济于事。但直到 现在我已经看出，共产党是想征服中国，而不想击退日本。我又看出，在我和他交涉时， 我不能表示出愤怒，而应出以冰冷的突击。那样会使他吃惊而处于防御地位。
“将军，你没有出力打日本”，我说。“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真的我 有些惊奇。你一向强调人民加入你们的部队去打日本。但是你并没有尽力和他们打仗─ ─不常打，打得不起劲”。
他用眼睛钉住我。
“我们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他说。
“不是日本？”我惊奇地反问。
“不，不是的”，他愤然说出。
“谁是你们的大敌人？”我问道。
“蒋介石，他是我们的大敌”。吕正操说。“正因为蒋介石是我们的大敌，中国共产 党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们不能让日本在中国太强，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拼命作战而 使他们太弱。假如日本太强，共产主义便无法在中国获胜。假如日本太弱，蒋介石便不 会失败”。
第七章 共党深深渗透
现在我和共产党的战斗展开了。那是一种智斗。吕正操和我都晓得，我们彼此间无论如何闪避敷衍，微笑掩饰，我们都无法成为“同志”──不论就共产党意义来看，或就基督四海兄弟的意义来看，都是如此。吕正操对这点是欣然接受的，因为他既无道德观念，又无伦理观念，仅效忠于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又是为争取胜利不择手段的。我必须牢记，他虽不可救药，但总是上帝的子女。我不能宽容自己而仇视此人。我只能 仇视共产主义。
吕正操在各方面都比我占优势，但我的精神财富，和我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是他无法相比的。他有军队，他可以施用残暴无情的手段。我却也有少许用途──吕正操有时候还需要我。但是我们彼此之间，对我的立场从未误解。从开始我就告诉他说，共产主义是我所厌恶的，我仅能在他们抗日的时候才能协助他们。我强调向他说明，我不许 可他们用我教会里的印刷机作为宣传共产主义教条的工具。
“我随时准备成仁”，我告诉他说。“我宁愿死，不愿作任何违背天良的事”。
我第一次和他会面的时候便曾向他这样表示。那时我是以民选县长的身份去见他，要求辞去临时县长的职务。他发觉县长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时，曾大吃一惊。当我告诉他我只是暂代县长以待移交于中国当局时，他更觉惊奇。他想不到我会承认共产政权，因为他知道我晓得，不管他自称为“人民军队”将军或“抗日军队”将军，都不能改变他共 产主义的实质。
但现在他也知道我看出他们是伪装爱国抗日。对我来说，这等于赌斗的开始。我现在必须发展出一双能在黑暗中处看东西的“夜眼”──这是共产党士兵应该具备的三大要素之一。（我已具有其他两件：一双能长征的“铁脚”，和一个能挨饿的肚子）。我晓得从此以后要出现一幕猫追耗子的游戏。我不但加倍的小心谨慎，更将听到见到的事物都记录下来加以审慎分析。随时有机会便把我的法文笔记寄给北平的一位朋友，托他转邮给比利时的一位友人。后来我被迫从中共苏区逃出后，在一九五零年把这些日记收回，日记里所载的，是我初期和共产党相处的经验。一九四三年我被日本人逮捕，来不及把最近的笔记和手稿藏到教堂的墙里。当我被囚禁两年多后被释返回安国时，收藏的地方已被发觉，那些笔记和手稿都不翼而飞。所幸我能回忆自己写过的东西，我重新把人名、地名、时 间都一一写出来。因为这些经验是如此惨痛，使我毕生难忘。
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授意，用各种手段， 渗透中国的方法，第一步就是“阶级斗争”。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主要是用阶级斗争来完成目的，中国像苏联一样，是以农为主的国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农民。在农 民里面，实际没有什么显明的阶级存在，因此共产党必须造出阶级的分别，以便煽动阶级斗争。共产党把农民分成五类，使他们变为五个阶级。 即富农、小康、中农、贫农及雇农。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并没有确定标准，一个村庄上田地最多的便被列入“富农”。其他按照比例划分。划分的尺度，伸缩性很大，按各地情 形而不同，这个村庄上的“富农”，在另一村庄上可能就是“中农”。
贫农和雇农被选作骨干，利用来发动对其他阶级的攻击。共产党的理论是：财富是由劳动产生，因此“榨取”贫农及雇农而获得的财产必须由共产党用武力收回，甚至得使用暴力或流血。在清算中，共产党不但详查个人的账目，并且推及他的父兄祖先，直到他们能找到可以加诸罪名的某种事件为止，那样他们便能冠冕堂皇地压 榨出他的财物。
共产党在执行清算中所使用的荒谬尺度，可由几个法国传教士的经验中说明。他们的优 厚财产，曾遭到共产党的觊觎。他们指责这些教士对雇工的待遇太低。
“什么雇工”？教会的负责人问。
“义和团时代被你们雇用的中国人”。
“在一九零零年”？他怀疑地问。
“不错”，调查员答道。
教会负责人抗议这种荒诞不经的罪状，但毫无用处。共产党把教会的房地、印刷机、医 院和一切东西都一并没收了。
另一件类似的事发生在河北省南部。那里的共产党，控诉一位匈牙利主教在义和团时期曾经偷过一头驴。事实上那位主教在四十年前的时候还没来中国，但这点辩护并不生效。控告与辩诉无限地拖延下去，债务的计算也无限地加下去。当共产党将所称被偷的驴子的账单列出后，数目庞大得吓人。教会的全部财产约值二十万美元──包括教堂、医院、学校、房产、修道院──还不够偿还这头驴子的价钱。共产党的计算方法很简单：他们把有争执的财产订一个很合理的价钱──例如这头驴订为二十元──然后加上复利就变成庞大 的数字。本利总和总超过他们所要夺取的财产的价值。(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