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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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4日讯】(BBC中文网记者 魏城)

每次回中国,每次都有一些新惊奇。每次老朋友聚会、老同事重逢,都听到这类的旧友新闻:

“某某调到某大报,当总编了。”

“某某某最初仕途一帆风顺,但据说最近被双规了。”

“某某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又是教授、博导,又当院长。”

“某某某成了京城名律师,年收入过百万。”

“某某当年商场得意,从深圳进军北京发展,资产号称上亿,但如今怎么样?诈骗罪名,进去了……”

新闻发布后,往往是熟人之间半惊讶、半感慨的评论:

“真没想到,这小子如此有手腕,他其实来自小山沟,在京城没有任何关系、靠山,竟能爬到如此高位……”

“他下海几年后回原单位时,还蹬着那辆破自行车,当时没人看好他会发财,没想到……”

“六四时他也进过拘留所,当时以为他完了,谁知十多年过去,又是一条好汉…….”

“他啊,总是好大喜功,总是踩法律的钢丝,这不,一脚踩空,演砸了……”

“社会流动”成流行词
中国人流动机会不均等

确实,对许多”人到中年”的中国人来说,近二十多年可能是他们个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变动最为剧烈的时段,其剧烈程度大概不亚于他们父辈所经历的政治变迁。

但是,无人否认的是,尽管中国仍然有所谓的”太子党”或”红色贵族”,其成员踩钢丝永远不会踩空,尽管中国仍然有困在土地上的”现代贱民”,一辈子摆脱不了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命运,但自从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火车轮子以来,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也启动了自己从社会底层向社会高层攀爬的登山车轮子。这二十多年来,在中国的大地上,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或轰轰烈烈、或静静悄悄的《红与黑》式的个人奋斗悲喜剧。

继前些年推出轰动一时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又在去年夏天推出了第二部重量级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引起了中国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社会流动”一词成了学界坊间、口头网上的流行词。

中国大陆门户网站”搜狐”选摘发表了该报告的部分内容,引来网民热评如潮,以至于该网站认为有必要在有关网页的显着位置解释一下”社会流动”一词:”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

其实,相对于欧洲昔日的贵族社会或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自古以来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壁垒森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朝为布衣,暮为卿相”这类成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相对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也是某种择贤取人而非以血统、身份取人的制度安排。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更是天翻地覆,但因为与剧烈的社会动荡、革命、战争相连,毕竟充满了太多的血腥味和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即使到了中共建政,在文革结束之前,诸如大寨农民陈永贵、上海工人王洪文一夜之间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样的传奇故事,也更多的是政治神话,与通常含义的个人奋斗相去甚远。只有到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这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才减少了血腥味和政治偶然性,增加了更多的社会发展与个人奋斗交相激励的成分。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的主编陆学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说,1978年以前,由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阶层的兴衰,全系于国家、政府、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变化,所以,这个时期的社会流动,可称之为政治主宰型的社会流动模式。1978年以后,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多元化,虽然国家制度性政策安排对个人、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仍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但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着,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及现代社会流动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如果说,此文前面提到的那些我身边熟人的升降沉浮都是些个例的话,那么,陆学艺提供的统计数字则能基本概括改革前后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差距:”从代际流动率看,1980年以前代际总流动率有41.4%,职业流动率为
92.4%,不流动率是58.6%—也就是说,只有三成的子女的职业地位是上升的。1980年以后,代际总流动率达到54%,其中上升流动率40.9%,比1980年前提高了13个百分点,有四成的子女实现了
超过父辈的职业地位上升的社会流动。从代内流动看,1979年前,从前职到现职总流动率只有13.3%,这就是说,有86.7%的社会人员在改革前往往是一个职务定终身,很少流动。而到了1980-1989年阶段
有18.2%得到了升迁,1990-2001年阶段则有30.5%得到了升迁,获得了更高职位。

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

陆学艺预测说,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使未来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有跳跃式扩大。他认为,社会中间层对于社会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中间层理应在当代中国十大阶层中占据相当部分比例,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更为稳定安全的社会。

确实,剧烈的社会流动会带来显着的政治效应:如果成功地从社会下层攀爬到中层或上层的人数居多,就能至少暂时疏解某些社会成员对政治制度的不满,这样的社会流动也许有助于社会稳定,如前面所说的中国致富潮对某些八九民运参与者的吸纳,又如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对社会秩序的维系。

相对应的是,如果一个社会中,想高攀的人很多,但攀高成功的人却很少,与此同时却有大量的社会高层或中层的成员沦落到下层,那么,这种社会流动可能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甚至会加速社会愤怒的总爆发,成为社会革命的催化剂,如俄国十月革命前的社会动荡。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一个国家出现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流动,但流动速度过猛,难以被现有的社会、政治框架所容纳,也会出现革命,如英国克伦威尔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美国大概是社会流动与社会稳定良性互动的一个典型范例。美国在建国之初和在整个经济扩展时期,良性的社会流动程度很大,那正是美国迅速在经济、政治上领先欧洲列强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左翼思潮能够在欧洲盛行、却难以在美国立足的一个主要原因。

许多西方学者在分析美国社会相对稳定、保守主义思想根深蒂固这一有别于许多欧洲国家的现象时,都提到了”阿尔杰童话”的效应。阿尔杰是19世纪末的美国儿童文学作家,他写了许多有关赤贫变巨富的个人奋斗的童话,这些童话其实是许多当时逃离欧洲等级森严社会的贫穷移民在美国成功致富的真实故事的写照。
美国为其国民提供的机会,是许多中国人无法奢想的

时至今日,美国的社会流动程度、美国为其国民提供的机会、甚至美国为那些试图偷渡美国的外国人所提供的梦想,可能仍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法比拟的,更是许多中国人无法奢想的,但是,据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的一篇文章的说法,由于经济的高度发达,美国的社会分层也逐渐固定化,并开始形成一些相对封闭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特权阶层,这些阶层由于其占有的财富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相对丰富,更易于代际传承,相对应的
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则更难仅仅通过个人努力向上攀爬。此文引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试图表明,如今的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建国初期和开拓时期的活力,今天其社会流动性甚至不如”老欧洲”的某些国家,”
阿尔杰童话”般的那种个人奋斗的成功故事也逐渐变成某种与今天的现实越来越远的纯粹的”神话
“。该文还特别指出,造成美国这种社会流动相对滞缓的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逐渐贵族化。

反观中国,总的来说,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这二十多年来,尤其是在六四之后的15年中,由于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不断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提升了个人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人,显然超过了那些两者都在下降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之中获益最大的群体,恰恰是那些对社会稳定影响最大的群体:许多六四后政治挫折感极强的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市民,都一股脑地扎进了在邓小平南巡后澎湃涌来的致富大潮之中,他们早先的政治挫折感也因经济状况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而得到部分或全部的化解,这很可能是六四后海外舆论中那种认为中共统治寿命大限已至的预言迟迟没有兑现的原因之一。

流动机会并不均等

当然,中国的实际生活画面也许比《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所提供的干巴巴的统计数字丰富、复杂得多,社会流动的机会也许更多地惠顾人数相对较少的所谓”强势群体”–城市中的特权阶层、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和掌握了更多关系、信息、知识的”下海经商”者,而人数庞大的所谓”弱势群体”–农村中或困在土地上或进城打工的农民和城市不景气的国营企业中或在岗或下岗的工人,能够混口饭吃就算不错了,那敢奢想在社会的阶梯上高攀。不过由于这些人的认知能力、组织能力和制造声势能力都无法与”强势群体”相比,所以他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是那么明显罢了。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的作者也承认,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造就着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机会的不平等。

不公平的制度之一便是户籍制度。

该报告承认,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依然存在。上亿的”农民工”就业于城市却不能享受市民的权益。一些大都市出台的职业保护法规,将他们的就业局限于职业体系的底层。劳动报酬和劳动保护还缺乏相应的保障。

另外一个妨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就是近些年来中国教育制度的畸变。

众所周知,公平的教育是促进社会流动、使底层民众的子女向上攀升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中国各阶层的受教育机会并不公平。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畸重畸轻,便是不公平的来源。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三点式”的筹措方式,使农民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他们不得不为保证一个子女的就读而牺牲其他子女的前途。”高等教育产业化”的理念,也使得以传统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为主的那些人的子女,在高等教育的”高收费 “面前,难以像20世纪90年代以前那样与干部或私营业主的子弟们凭分数”公平”竞争,弱势群体家庭中有才华的儿女们只能望校门而叹息。

我也得声明一下:本文开头说的那几位出身寒微后来却出人头地的几个人,都是中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免费高等教育制度的受益人。(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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