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的社會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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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4日訊】(BBC中文網記者 魏城)

每次回中國,每次都有一些新驚奇。每次老朋友聚會、老同事重逢,都聽到這類的舊友新聞:

“某某調到某大報,當總編了。”

“某某某最初仕途一帆風順,但據說最近被雙規了。”

“某某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又是教授、博導,又當院長。”

“某某某成了京城名律師,年收入過百萬。”

“某某當年商場得意,從深圳進軍北京發展,資產號稱上億,但如今怎麼樣?詐騙罪名,進去了……”

新聞發佈後,往往是熟人之間半驚訝、半感慨的評論:

“真沒想到,這小子如此有手腕,他其實來自小山溝,在京城沒有任何關係、靠山,竟能爬到如此高位……”

“他下海幾年後回原單位時,還蹬著那輛破自行車,當時沒人看好他會發財,沒想到……”

“六四時他也進過拘留所,當時以為他完了,誰知十多年過去,又是一條好漢…….”

“他啊,總是好大喜功,總是踩法律的鋼絲,這不,一腳踩空,演砸了……”

“社會流動”成流行詞
中國人流動機會不均等

確實,對許多”人到中年”的中國人來說,近二十多年可能是他們個人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變動最為劇烈的時段,其劇烈程度大概不亞於他們父輩所經歷的政治變遷。

但是,無人否認的是,儘管中國仍然有所謂的”太子黨”或”紅色貴族”,其成員踩鋼絲永遠不會踩空,儘管中國仍然有困在土地上的”現代賤民”,一輩子擺脫不了與土坷垃打交道的命運,但自從鄧小平啟動了中國經濟改革的火車輪子以來,許多普通的中國人也啟動了自己從社會底層向社會高層攀爬的登山車輪子。這二十多年來,在中國的大地上,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或轟轟烈烈、或靜靜悄悄的《紅與黑》式的個人奮鬥悲喜劇。

繼前些年推出轟動一時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又在去年夏天推出了第二部重量級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引起了中國各界的廣泛關注。一時間,”社會流動”一詞成了學界坊間、口頭網上的流行詞。

中國大陸門戶網站”搜狐”選摘發表了該報告的部分內容,引來網民熱評如潮,以至於該網站認為有必要在有關網頁的顯著位置解釋一下”社會流動”一詞:”社會流動是指社會成員從某一種社會地位轉移到另一種社會地位的現象。”

其實,相對於歐洲昔日的貴族社會或印度的種姓制度,中國自古以來社會階層之間的界限並不是那麼壁壘森嚴,”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朝為布衣,暮為卿相”這類成語反映了中國古代相對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也是某種擇賢取人而非以血統、身份取人的制度安排。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更是天翻地覆,但因為與劇烈的社會動蕩、革命、戰爭相連,畢竟充滿了太多的血腥味和個人無法控制的因素﹔即使到了中共建政,在文革結束之前,諸如大寨農民陳永貴、上海工人王洪文一夜之間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這樣的傳奇故事,也更多的是政治神話,與通常含義的個人奮鬥相去甚遠。只有到了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這二十多年來,中國的社會流動才減少了血腥味和政治偶然性,增加了更多的社會發展與個人奮鬥交相激勵的成分。

《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的主編陸學藝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也說,1978年以前,由於個人社會地位的升降、階層的興衰,全系於國家、政府、制度和社會政策的變化,所以,這個時期的社會流動,可稱之為政治主宰型的社會流動模式。1978年以後,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改革,使後致性因素對社會流動機制的影響逐漸擴大,社會流動渠道多元化,雖然國家制度性政策安排對個人、階層的社會地位的獲得仍具有相當大的作用,但能力主義原則在社會經濟地位獲得上的作用日益顯著,現代社會流動機制及現代社會流動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如果說,此文前面提到的那些我身邊熟人的升降沉浮都是些個例的話,那麼,陸學藝提供的統計數字則能基本概括改革前後中國社會流動性的差距:”從代際流動率看,1980年以前代際總流動率有41.4%,職業流動率為
92.4%,不流動率是58.6%—也就是說,只有三成的子女的職業地位是上升的。1980年以後,代際總流動率達到54%,其中上升流動率40.9%,比1980年前提高了13個百分點,有四成的子女實現了
超過父輩的職業地位上升的社會流動。從代內流動看,1979年前,從前職到現職總流動率只有13.3%,這就是說,有86.7%的社會人員在改革前往往是一個職務定終身,很少流動。而到了1980-1989年階段
有18.2%得到了升遷,1990-2001年階段則有30.5%得到了升遷,獲得了更高職位。

社會流動與社會穩定

陸學藝預測說,今後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將使未來中國社會的中間階層有跳躍式擴大。他認為,社會中間層對於社會的穩定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社會中間層理應在當代中國十大階層中佔據相當部分比例,這樣的社會才是一個更為穩定安全的社會。

確實,劇烈的社會流動會帶來顯著的政治效應:如果成功地從社會下層攀爬到中層或上層的人數居多,就能至少暫時疏解某些社會成員對政治制度的不滿,這樣的社會流動也許有助於社會穩定,如前面所說的中國致富潮對某些八九民運參與者的吸納,又如中國古代科舉制度對社會秩序的維繫。

相對應的是,如果一個社會中,想高攀的人很多,但攀高成功的人卻很少,與此同時卻有大量的社會高層或中層的成員淪落到下層,那麼,這種社會流動可能非常不利於社會穩定,甚至會加速社會憤怒的總爆發,成為社會革命的催化劑,如俄國十月革命前的社會動蕩。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雖然一個國家出現了積極向上的社會流動,但流動速度過猛,難以被現有的社會、政治框架所容納,也會出現革命,如英國克倫威爾革命和法國大革命。

美國大概是社會流動與社會穩定良性互動的一個典型範例。美國在建國之初和在整個經濟擴展時期,良性的社會流動程度很大,那正是美國迅速在經濟、政治上領先歐洲列強的一個主要原因,也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左翼思潮能夠在歐洲盛行、卻難以在美國立足的一個主要原因。

許多西方學者在分析美國社會相對穩定、保守主義思想根深蒂固這一有別於許多歐洲國家的現象時,都提到了”阿爾傑童話”的效應。阿爾傑是19世紀末的美國兒童文學作家,他寫了許多有關赤貧變巨富的個人奮鬥的童話,這些童話其實是許多當時逃離歐洲等級森嚴社會的貧窮移民在美國成功致富的真實故事的寫照。
美國為其國民提供的機會,是許多中國人無法奢想的

時至今日,美國的社會流動程度、美國為其國民提供的機會、甚至美國為那些試圖偷渡美國的外國人所提供的夢想,可能仍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無法比擬的,更是許多中國人無法奢想的,但是,據最新一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的一篇文章的說法,由於經濟的高度發達,美國的社會分層也逐漸固定化,並開始形成一些相對封閉性的經濟、政治、文化特權階層,這些階層由於其佔有的財富資源、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相對豐富,更易於代際傳承,相對應的
是,處於社會底層的群體則更難僅僅通過個人努力向上攀爬。此文引用了大量的統計數字,試圖表明,如今的美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建國初期和開拓時期的活力,今天其社會流動性甚至不如”老歐洲”的某些國家,”
阿爾傑童話”般的那種個人奮鬥的成功故事也逐漸變成某種與今天的現實越來越遠的純粹的”神話
“。該文還特別指出,造成美國這種社會流動相對滯緩的現象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國高等教育制度的逐漸貴族化。

反觀中國,總的來說,在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這二十多年來,尤其是在六四之後的15年中,由於中國正處在一個經濟不斷迅速擴張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或多或少地提升了個人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的人,顯然超過了那些兩者都在下降的人,更為重要的是,在鄧小平南巡之後的經濟高速增長之中獲益最大的群體,恰恰是那些對社會穩定影響最大的群體:許多六四後政治挫折感極強的大學畢業生、知識分子和城市青年市民,都一股腦地扎進了在鄧小平南巡後澎湃湧來的致富大潮之中,他們早先的政治挫折感也因經濟狀況的改善和社會地位的提升而得到部分或全部的化解,這很可能是六四後海外輿論中那種認為中共統治壽命大限已至的預言遲遲沒有兌現的原因之一。

流動機會並不均等

當然,中國的實際生活畫面也許比《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所提供的乾巴巴的統計數字豐富、複雜得多,社會流動的機會也許更多地惠顧人數相對較少的所謂”強勢群體”–城市中的特權階層、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群體和掌握了更多關係、信息、知識的”下海經商”者,而人數龐大的所謂”弱勢群體”–農村中或困在土地上或進城打工的農民和城市不景氣的國營企業中或在崗或下崗的工人,能夠混口飯吃就算不錯了,那敢奢想在社會的階梯上高攀。不過由於這些人的認知能力、組織能力和製造聲勢能力都無法與”強勢群體”相比,所以他們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不是那麼明顯罷了。

《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的作者也承認,當前中國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視,造就著社會成員的社會流動機會的不平等。

不公平的制度之一便是戶籍制度。

該報告承認,戶籍制度造成的城鄉隔離依然存在。上億的”農民工”就業於城市卻不能享受市民的權益。一些大都市出台的職業保護法規,將他們的就業局限於職業體系的底層。勞動報酬和勞動保護還缺乏相應的保障。

另外一個妨礙社會流動的重要因素,就是近些年來中國教育制度的畸變。

眾所週知,公平的教育是促進社會流動、使底層民眾的子女向上攀升的一個重要手段。但《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報告指出,中國各階層的受教育機會並不公平。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分配的畸重畸輕,便是不公平的來源。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三點式”的籌措方式,使農民家庭背上沉重的負擔。他們不得不為保證一個子女的就讀而犧牲其他子女的前途。”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理念,也使得以傳統工人階層和農民階層為主的那些人的子女,在高等教育的”高收費 “面前,難以像20世紀90年代以前那樣與幹部或私營業主的子弟們憑分數”公平”競爭,弱勢群體家庭中有才華的兒女們只能望校門而嘆息。

我也得聲明一下:本文開頭說的那幾位出身寒微後來卻出人頭地的幾個人,都是中國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免費高等教育制度的受益人。(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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