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中国对外经济的不平衡源于国内经济关系的不平衡

胡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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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22日讯】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上,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中国的不满集中在中国的长期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人们对中国的贸易顺差表示担忧,一方面是认为大量中国商品的进口会威胁其国内的工作机会,增加失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于中国出口商品定价的公平性产生怀疑,认为由于人民币币值人为地被低估,从而使得中国商品在国际上具有不恰当的竞争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外界对中国外贸易顺差的担心很容易转变为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实,中国对外经济的不平衡不仅仅表现在贸易顺差上。中国的资本账户同样出现大量的顺差。去年,这两个顺差加在一起达到了一千亿美元,再加上由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产生的大量投机货币的流入,中国外汇储备一年内竟仅增加了近两千亿美元。

面对国际舆论对中国大量的顺差的批评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少中国官员们认为这是对中国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不恰当的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这种人民币升值表示认同的观点很容易被批评为对外界压力的屈服。这样一来,是否赞成人民币升值似乎也变成了是否维护国家利益的一块试金石了。

这种将经济关系狭隘地意识形态化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这种不平衡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人民自己。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不平衡正是中国国内经济关系不平衡的一种体现而已。

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一个国家当年的生产总量。贸易顺差的存在,说明该国经济的国内总供给超过国内总需求。二零零四年,中国的消费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剩下的百分之五十便是储蓄。百分之五十的储蓄在世界上是少见的。美国的储蓄率偏低,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三左右。发达国家中很少有储蓄率高于百分之二十的。即使是储蓄率较高的东南亚新型的工业化国家,在他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其储蓄率也很少有高于百分之四十的。

在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百分之五十的的储蓄中,大约有四十六个百分点用于投资,剩下的四个百分点就变成了净出口了。这些净出口换来的外汇,又通过外汇储备的方式,用于购买收益率很低的外国政府的债券,这等于是说,生活水平仍然十分低下中国人民正在牺牲当前的消费,换取海外那些收益率很低的资产。

当然,由于各国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社会福利制度也有很大差异,再加上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储蓄率的高低不同是正常的。对储蓄率是否合理应该根据各国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一个国家的储蓄只要能转化为正常的有效率的投资,就是正常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储蓄。就中国而言,在总储蓄中,有百分之八不能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只有两个:或者是由于投资过低;或者是由于消费不足。

中国的投资率为百分之四十六,已经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在投资和外贸出口的推动下,中国过去二十五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年均百分之九的增长速度。由于长期的高速投资增长,环境污染、能源紧张、原材料供不应求的状况已经十分严重。因此,投资的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都在不断下降。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储蓄进一步转化为国内投资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投资来消化高企不下的储蓄。

由此看来,消费不足似乎成了对储蓄率过高的合理解释。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的确很低。这个比率在中国为百分之五十;在美国为百分之七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都在百分之六十左右。正是由于这种消费的不足,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得不依靠投资和外贸来拉动。而投资出现效异递减;常年的外贸顺差则造成本国国民的福利损失和国际贸易伙伴的抵制。

显然,消费不足是中国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集中体现。按照中国人的一个习惯说法,在当前中国的对外经济不平衡和国内经济不平衡这二者之间,国内经济不平衡是主要矛盾;在国内经济不平衡的诸多矛盾方面,包括消费、储蓄、投资等等,消费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换一句话说,中国的消费不足导致储蓄过高,而储蓄过高导致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和大量的贸易顺差。中国应该将解决内、外两个方面的不平衡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同时有效地解决对内、对外两个领域的不平衡问题,才能增进中国普通民众的福祉。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报导》(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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