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1日讯】2005.04.15
上个周末在中国各地爆发的针对日本的街头抗议活动，一方面是中国民间长期积蓄的对日本不满情绪的一种宣泄，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中国政府对民间抗日情绪的妥协和对其统治合法性危机的担心。从历史上看，中、日两国间的旧恨未了，自十九世纪末到一九四五年，两国之间多次爆发战争。每次战争都是以中国战败为结局。尤其是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军队对中国大片国土的入侵，屠杀、蹂躏了大量的中国人。战后，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其在对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正式道歉。对此，中国老百姓自然早就不满。
民众的不满早就存在，为什么历来害怕和反对民众走上街头的中国政府此次对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活动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呢？从表面上看，此次街头抗议的爆发与日本政府一系列激化矛盾的做法有关。例如，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中日领土、领海争端的态度强硬，公开与美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将台湾列入其关注的范围，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的努力，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拒不承认在二次大战之前和大战中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和对这些国家人民带来的苦难，首相小泉上台后不顾邻国的反对公然拜祭靖国神社，等等。其实，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上述问题上日本历届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显然，中国政府选择在此时此刻容忍民众的街头抗议活动有着其他原因。
促使中国政府改变态度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联合国的改革方案出台，日本政府积极活动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日本政府在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过程中的一些做法一方面使得中国政府在国际上颜面丧尽，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政府在国内的合法性危机加深。
战后五十多年来，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在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方面明显力不从心。要求联合国进行改革的呼声早已有之，改革方案也已经酝酿多年。此次改革的一个重点就是扩大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名额。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迅速，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实体。其缴纳的联合国会费的份额也高居世界第二，远比中国、俄国等现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缴纳的会费多出许多。战后日本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也远比欧洲国家要多。在这种背景下，日本认为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理所当然。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尤其是七十年代中日两国建立邦交以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和中、日两国的关系一直十分微妙。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欧美对中国进行贸易封锁期间，尤其是在中国和前苏联关系交恶之后，日本实际上是中国进口大型成套设备的一个主要来源。虽然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将对日民间外交始终作为其外交工作的一个重点。到了七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为了换取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支持，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权利，并与日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毛泽东还多次在公开场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感谢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声言正是那场战争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喘息和坐大的机会。八十年代以来，日本的民间投资一直是中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对日贸易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政府还通过无偿和低息贷款的方式连续二十多年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一九八九年中国政府屠杀抗议学生之后，在西方国家中，日本最早恢复对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国家。
从日本政府的角度看，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对其长期投资给与回报的时候了。日本政府知道得很清楚，中国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民众没有游行抗议的自由，民意也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因此它从来就没有把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放在眼里。它认为只要把中国政府笼络住了就成。当然它也明白，在民间反日情绪高涨的时候，要求中国政府公开支持日本并不明智。因此，他采取了迂回的战略，先去寻求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支持，它认为到时候得到中国政府自然会水到渠成。
偏偏是这一做法不仅使得很要面子的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很没面子，同时也使得本来就面临重重国内矛盾的中国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政府只得对民众的街头抗议采取容忍的态度。一来让民众的情绪得到某种宣泄，从而不至于导致更深刻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二来也对日本政府不给中国政府面子的行为表示一下无力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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