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6日讯】2005.03.25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任何经济增长都离不开以下基本要素的投入：即劳动、资本、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分析中国过去和未来的经济增长同样离不开上述要素。
我们首先看劳动要素。在不少人看来，数量充沛和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对于中国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充沛便宜的劳动力资源仅仅只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构成充要条件。大量劳动力剩余的现象在中国并不是七十年代末期才产生的。六十年代初期和末期，迫于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的压力，中国政府曾经两次将城市中数以千万计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刚刚进入劳动年龄的“知识青年”强迫迁往农村地区；不仅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然在高失业和低增长中挣扎。由此可见，存在剩余劳动力是一回事儿，能否将其转化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是另一回事儿。
二十多年来中国剩余劳动力得以转化为增长动力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二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长期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所谓赶超战略。相对于传统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而言，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同等的资本投向重工业吸收的劳动力比较少。一九七八年之后，中国改变了这一战略，改为优先发展轻工业。这一政策改变了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比率，刺激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中国充沛廉价的劳动力由一个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和个体经营的蓬勃兴起正是这一经济战略转型的体现。
中国结束闭关锁国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剩余劳动力向生产力的转化。对外开放解决了劳动力进入生产领域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引进了资本。只有与资本结合，闲置的劳动人口才能够由纯粹的消费负担转化为生产能力。二是引进了中国缺乏的原材料资源。劳动力与资源的结合使中国剩余的劳动力能够摆脱资源不足的约束。有了这两个条件，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有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从而也为大量剩余的中国劳动力找到了用武之地。据统计，有外国投资者参与的企业和生产出口加工型残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在一亿二千万人左右，他们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左右。
期待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迅速超过美国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中国这种充沛、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仍将长期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毫无疑问，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将会在中国长期存在。据测算，中国现有剩余劳动力大约为两亿五千万人，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问题是，过去那种使得剩余劳动力转化为生产能力的条件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首先是中国经济正在出现集约化的倾向。也就是说，每一个单位的资本投入所能带动的劳动力就业越来越低。这种倾向也表现为每一个单位的经济增长所能带动的劳动就业越来越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提高该国产品的质量和在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势必扩大技术装备的生产。这就自然地会向生产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否则，劳动密集型产品很容易被其他国家的竞争产品所替代。在整个世界劳动力市场出现普遍剩余的情况下，这一威胁是现实的。如果说，在七十年代末期以前中国工业生产过早的集约化是错误发展战略的产物，那么现在的集约化发展确实市场竞争的结果，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体现。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也给中国继续通过使用廉价的剩余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方式带来了新的挑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就是一批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加入了世界分工的格局。这使得世界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在短期内增加了三分之一。从理论上讲，这种格局有利于发挥比较经济优势，使参与的各方都得到好处。
但是在现实中，短期内中国、印度劳动就业的增加，很可能意味着他们贸易伙伴国的失业人数的增加。这些国家需要大量的资源来消化经济结构转变的成本。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转变在政治上是十分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许多贸易伙伴把中国的增长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的威胁，说白了就是怕中国的劳动者抢了他们国家的劳动者的饭碗。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国来说，已经超乎了纯经济问题的范畴，变成了一个使这些国家的政府越来越棘手的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种依靠外向型发展来使剩余劳动向生产力转化的模式将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环境。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和出口规模越来越大，其贸易伙伴的容忍度也会越来越低。
正因为如此，既使中国的充沛、廉价的劳动力仍然会在一定的时期内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力也会逐渐减弱。同时，一旦剩余劳动人口向生产力的转化受阻，它便会成为财政支出的负担和社会稳定的威胁，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正是我对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预测不那么乐观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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