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3日讯】 曾有人做过实验，将一只最凶猛的鲨鱼和一群热带鱼放在同一个池子，然后用强化玻璃隔开，最初，鲨鱼每天不断冲撞那块看不到的玻璃，耐何这只是徒劳，它始终不能过到对面去，而实验人员每天都有放一些鲫鱼在池子里，所以鲨鱼也没缺少猎物，只是它仍想到对面去，想尝试那美丽的滋味，每天仍是不断的冲撞那块玻璃，它试了每个角落，每次都是用尽全力，但每次也总是弄的伤痕累累，有好几次都浑身破裂出血，持续了好一些日子，每当玻璃一出现裂痕，实验人员马上加上一块更厚的玻璃。后来，鲨鱼不再冲撞那块玻璃了，对那些斑斓的热带鱼也不再在意，好像他们只是墙上会动的壁画，它开始等着每天固定会出现的鲫鱼，然后用他敏捷的本能进行狩猎，好像回到海中不可一世的凶狠霸气，但这一切只不过是假像罢了，实验到了最后的阶段，实验人员将玻璃取走，但鲨鱼却没有反应，每天仍是在固定的区域游着，它不但对那些热带鱼视若无睹，甚至于当那些鲫鱼逃到那边去，他就立刻放弃追逐，说什么也不愿再过去，实验结束了，实验人员讥笑它是海里最懦弱的鱼。可是某些经历过历次共产党搞的运动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为什么——它怕痛。
围绕这个鲜为人知的课题，著名美国费城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的杨景端医生应邀在哈佛大学，作了题为《中国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演讲。
以下是杨医师的部分演讲内容：
“医生嘛，只能谈病，谈别的都是外行。其实说来说去，共产党玩枪杆子也好，玩笔杆子也好，其实它最会玩的就是人，所有一切的一切，最后就是落实在人心上。我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丁玲的故事，她是早期有名女作家。1958年百花齐放时，她也放了一下，结果被打成右派，右派平反后，她很奇怪的。别人都觉得她应该对共产党颇有微辞，她不但没有微辞，而且还为共产党反右作辩护，她的言词比中共内部的左派还要左，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第二个故事呢，也是一位女士，她叫滕春燕，是大赦国际在全球营救的纽约一位针灸科医生。她是因为去中国想要了解法轮功学员在精神病院的情况而被抓。抓了以后被判刑，全球都在营救她，结果出来了。出来之前上了中国大陆电视台，她说：“我真是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这里的管教对待我就像亲人一样”。她是恋恋不舍呀， 她说我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啊。当时大家都愣了，国际大赦也傻眼了，很多人都想她一定是被逼迫才这样讲的。其实我告诉大家，不是的，她真是这么感觉的，真是这 么想的。 她们真的病了吗？她们真的是病了。她们得的什么病？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其实这个现象，很早以来就有。 但是一直到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突然闯进了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对着一家银行一阵狂扫乱射，一边射一边说Party (晚会)开始了，就有三男一女的店员被抓，并被扔到地下室黑房子里。六天以后，这几个人不但拒绝外面的营救，而且他们认为营救她们的员警要害她们，而绑架她们的人是在保护她们。为什么？因为在这几天当中，绑架她们的人，除了对他们的生命进行威胁外，而且还让他们相信随时都可以开枪打死她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打死她们，没开枪，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了。不但如此，绑匪还给他们食物，给饭吃。啊呀，这几个绑匪一下就变得像神一样的。
所以这是一种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强烈的求生的欲望，使她们认同了绑架她们的人，甚至绑匪喜欢的他们就喜欢; 绑匪讨厌的他们就讨厌。结果他们被营救出来时，你听不到他们对绑架者的控诉，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说：他们俩个根本就不是坏人，她还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个干脆在全世界为其中一个绑架者筹款，还建立了一个为绑架他的人辩护的基金会，这时候全世界都傻了，这个病名就产生了，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毫不犹豫；第二个条件是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最关键的条件。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第三个条件是除了他给所控制的资讯和思想，任何其他资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第四条，让你感到无路可逃。这四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那么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绑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个国家。这就是我讲的中国社会造就了群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因为中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大师。
让我们一条一条来对照，第一条，它对生命的灭绝和迫害，从中共一开始，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一直到镇压法轮功，每一次政治运动它都在告诉人：我会毫不犹豫地对你下手，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两手都要硬”，要枪杆子；
第二条，它有给你小恩小惠的权力，它控制了你的所有生活资料，给你分房子，给你提级，给你平反！所有的这些好处都是在恐怖的框架之下。所以呢，我如果跟你讲：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你可能听得还挺舒服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拿着枪站在你的背后，对你说，嘿，人最大的人权是生存的权利，你是什么感觉？你就会感觉到是生命在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最爱说一句话：“人的最大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让你们时时刻刻感觉到，你的生存就在一念之间”。
第三条，为什么要控制舆论，就是让你的思想除它之外根本接触不到第二种资讯，除了它给你的，你不会相信任何人跟你说的话。所以它要控制笔杆子，控制舆论，这对它来说就是生命线，就是制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从小就要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我们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如果共产党垮掉了，中国就完了。所有的舆论都在给人灌输：只有共产党才能将中国管住。
最后一条就是说它就是让你感到绝望，无路可逃。就把你的一切让你觉得根本没有希望。”
历史上曾有许多人曾预言中国的崛起和伟大，甚至有人比喻他是头沉睡中的雄狮。我想，明白了以上这些道理后，很多人会理解，不要说雄狮（这陆地上的百兽之王），就连那辽阔的比陆地体积大出十四倍的海洋的霸主—-鲨鱼，也禁不起那样痛苦的回忆而再也不敢触碰那哪怕是已毫无障碍，来去自由的“平静”水域。
所以，在中共的统治下，这头雄狮能不睡吗？敢不沉睡吗？不睡也得装睡，只要你想活着。
我想我们海外的人应该更加理解，了解他们的处境，从这头雄狮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政治的话题，有莫名的恐惧。
最后，让我来再次引用杨医生的演讲来总结这种现象以及如何对待这种现象的方法和对策。
“是我们的人民和老百姓社会是反复受到了创伤，反复创伤。一次次的运动我们都受到了创伤。所以毛泽东很清楚，说每隔三五年我们就要来一次运动。为什么？就要让大家反复地强化感受到这个恐怖。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当你要跟在大陆的人讲一些海外的消息的时候，他不爱听，他甚至跟你吵，甚至还很生气。费城自由钟大陆官方代表团一拨一拨的，自由钟嘛，你到这儿来拿一份报纸的自由可以吧，说句话的自由可以吧。他不仅不接他还躲，甚至你要真给他一张报纸他骂你跟你吵。这是什么现象？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认知分裂症”。这不是我编出来的名词。这是1957年，里奥夫．德塞斯基教授发现的一个现象，这是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重大改革。它描述了一 个什么东西呢？描述了一个现象。
当一个人，它有两个互相对立的资讯放在面前的时候，你马上很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呢？看到的不一样啊，特别是资讯令他感到很残酷，他不舒服。人嘛，都是想舒服的嘛，他就本能的就要减低他不舒服的程度，他就必须要否定一个，然后进一步的强化合理化另外一 个。他怎么取舍呢？就看哪一个对他来讲更安全。如果他生活在中国大陆，他就一定要相信中国大陆对六四的镇压，对右派的镇压，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正确的，这时 候他就会很舒服了。但是他如果接受你说的这一套，他很痛苦，他又不能做什么，他一做的话马上他的生命就有威胁。中国有句话你干啥都行别炼法轮功。因为马上你的生命就存在威胁。所以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不要听。
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感觉咱中国人确实很麻木，对自由很麻木，他回避政治问题。你跟我谈啥都行你别跟我谈政治，一谈政治就害怕。这是一种什么症状？猜一猜？这叫慢性创伤后应急综合症。因为这个创伤以后人都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就不愿意回想它，他就回避任何会使它引起回忆的东西，他就感到很麻木。因为他如果要是去感受，他就很痛苦。我们人谁愿意痛苦？不愿意痛苦。 面对这种情况你有三条出路。第一条像老舍那样找个地方去自杀；第二条，像丁玲一样去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第三条，就是像胡平先生这样流亡国外。
“那么怎么样对策呢，希望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即没有疯也没有病，我们中国人只是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否则我为什么要得这“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综合症”啊？我不就是为了活下来吗！是吧？我们中国人太想活了，只有顺从共产党我们才能活下来。所以这就是中国人现状。不是中国人傻，中国人麻木，或中国人胆小没有脊梁骨。从我这个医生角度来看，我只能说我们中国人太热爱生命了，太想活着了。这没有错呀，这没有错。
所以第二，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中国同胞，特别是大陆的同胞，不管他现在对你的说法做法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对他们都不能够责备，嘲笑，谩骂，或者是失望。因为你这样做适得其反，不能给他施加压力，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我们要让他始终感觉到我们在支持他们，我们理解他们，我们千方百计地想要让他知道真相。至于说他愿意接受到什么程度，那就应该要让他自己有一点时间和空间来做。
第三，我们一定要揭露这个施暴者的邪恶和他的伪善，特别是伪善。因为施暴不行，它必定是有小恩小惠来控制。这个小恩小惠才把人彻底改变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揭露他，让所有的人中国人都知道，你给我发工资是应该的，这本来就是我这儿的钱，你给我分房子，那房子本来就是我的，你分什么？要让他知道这不是你的权利，你没有权利来杀我！
最后一定要让咱中国人感觉到最残暴的人就是最虚弱的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害怕的应该是这些残暴的人，他们会有报应，而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我们的同胞知道：我们没有理由害怕，我们不应该害怕，那些施暴的人才是最胆小的人，最虚弱的人，才是应该害怕的人。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