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柏燊:怕疼

一個實驗的啟發看中國人心理狀態

黄柏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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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3日訊】 曾有人做過實驗,將一隻最兇猛的鯊魚和一群熱帶魚放在同一個池子,然後用強化玻璃隔開,最初,鯊魚每天不斷衝撞那塊看不到的玻璃,耐何這只是徒勞,它始終不能過到對面去,而實驗人員每天都有放一些鯽魚在池子裏,所以鯊魚也沒缺少獵物,只是它仍想到對面去,想嘗試那美麗的滋味,每天仍是不斷的衝撞那塊玻璃,它試了每個角落,每次都是用盡全力,但每次也總是弄的傷痕累累,有好幾次都渾身破裂出血,持續了好一些日子,每當玻璃一出現裂痕,實驗人員馬上加上一塊更厚的玻璃。後來,鯊魚不再衝撞那塊玻璃了,對那些斑斕的熱帶魚也不再在意,好像他們只是牆上會動的壁畫,它開始等著每天固定會出現的鯽魚,然後用他敏捷的本能進行狩獵,好像回到海中不可一世的兇狠霸氣,但這一切只不過是假像罷了,實驗到了最後的階段,實驗人員將玻璃取走,但鯊魚卻沒有反應,每天仍是在固定的區域游著,它不但對那些熱帶魚視若無睹,甚至於當那些鯽魚逃到那邊去,他就立刻放棄追逐,說什麼也不願再過去,實驗結束了,實驗人員譏笑它是海裏最懦弱的魚。可是某些經歷過歷次共產黨搞的運動的中國人都應該知道為什麼——它怕痛。

圍繞這個鮮為人知的課題,著名美國費城傑弗遜大學綜合醫學中心的楊景端醫生應邀在哈佛大學,作了題為《中國社會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演講。

以下是楊醫師的部分演講內容:

“醫生嘛,只能談病,談別的都是外行。其實說來說去,共產黨玩槍桿子也好,玩筆桿子也好,其實它最會玩的就是人,所有一切的一切,最後就是落實在人心上。我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是丁玲的故事,她是早期有名女作家。1958年百花齊放時,她也放了一下,結果被打成右派,右派平反後,她很奇怪的。別人都覺得她應該對共產黨頗有微辭,她不但沒有微辭,而且還為共產黨反右作辯護,她的言詞比中共內部的左派還要左,所以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第二個故事呢,也是一位女士,她叫滕春燕,是大赦國際在全球營救的紐約一位針灸科醫生。她是因為去中國想要了解法輪功學員在精神病院的情況而被抓。抓了以後被判刑,全球都在營救她,結果出來了。出來之前上了中國大陸電視臺,她說:“我真是捨不得離開這個地方,這裏的管教對待我就像親人一樣”。她是戀戀不捨呀, 她說我沒有受到任何虐待啊。當時大家都愣了,國際大赦也傻眼了,很多人都想她一定是被逼迫才這樣講的。其實我告訴大家,不是的,她真是這麼感覺的,真是這 麼想的。 她們真的病了嗎?她們真的是病了。她們得的什麼病?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其實這個現象,很早以來就有。 但是一直到1973年8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突然闖進了兩個全副武裝的綁匪,對著一家銀行一陣狂掃亂射,一邊射一邊說Party (晚會)開始了,就有三男一女的店員被抓,並被扔到地下室黑房子裏。六天以後,這幾個人不但拒絕外面的營救,而且他們認為營救她們的員警要害她們,而綁架她們的人是在保護她們。為什麼?因為在這幾天當中,綁架她們的人,除了對他們的生命進行威脅外,而且還讓他們相信隨時都可以開槍打死她們。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沒有打死她們,沒開槍,他們已經感激不盡了。不但如此,綁匪還給他們食物,給飯吃。啊呀,這幾個綁匪一下就變得像神一樣的。

所以這是一種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強烈的求生的欲望,使她們認同了綁架她們的人,甚至綁匪喜歡的他們就喜歡; 綁匪討厭的他們就討厭。結果他們被營救出來時,你聽不到他們對綁架者的控訴,相反的是,一位女士說:他們倆個根本就不是壞人,她還和其中一個訂了婚。還有一個乾脆在全世界為其中一個綁架者籌款,還建立了一個為綁架他的人辯護的基金會,這時候全世界都傻了,這個病名就產生了,叫作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產生的四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要你切實感覺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脅,讓你感覺到,至於是不是要發生不一定。然後相信這個施暴的人隨時會這麼做,毫不猶豫;第二個條件是這個施暴的人一定會給你施以小恩小惠,最關鍵的條件。如在你各種絕望的情況下給你水喝;第三個條件是除了他給所控制的資訊和思想,任何其他資訊都不讓你得到,完全隔離了;第四條,讓你感到無路可逃。這四個條件下,人們就會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那麼這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製造者,既可以是一個綁匪,兩個綁匪,也可以是一個組織,當然也可以是一個國家機器。受害者可以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也可以是一群人,整個國家。這就是我講的中國社會造就了群體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因為中共是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大師。

讓我們一條一條來對照,第一條,它對生命的滅絕和迫害,從中共一開始,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一直到鎮壓法輪功,每一次政治運動它都在告訴人:我會毫不猶豫地對你下手,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兩手都要硬”,要槍桿子;

第二條,它有給你小恩小惠的權力,它控制了你的所有生活資料,給你分房子,給你提級,給你平反!所有的這些好處都是在恐怖的框架之下。所以呢,我如果跟你講:人最大的人權是生存的權利,你可能聽得還挺舒服的。但是如果有一個人拿著槍站在你的背後,對你說,嘿,人最大的人權是生存的權利,你是什麼感覺?你就會感覺到是生命在到威脅。這就是為什麼共產黨最愛說一句話:“人的最大的權利是生存的權利”,讓你們時時刻刻感覺到,你的生存就在一念之間”。

第三條,為什麼要控制輿論,就是讓你的思想除它之外根本接觸不到第二種資訊,除了它給你的,你不會相信任何人跟你說的話。所以它要控制筆桿子,控制輿論,這對它來說就是生命線,就是製造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一個重要條件。所以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從小就要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現在我們絕大多數中國人相信如果共產黨垮掉了,中國就完了。所有的輿論都在給人灌輸:只有共產黨才能將中國管住。

最後一條就是說它就是讓你感到絕望,無路可逃。就把你的一切讓你覺得根本沒有希望。”

歷史上曾有許多人曾預言中國的崛起和偉大,甚至有人比喻他是頭沉睡中的雄獅。我想,明白了以上這些道理後,很多人會理解,不要說雄獅(這陸地上的百獸之王),就連那遼闊的比陸地體積大出十四倍的海洋的霸主—-鯊魚,也禁不起那樣痛苦的回憶而再也不敢觸碰那哪怕是已毫無障礙,來去自由的“平靜”水域。

所以,在中共的統治下,這頭雄獅能不睡嗎?敢不沉睡嗎?不睡也得裝睡,只要你想活著。

我想我們海外的人應該更加理解,瞭解他們的處境,從這頭雄獅中走出來的人們,對政治的話題,有莫名的恐懼。

最後,讓我來再次引用楊醫生的演講來總結這種現象以及如何對待這種現象的方法和對策。

“是我們的人民和老百姓社會是反覆受到了創傷,反覆創傷。一次次的運動我們都受到了創傷。所以毛澤東很清楚,說每隔三五年我們就要來一次運動。為什麼?就要讓大家反覆地強化感受到這個恐怖。在海外的人都知道,當你要跟在大陸的人講一些海外的消息的時候,他不愛聽,他甚至跟你吵,甚至還很生氣。費城自由鐘大陸官方代表團一撥一撥的,自由鐘嘛,你到這兒來拿一份報紙的自由可以吧,說句話的自由可以吧。他不僅不接他還躲,甚至你要真給他一張報紙他罵你跟你吵。這是什麼現象?這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是“認知分裂症”。這不是我編出來的名詞。這是1957年,裏奧夫.德塞斯基教授發現的一個現象,這是社會心理學上的一個重大改革。它描述了一 個什麼東西呢?描述了一個現象。

當一個人,它有兩個互相對立的資訊放在面前的時候,你馬上很不舒服。怎麼不舒服呢?看到的不一樣啊,特別是資訊令他感到很殘酷,他不舒服。人嘛,都是想舒服的嘛,他就本能的就要減低他不舒服的程度,他就必須要否定一個,然後進一步的強化合理化另外一 個。他怎麼取捨呢?就看哪一個對他來講更安全。如果他生活在中國大陸,他就一定要相信中國大陸對六四的鎮壓,對右派的鎮壓,對法輪功的鎮壓是正確的,這時 候他就會很舒服了。但是他如果接受你說的這一套,他很痛苦,他又不能做什麼,他一做的話馬上他的生命就有威脅。中國有句話你幹啥都行別煉法輪功。因為馬上你的生命就存在威脅。所以你跟他講的時候他就不要聽。

還有一個呢,就是大家感覺咱中國人確實很麻木,對自由很麻木,他迴避政治問題。你跟我談啥都行你別跟我談政治,一談政治就害怕。這是一種什麼症狀?猜一猜?這叫慢性創傷後應急綜合症。因為這個創傷以後人都是很痛苦的,所以他就不願意回想它,他就迴避任何會使它引起回憶的東西,他就感到很麻木。因為他如果要是去感受,他就很痛苦。我們人誰願意痛苦?不願意痛苦。 面對這種情況你有三條出路。第一條像老舍那樣找個地方去自殺;第二條,像丁玲一樣去患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第三條,就是像胡平先生這樣流亡國外。

“那麼怎麼樣對策呢,希望在什麼地方呢?第一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即沒有瘋也沒有病,我們中國人只是太熱愛生命了,太想活著了。否則我為什麼要得這“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綜合症”啊?我不就是為了活下來嗎!是吧?我們中國人太想活了,只有順從共產黨我們才能活下來。所以這就是中國人現狀。不是中國人傻,中國人麻木,或中國人膽小沒有脊樑骨。從我這個醫生角度來看,我只能說我們中國人太熱愛生命了,太想活著了。這沒有錯呀,這沒有錯。

所以第二,我覺得我們對我們的中國同胞,特別是大陸的同胞,不管他現在對你的說法做法是什麼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都不能夠責備,嘲笑,謾駡,或者是失望。因為你這樣做適得其反,不能給他施加壓力,我們千萬不要這樣做。我們要讓他始終感覺到我們在支持他們,我們理解他們,我們千方百計地想要讓他知道真相。至於說他願意接受到什麼程度,那就應該要讓他自己有一點時間和空間來做。

第三,我們一定要揭露這個施暴者的邪惡和他的偽善,特別是偽善。因為施暴不行,它必定是有小恩小惠來控制。這個小恩小惠才把人徹底改變了。所以我們一定要揭露他,讓所有的人中國人都知道,你給我發工資是應該的,這本來就是我這兒的錢,你給我分房子,那房子本來就是我的,你分什麼?要讓他知道這不是你的權利,你沒有權利來殺我!

最後一定要讓咱中國人感覺到最殘暴的人就是最虛弱的人。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害怕的應該是這些殘暴的人,他們會有報應,而不是我們。所以我們一定要想方設法讓我們的同胞知道:我們沒有理由害怕,我們不應該害怕,那些施暴的人才是最膽小的人,最虛弱的人,才是應該害怕的人。 ”(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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