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8日讯】极端野蛮残酷的临沂计生事件，经过郭玉闪，腾彪，涂毕生三位朋友以及当地盲人维权者陈光诚义士的详细调查取证，已经基本真相大白。原来，当地官员在由于临沂去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不力受到上级批评而丢脸之后，为了挽回面子，采用了只有文化大革命和纳粹德国年代才听说过的“运动”式计生方式。任何育龄妇女，不管其身体状况如何，也不管其是否有超生的嫌疑甚至动机，只要已经生过一胎男孩或者两胎女孩，政府均“先下手为强”的用暴力将其裹挟至计生站，医院实施绝育手术。若有人胆敢“逃跑”，就将其家属，甚至邻居逮捕并施以酷刑。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将近五个月，广大的临沂地区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当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们看见，网路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无数朋友从自己的良知出发，对于那些灭绝人性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抗议。也有人，包括当地的一些干部，提出，老百姓是愚昧的，这种运动式行政方式是这批愚昧百姓唯一听的懂的语言，因此也是推行计划生育唯一可取的方式。他们的逻辑是，不这样办，大伙就会因为人口爆炸而一起完蛋，其结局比今天大家所见的野蛮一定更糟糕。换言之，这种做法是唯一可行的“次优”选择。对于这种说词，很多反对这种做法的朋友也感觉迷惑。
中国存在人口问题，需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一点目前大家疑问不大。可人口问题首先是个经济问题，有自己深刻的经济根源，经济学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人在是否生孩子，生多少孩子这个问题上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判断，远远不只是头脑一热的事情，毕竟生育，抚养孩子需要父母双方巨大的支出——谁都知道，孩子是家庭的核心，在相当长时间内构成父母主要的负担。如果仅仅是由于喜爱孩子而愿意承受这种负担，绝对不会导致生出五六个来，显然，生的太多，每个孩子得到的父母所提供的资源会下降，这违背了父母由于喜欢孩子而生育的初衷。也有人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人传宗接代的陈旧观念导致了大家一定要生出男孩，造成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但其实，如果真是大家生出一个男孩就会基本停止生育行为的话，根据概率论的最基本计算可以立刻得到，这只会造成每对夫妻平均生育两胎而已，显然不会造成任何人口问题。当然，夫妻可能会出于对孩子的意外死亡等负面问题的判断而多生一些，但在一个较为稳定，公正，健康的社会中，大家对此问题的判断会基于当下的社会经济现实做出。此种判断大致与实际孩子的实际死亡率不会偏离太远，判断导致的人口多生不可能造成对由于孩子死亡进行的补偿过度。
从这些判断，愿意多生些孩子的，似乎该是少数有钱的富人，可我们看见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这提醒我们，“超生”问题的背后，隐藏着远比上文所述深刻许多的真实经济原因，即便农民存在“落后观念”，这种观念也必然是和农民面对的“落后现实”——例如临沂地区官员那种野蛮的行政方式——相互动的。农民多生孩子，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是为了得到他们有权利通过正常社会秩序得到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的东西，例如安全，养老，等等。让我们看看今天农民所面对的状态，立刻可以提出若干无法解答但他们每天均要面对的问题，比如——
谁保证农民的安全不受侵犯？政府吗？临沂政府的有关行为刚好说明政府不但承担不了这一功能，经常他们反而是农民安全的主要威胁者。在公权力失灵甚至异化到自己反面的情况下，农民只好依靠最基本的家族力量保护自己，这样，形成多生孩子的共识——文化就理所当然。
谁保证农民老有所养？政府吗？连城镇人口的养老保险体系都远远没有建立，谈何农民？农民自己劳作储蓄保证老有所养？早该取消的户口制度构成他们争取更高收入的巨大代价，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入城打工，均只能满足最基本生活要求，稍有小病小灾已经无法应付，更不必提年老之后的事情。那么养儿防老就是唯一的选择，但由于户口制度的遗传性，孩子们也同样是农民，可以预见其生活状态不可能比自己好多少，那么生一两个就远远不够，而且既然大家都在温饱线上挣扎，对每个孩子将来为自己养老所付出的预期基本是零，无论生多少孩子都不会觉得保险，其结局只能是力争多生，直到被别的因素所平衡，多生孩子的共识——文化被再次加强。
谁保障农民的地权？既然进城受到限制，耕种土地就是农民生活的最终保障，农民存在着对土地的争夺，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游戏规则下，大家庭对于得到更多土地是大大的有利，虽然理论上将大家庭平均占地也没什么显着增加，可在大土地上耕作的单位效率高于小片土地，因此多生孩子多占地也成了很长时间来农民的重要想法。如果农民的地权得到有效，长期的保障，（当然要满足初始分地公平的前提条件），那么他们立刻就会发现少生孩子有利于增加人均占地而减少生育。可惜的是，如今别说土地私有化尚是乌托邦，侵犯农民土地的行为也在大规模的进行，这种行为的背后往往有被滥用的公共权力的影子。农民只好通过多生来获得在土地争夺中的有利地位。
谁保障农村妇女的人权？毕竟生孩子的痛苦，抚养孩子的琐事均由妇女承担，生孩子这项“投资”行为付出的代价更大部分压在妇女身上。她们有办法表达自己的痛苦吗？在她们感觉生孩子牺牲太大而希望中止时她们能做什么？答案仍然是负面的，在现行体制下，基本人权都屡屡受到侵犯，人权中所包含的女权更是一塌糊涂。妇女更多的被看成生育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和男人平等的“人”。
谁保证农村儿童的基本权利与福利？一般的，多生孩子会导致每个孩子得到的资源下降，这会平衡家庭多生孩子的愿望。但在农村，户口制度等不公正壁垒沉重的压迫在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头上，就算你只生一个，小孩活的也不会好多少，再多来几个，也坏不到哪里去，户口制度形成了一种沉重的，负的“委托”（有兴趣研究的可参考张五常《经济解释》中对“委托”概念的说明）。
怎么改变所谓“落后观念”？如果农民果真具有这种观念的话？显然，靠的是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可惜，在目前所谓“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框架下，我国是世界上几乎唯一的基础教育尚要收费的国家！政府自己也承认，加强基础教育对于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基本素质是最为有效的方案。同时，基础教育所需要的投资是微乎其微的，与另外许多看起来浩大壮观的工程相比。糟糕的是，我国教育投资占GDP比例已经少得可怜，少于印度，这笔投资偏偏又大部分投在高等教育上，这犯了发展中国家投资教育的大忌。（有趣的是，人口问题同样严重的印度也存在同样的教育投资政策，但印度努力投资高等教育，结果真的办好了一两所大学，如印度理工和尼赫鲁大学。但我国如今连高等教育都出现了巨大的危机，钱到底去了哪里令人生疑）。
……
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有识之士很容易自己指出，本人就不再赘述。但结论是清晰的，农民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太多，太多了。但他们听到的大部分语言都是“负面”的，例如上面分析的那些。农民多生孩子，正好说明他们听懂了上面这些语言，同时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理性选择。这样的选择造成了“囚徒困境”，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口问题。谁都知道，解除“囚徒困境”最好，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拆掉监狱，让囚徒获得自由。对应到我们所谈的，就是保障农民权利不受侵犯。
同时可以看出，上述问题目前很难解决，公权力被异化，被化公为私而成为少数人鱼肉百姓的手段，是主要因素。种种的不合理均有复杂的利益在背后构成理由。改变这种不合理，很多居高位把握公权力的人将利益受损。因此很多措施，明摆着既能受到农民欢迎，又大大的有利于计划生育，农民听得懂，又乐意听的语言，但就是得不到推行。
就算这些居高位者由于某种原因（受上级批评等）开始重视计划生育了，他们采取的办法也往往只是我们在临沂所看见的这种——用更加残酷的惩罚来抵消农民多生孩子带来的那一点点好处。这种办法，短期内当然有效，但其推行正好加剧了公权力的异化与滥用，使得本来不是那么难办的人口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死结更加难以打开。
这种计生手段，与其说是农民所唯一能听懂的语言，不如说是这些领导唯一会说，唯一愿意说的语言。这种做法，他们受的损失很小，得到的利益很大，自然愿意实行。至于农民所承受的痛苦，则是目前的制度运作很少考虑在内的。
如何能够解开这个死结呢？答案很清楚，是民权，首先是对公权力滥用的限制。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必须制止目前在临沂发生的野蛮行为。让我们做我们能做的，即发出自己的声音。权力是有权者的语言，语言是无权者的权力。让我们充分利用我们的权力吧。(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