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发自贫困地区青年作家的一封信

杨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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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5日讯】此时我的手指与心在颤抖,因之太沉重,太激动。这不是一封简单的求助信,而是要告诉大家真相,以及真相背后淤积了很多年,涉及了很多人,牵扯了很大范围的复杂情感。此刻我能想到的最恰如其分的表达,就是如实地告诉各位:我已连续27天奔波、连续8 夜难以入眠。我的身体很差,这里的天气很冷,然而为了延续我那心底起伏不止的“乡村建设运动梦”,我想即使少活一些年头也值。对不起,我没有多余的时间与大家啰嗦,在打响第一炮之前,我要发出的唯一邀请是:请你捐款。

现在摆在我电脑面前的,是一叠叠照片。我已走家窜户太多,行走的范围太广。在这些手法并不复杂的照片上,有几处完全倒塌成泥的房屋,有大量的茅草屋,有读不起书的一群孩子,有即将死去的老人,有落魄的道士,有苦涩的菜农,有负责预防禽流感的村干部、村医,有外出打工受了工伤被拖延很长时间却只领取到少许赔偿的民工,有连一个字也不认识却捧着《圣经》宣讲耶稣的忠实的农民基督徒,还有我们这里的历史遗迹,以及由我召集的村民会议的前前后后的真实写照。

在这里,当摩托车驶过,总有高高举起右手的小手向我敬礼,在凄厉寒风中飘扬的,是那一排排伤感而又纯真的红领巾。当孩子们星期五下午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告诉我从周一到周五都没有荤菜,一个孩子说:“同学们突然在饭盅里看到一块小肉渣儿,高兴得不得了,你一点我一点地分着吃。”我只能说:“后天我要到你们学校附近去采访一户村民,到时请你们出来吃顿肉吧。”在这一叠叠照片上,记录着这个看似处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21世纪现实。这里的人们依然焦灼,没有多余的经济,大多数人过着谨小慎微、卑微懦弱、小心翼翼的生活。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在我起草的《捐款修筑“新岸路”倡议书》上签名、按手印。可惜的是,这上面的签字和手印,鲜有中青年。他们大多是5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一些孩子,有失学的,也有未失学的。

从我抵达重庆故乡的第一刻起,这些人就开始不断地来到我的家中;同样地,在他们那些仅凭昏暗的灯光照耀的黑乎乎的墙角里,我总是坐在破旧的板凳上,用MP3 录音,用二手笔记本电脑记录。再者,已发送大量名片的我,用我的电话023-49607033、13512382262 接听村民、民工们的倾诉,并记之为“线索”,再进一步深究下去,直到事情妥善解决(还幸运的是,他们终于从名片中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独立中文笔会”在奋斗)。我的目的很简单,我要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现在发生着什么,未来又将发生些什么,并从中反思、努力。

在那一幕幕的背后,我流泪了。他们说:“银波,真对不起你,我们家连烟都买不起,只能抽叶子烟,你将就着用吧。”他们说:“银波,不嫌弃的话,留下来吃红苕稀饭嘛。”他们说:“我的娃儿出去打工找不到钱,他经常写信回来说‘就是书读得少了’,要是你早半年回来,他说不定就读得起书了。”……有一个残疾人,已经连续五年没有挣过一分钱,他的老婆已出走十年,还有一个孩子在上学。

这个残疾人无法正常行走,但还是气喘吁吁地来到我家中,拿出他的身份证、户口簿,告诉我:“我快活不下去了。”还有一个残疾人,没有办法来开会,我亲自走到他家中,他的第一句话是:“银波,你看。”遂背对着我,拉起衣服,露出骆驼峰般大小的凸背。他说:“家中没有钱,只好下田拿电来打泥鳅、黄蟮,几次都差点被电触死了。我挣的钱都要拿给爸爸,妈妈不肯,她跟爸爸打了一架,眼睛被打瞎了。”

一个牵马载砖的贫困户说:“银波,你在外面那么多朋友,可不可以为我两个娃儿的学费想点办法?你看嘛,我老婆是个哑巴,现在住的草房都要垮了,你看怎么办?”一个校长语重心长地说:“杨作家,我们学校800 多个学生,有些学生每天一个来回要走30多里路。我们的学生没有操场,连宿舍都是乡政府被撤消时留下来的,要不然,离家太远的娃儿连个睡处都没有。现在我们这里也只有百把个学生住校,很多家庭连那一点住校费、伙食费都交不起。农村教育难啊,国家又不投资,大多数地方都要靠我们自己来想办法。”一位老人在我面前已经说不清楚话,得了食道癌,他的儿子说:“银波,我父亲现在每个月都要吃300 多块钱的药,我现在全靠借钱来医。要是父亲死了,连办丧礼的钱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想办法。”

无论出不出门,我总能看到这样的现实。他们在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这就是中国西部农村!很多次的下雨天,村民们总能看见我的身影穿梭在雨中,我忙碌着,想走遍这里的千家万户。然而,脚下那些溜滑的泥又在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这就是中国西部农村的路!我修路的决心不是从到达家乡才下的,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责任的累积。

有人说:“你自己完全可以活得很逍遥啊,何苦找这些罪受呢?人都是自私的嘛,你都这么大人了,怎么还这么不‘现实’呢?”这种人一遍又一遍地讲着“现实”,可这个“现实”并非面对当下现实的应有态度。所以我常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自我安慰的人,借口不是没有的,理由也没有不充分的,然而这一切统统于事无补。

有报社记者要来采访我,说:“你的想法和做法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就是你这种人。”我回应得很平静:“我们没有想的和没有做的,还有太多太多。”抛开一个世界级的范围,已经有人在为我做定论,有的抛得很高:“在我们这个朱沱镇甚至永川市里,恐怕都找不出第二个你这样的人出来。”信息有限的他们,找来一些我自己也没有亲眼见过的人来对比,比如雷锋、焦裕禄之类。怎么就这么大反差呢?我无非是做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非常平常嘛。

现实又一次给了我这样的答案:因为贫穷,因为落后。贫穷把许多东西都抹杀了——当然富裕也能抹杀掉许多东西——贫穷抹杀的是最基本的那些渴求,以及实现这些最基本的渴求的条件。

这里,仍在一点点地发生变化。他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终于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因为有了倾听者和帮助者;他们第一次真真正正地实践着民主投票的权利,那一刻果然是如此地庄严和神圣;他们第一次知道居然可以全凭自愿地履行着“民心工程”所需要的一切,而不是被安排、被强迫。其实,他们的这些渴望是极容易实现的,在另一个国度乃至地区,那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很感激他们向我吐露了心中最想说的话,有的人二三十年以来都没有流过一滴泪,却在我面前流泪了;有的人连邻居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却在我面前灿烂地笑了。这些最底层的人啊,被忽视、冷漠了多少年啊!我要来看看他们,应想着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改变,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着。邻居不再打骂孩子了,有的村干部收敛了,盘算自我一己得失的人愿意奉献一些了,在外打工的人被热情震动了……,这些细节变化我都在关注着。我已经过了天真烂漫的年龄,但为什么不可以继续保持那份真诚与激情呢?如若没有这样的情怀,反倒是摊在哪个人身上都让人不放心。我接下这个担子,要把这条路走下去。我要修路,要让企业、商人到这里来办厂、营生,要让任何孩子都读得起书,要让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的生活有保障,要让学者、记者、律师、作家、牧师到这里来演讲、授学、布道,要让这里有一个图书馆、电脑室、报社、电台,要让这里有一个山庄、市场、自动取款机,要让这里有一个又一个活跃的民间组织或者基金会,要让这里既有物质,更有精神,还有情感、音乐、美术、赛事……。这一切的一切,“要”、“要”、“要”等,我们要去实现它,用一种负责于公众、着眼于长远的眼光和方法,穿针引线,纵横驰骋,找到出口。

回到家乡后,我听到的重复最多的第一句话是:“银波,你回来真是太好了。”第二句话是:“要是我有100 万……”这里的人们绞尽了脑汁,想过这样,想过那样,可越到最后越不敢想。他们期待一个奇迹,期待一种从未亲眼见到过的改革,但他们也保守,陈旧而狭窄的思想沉积了太多的年头。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公民社会,什么是民主自由,什么是真正的福利、保险和保障,这里的思想、文化、普法统统缺位。改变,改变,改变,我们要改变这一切!不能再这样延续下去,这不是人过的日子,这不是中国人应该过的日子!我们的时代进步了,可退步的那些地方需要人去正视它。我不会给自己找任何理由来推脱,对不起,我推脱不了,一种发自内心的使命感使我前驱,我能辱没我的使命吗?我不是来当救星的,我也不是什么救星,诚实而勇敢的称呼应该是:我是一个想和大家一起做主人的人!

这是一场运动,一场自外向内,又自内向外的宏伟运动。自心灵到语言,到行动,到思想,到文化,到社会,到政治,一直到外在与内在都共同进步的新的一天。所有的项目、环节、事情,以这个立场高度看过去,都不过是一个着力点,而真正的用意却是极深的。谁可以来着力于这些,谁就是进步潮流当中的一个人,无论有怎样的艰难,只要敢想,我们就去实施它。那些未老先衰的人,站在一个观望者和挤兑者的角度,开历史的倒车,做进步的阻石,别的没学精,学会、学透了世故。我这个人是建立于痛苦现实之上的理想主义者,我不讳言我的理想,因为它们是进步的根子。让这样的理想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让它的种子、让它的风采飘得更远、更远、再远些。我们究竟在胆怯些什么呢?长久的窘迫把我们逼得没有了进路,只有退路,这个历史要从这一刻找到一个出口去结束它。要找到一个以点带面的着力点,从这个着力点扩散开去,有了第一步,才会有第二步。这艰难的第一步,我们要跨过去,即使有代价应去补偿,那也是一万个值得!

这里是基层,是中国的一个细胞。十年以后它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去努力,让这里跟世界接轨,从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档次的地方发展成为一个试验基地,而且它更大程度上是民间智慧的结晶,那么这种值得憧憬的未来就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楷模!虽然我自己说过:“回来后,一不从政,二不经商。”但我愿意做一根绵长而又牢固的纽带,把最积极的一切都连接起来。在这里,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作家、普通的村民,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多领域的一个中间人,甚至就是一个形象或者符号。我不会给自己定下一个唯一的角色和狭窄的领域,我相信广阔的世界是作为一个有志之士应当努力奋斗的大领域,它没有空间的限制,甚至没有时间的限制,更没有角色的限制,只要钻得进去,那么就去扮演好这一个又一个角色。我不怕忙碌,只怕有力无处使。此种人生安排,实可谓真艺术,何不潇潇洒洒去走?

我呼吁大家:用我们的精神和行动去感染每一个人,把青春与热血撒在这片土地上,让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更高的高度,去展望、去开拓、去奋进。只要有一个着力点,让它尽量发挥到已不能继续发挥的程度,让所有的机会、思想和资源都连接起来,成为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络,把这个网络扩大、再扩大,那么奇迹就将如我们常说的“大势所趋”那样地发生、发展,并坚固地保持下来。有朋友说:“银波,你既然想这样做了,我们心中很是感佩。但是,如果我对你下命令,说‘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做得到吗?”我平静地回应:“且让时间证明这一切,用精神去感动上苍。”回头看看我走过的路,那一回回又怎是一帆风顺的呢?可毕竟大多数还是成功了嘛。我相信这种经验,知道很多东西平衡的缘故,所以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不可磨灭这种信心,它实实在在地来自我的体验、感悟以及无处不在的可能性,我们要从现实社会中找答案、寻参考,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亲历亲为。要在无限的变化之中去找到一个不变的规律,凭借这个规律,你放心大胆地走下去,即使有一些变数,结果与想像也相差不到哪里去。

我今夜吐露如此激动的心声,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的结果。在倡议修筑“新岸路”的过程之中,我不能不想到这样一些话。目前的情况是,为修路而筹款实在是万分艰难,这需要许多人的慷慨解囊,哪怕是10元、30元、50元、100 元,那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金额。两年多以来,我自己也投入了许多捐助事项,仅捐出的稿费就有1 万元左右(这并不包括与我有血缘关系的捐助事项)。如今,我家中还欠债两万余元。经过这段时间日复一日、走家窜户的深入调查,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村民们的处境长期如此艰难,所以穷则思、思则变。这份感触、感慨、感情,有着太多现实状况的沉淀。我在开会时说过:捐款者的姓名将被雕刻于《新岸路功碑》之上。当然,很多宗教都讲“做好事不留名”,所以若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来捐助,我们仍会尊重其意见。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很多人都特别着急,我也有些担忧,为这笔款的数量、时间而焦虑,所以今天特别借助媒体的力量,把我的心声发出来,让大家见证这种坚决,体会这种西部贫困地区的滋味,起悲悯、解囊之效。无论是我、村民,还是大家,愿彼此之间都有一定收获。谢谢大家!

捐助方式:

1.中国邮政储蓄(重庆永川朱沱支局储蓄点)户名:杨银波
绿卡(储蓄卡):6221 8865 3000 3048 544

2.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永川市支行朱沱营业所)户名:杨银波
金穗通宝卡:9559 9804 7136 5881 112

3.地址: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新岸山村山角井村民小组(11组)
收款人:杨银波 邮编:402191(附言注明“修路”二字)

4.中国银行(重庆永川支行昌州市场分理处)户名:杨银波
长城电子借记卡:6013 8232 0002 5091 289

5.中国工商银行(重庆永川市支行胜利路分理处)户名:杨银波
牡丹灵通卡:9558 8231 0000 0279 753

6.其它方式,包括农村信用社、建行、招行、交行、广发行、西
联汇款、速汇金,均请联系新岸路筹建人之一:杨银波。也可联系另
外两位筹建人:周均、罗江治。

筹建人联系方式:

杨银波:座机,023-49607033;手机,13512382262
电邮:yangyinbocoming@163.com;yangyinbo@gmail.com

周均:手机,13996004698;罗江治:手机,13527519291

简介: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中国大陆作家、社会活动者,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第一届作家会员,主办《维权通讯》(原《百年斗志周刊》)。

──原载《维权通讯》(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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