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6日讯】自从马克思在理论上提出了个“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的概念之后，文化（及思想、习俗、宗教信仰等等）从此就成为被“监视”的对象，革命成功要靠它、政权维系也要靠它，自此，文化依附政治的存在而为附庸。
众所周知，马克思有个极为重要的概念，称之为“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这是马克思的理论中相当关键的概念，这样一个概念将“社会经济位置”的物质层面的概念和“意识”这样一个精神层面的概念连结了起来，同时前者决定后者，换句台湾流行的术语来说，就叫做“屁股决定脑袋”。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一般，这个概念的确能够解释一些现象–一个人脑袋中所产生的观念，当然与他的社会位置有所联系–但是，这些概念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当马克思及其孝子贤孙们，将这样的联系加以绝对化之后，这个概念的意涵也就开始走样了。也就是说，社会位置会影响一个人的观念、意识等等，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倒推回去，变成为“一个人脑袋里的东西完全受到其社会位置的决定”，这可就大异其趣了；换言之，人的脑袋中的东西，不再有所谓的“自主性”，完全是受到自己所在的社会位置之形塑，后者不再只是来源之一、而是全部。
因此，当一个人、或一个阶级，其脑袋里存在的东西“不应该”是属于他所据有的社会位置所应具有的那种内容时，这就被马克思称之为“虚假意识”。虚假意识对于马克思和其后一干跟随者们，有着极大的威胁，因为它将让“无产阶级革命”无法成功的展开。
那什么又是无产阶级所“应该”据有的阶级意识呢？简单来说，就是符合其所属阶级之“利益”的那一套观念、思维–总的来说，文化，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才是正常的。这样一个概念内涵所意味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将其以一个简单化的陈述来表示，那就是：处于特定社会经济关系位置上的阶级，将会具备在这个特定位置上的特定利益，从而，在意识中认识到自我所属阶级的利益，才能说他具有“正确的”阶级意识，而当一个阶级产生了真正的阶级意识之后，这个阶级才能从“自在阶级”（class-in-itself）而蜕变成为“自为阶级”（class-for-itself），后者，才是真正的阶级的诞生，而前者则仅是徒具其形罢了。
那么，以上这种论述的问题又在哪里呢？首先，它将“意识”（文化等）极狭隘地等同于对于作为物质存在范畴的“利益”的知觉–文化成为利益的马前卒，大大的斲伤了文化的自主性与丰富内涵；第二，由于“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的前提乃在于“阶级意识”的形成，而无产阶级只有在具有阶级意识之后才能成为“具备革命意识”的一个阶级，因此，如果要形成一个能进行革命夺权的主体，那就必须一方面消极的防止“虚假意识”的干扰，另一方面积极的创造真正的阶级意识，因此，无论从消极面或积极面来说，“意识”（文化等“上层建筑”）就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意涵，也就因此成为被密切监看的对象。
走文至此，让我们总的来检视一下马克思理论中关于“阶级意识”的各个疑点：1.意识（文化）和个人（团体）所处的社会经济位置被绝对化的等同了，同时，前者臣服于后者而无其自主性；2.和上一个疑点相关的后果是，人类社会便不再具有具普遍性的文化，而仅剩不同群体（阶级）的不同文化（意识）这样一种特殊性的文化（与此相关的，普遍的“人性”将被分裂为不同的“阶级性”）；3.文化被等同于对于“利益”的反映；4.文化（意识）是阶级形成的重要要素，而阶级形成又攸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行动能否展开，因此，前者便被要求服务于、有利于后者，文化于是成为了政治的附庸或工具。
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上的扭曲论述，自然有其政治上的追随与实践，例如在史达林主义时期所推动的“日丹诺夫主义”（Zhdanovshchina）就是这种理论论述下必然导致的一种实践。日丹诺夫主义是一种镇压性的文化与思想检查与控制制度，要求清除苏联文化中的“西方奴性”的成分，而所谓的“西方奴性”，不外乎就是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性”、“个人主义色彩”、“非政治的”这一类的“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同时，这个恶名昭彰的日丹诺夫主义也有其“中国版本”，那也就是毛泽东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场谈话（会议）中，确认了文艺作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质（其实，严格说来，日丹诺夫主义还应该是毛泽东这项关于文艺的工具性质的谈话指示的“苏联版本”，因为前者是于1946年8月于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而后者则比前者更早4年提出）。
当然，或许有部分支持“左派”立场的论者会不以为然的认为，上述的两项政治控制只是少数极端的例子，而且，他们可能反驳，这种赤裸裸的政治控制或对于文化的镇压，其实也引起不少西方左派或新左派的严厉批评，因此，并不能据此而论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致。
对于这样一种可能的反驳，我们仅需做以下这样一个区分即可：毛的“文艺谈话”或苏联的日丹诺夫主义，是一种最不经修饰的赤裸裸的表达；而一些西方左派在这一方面的建构与论述，则是一种经过哲学或社会学润饰所包装而成的“西方版本”，因为不经如此包装，这类思想根本无法在文化、思想、科学等等学术发展上较共产苏联与中国远为多元与丰富的西方社会中受到青睐。同时，这些西方左派大多为学院中人，其自然不可能像毛或史那样的独裁统治者以如此粗暴的方式来建构其论述。
以不满于史达林主义的残酷的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A. Gramsci）而论，他的“文化霸权”（hegemony）概念的建构，主要目地也是在于寻求一条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可行道路；而受到史达林主义直接或间接镇压的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Georg Lucács）或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图塞（Louis Althusser），他们对于文化的或意识型态的极为哲学性质的探讨，也脱不了“阶级意识”、“阶级形成”这样的一些问题意识与关切；甚至连可能最不“教条”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其对于工人文化的著名论著，最主要的关怀也是在于各种传统文化、风俗、信仰、道德、价值观等等，对于阶级形成具有何等之重要性。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马克思以来所建立的“阶级与文化”这样一个命题，其实如同幽灵般的支配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这一主题上的研究，这使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社会主义国家中，文化几乎永远只能作为一种政治的附庸地位而存在。
同时，“革命夺权”需要文化作为工具–在革命中或夺权后对于固有文化的摧毁是出自“破除虚假意识”的需要；维持政权当然就更少不了文化的配合–以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为表面理由。这样就使得一切脑袋里的东西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莫不围绕着政治的需要而被选择性的建构、解释、利用与“发扬光大”，在那样的国度中，文化永远与政治脱不了关系。正如同在《九评共产党》一书的〈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中所提到的“党文化”，其之所以会成为中共统治下的一个极为显着、严重的后果，正和马克思以来所建立的这个理论命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职是之故，若有人真的相信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可以“政治与文化”分离，那么，这样的人若不是睁眼说瞎话，就是受到了中共的谎言或表面功夫所欺。为了营造“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的假象，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不但大肆利用在其破坏之后仅存的、新修缮的、或新创发的“传统文化”以为号召，迷惑世人，甚至连在历史上从未真正建成的秦朝阿房宫也都能平地建起。这种种的举措，在在都能说明为了政治的目地，文化这样一种民族及其精神的构成要素，是可以被任意支配而用的：要砸、要毁，抑或要捧、要建，无一不具有其政治上的考量。
已经将文化工具化得登峰造极的中共，是不可能真正尊重文化所具备的价值的，在他们那儿–包含许许多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切的只有政治目标、而非文化价值。因此，妄图在中共统治之下进行“单纯文化交流”的人们，除非是因为被利益所驱而懵了心智，否则，认清这样一个道理应该不算是件难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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