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征文】浮生琐忆 (6)

【大纪元2月12日讯】特务长杨标真冤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我眼前出现一幅如此不可思议的情景﹕两条细麻绳，死死拴住特务长杨标两个大拇指，通过小滑轮用力一拉，杨标本能地踮起脚跟，就在脚尖离地的一刻，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杀猪一般地嘶叫起来……。

１９５2年春末，土地改革斗争才接近尾声，志愿军‘抗美援朝’正处于激战阶段，国内国外，都充满浓烈的斗争火药味。一天早上，值日员吹哨子全团集合在驻地的大厅里，由团长作动员报告。团长姓林，不到三十岁，是个文质彬彬的文化人，又没有什么架子，和大家相处颇为融洽，平常日子大家都称呼他‘阿团’，把‘团长’甚至‘同志’都免了。阿团作报告，无论是行政的还是业务的，简要明了，说完拉倒，从不拖泥带水。这次动员报告，不到半个小时。我听着有两个要点﹕一是根据上级指示，从今天开始，全团不放假，集中时间，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二是学习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荣誉属于谁》。

离早饭时间大约还有半小时，拉琴的拉琴，练声的练声，踢腿的踢腿，没有闲着。虽说不是科班出身，但近两年的演艺宣传生活，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我两年半前由阿团批准，到广州的一家新办的文艺学院戏剧系进修，一年前回来，立即下农村参加土改运动复查工作，不久前工作结束才归队，对团里的许多情况不了解，一个人坐在大门口的石板台阶上，想我的史丹尼．斯拉夫斯基。

特务长杨标斜背着他那个灰蓝色帆布挂包，进进出出，帮着炊事员把饭桶和菜盆搬到大门外的灰埕上，准备开饭。我起身过去帮忙，顺口问杨标，今天加菜不加菜﹖杨标笑着说﹕才过十来天，就想吃肉了。老规矩，一月加两次菜，一号和十五号，风雨不改。

杨标年纪和我差不多，二十刚出头，但在特务长（其实是专管伙食事务的）职务上，已经闷头闷脑干了三年多。我记得到大北山游击区参加边区纵队的师政治部艺术宣传队，第一顿饭就是杨标安排的。那时是战争环境，筹集粮食相当困难，每个人行军时除自己的背包外还必须背一条约五斤重的米袋，中途有适宜的地方，杨标就指定用谁的米袋，安排炊事员埋锅造饭。一日两顿米饭，八个人共用一小盆咸菜，叫做吃大灶。有时大米不够，杨标就想法子弄来一些杂豆，煮熟了加点盐水当饭吃，极少有青菜，吃肉更是梦寐以求的事。偶然到一个大一点的村镇，杨标还真有办法，动手动脚，和炊事员同心协力，给大家做了一顿红烧肉。大家吃得兴高采烈，第二天一早，不分男女，都争先恐后上厕所，等不及的，就自行在野地里解决。杨标不无自责地说﹕唉，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层﹗

１９４９年底进城，我们这一支只有六十多人的宣传队，相应改为地区最高的市一级文团，很快扩大到上百人。每人除发给一套蓝布制服、一件棉袄、一条棉被、一顶蚊账外，每月还有几元钱‘裕民币’（临时性、地区性流通货币）零用费，和牙膏牙刷毛巾等日用品。杨标依然是特务长，管伙食，一日两顿吃大灶。令他特别高兴的是，一来队变成团，人员兴旺了，二来逢一逢十五，各加一顿肉。如果晚上出去做宣传演出，回来还能吃个有鱼有肉的夜宵。上级派来的林团长，照规定可以吃中灶，杨标也给开过中灶，他就是不肯，自备一只搪瓷茶缸，听哨子自己去舀饭，和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吃大灶。

那时，汕头市文工团已经不属于军队的建制，也不属市政府建制，单独直接由市党委宣传部领导，男男女女一百来人，都住在汕头市中山公园内的忠烈祠。内部组织也不按班、排、连，而按业务分为演员队、乐队、后勤组进行管理。在安全保卫上，则保持轮值放哨的制度。生活按步就班，白天排练一些新节目，晚上有时到学校或工厂演出，有几个歌舞节目，如《青春舞曲》、《唱春牛》、《兄妹开荒》、《猡猡舞》等，颇受欢迎。那时是军管时期，其他单位都忙着接管国民党政府的旧机构、建立新机构，希望尽快恢复全市全地区的正常生活秩序。老百姓对我们这些‘土八路’疑虑甚多，说我们像乞丐又带枪，像土匪又不抢劫。我们文工团的任务，就是多做宣传。我们没有什么机构可以接管，两家电影院都是私营资本，照政策不能没收，只能去检查他们放映的影片。说是检查，其实是约定时间，全团上电影院去看免费电影，而且多是美国荷里活电影。

有一天深夜，大家睡梦正浓，忽然呯地一声枪响，惊动了大家。我睡在下铺，随手抓起枕头边的手枪，并上了膛，立即想冲出去。但黑暗中弄错方向，伸手四处碰壁，连蚊帐都出不去。心里正着急，又听到有人从上铺摔了下来，哎呀哎呀直叫嚷。这一切好像同时发生，在我还没有完全清醒的脑袋里，只觉得枪响、有人给打中了、正摔倒在地上呼救。我再也不顾一切，伸手扯开蚊帐，冲到大门口，会合了几位带枪的同伴，在忠烈祠周围搜索了一圈，没有什么动静，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听着小北风呼呼地叫，我才发现自己只穿着一件背心、一条短内裤，还打赤脚，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公园里平日葱茏滴翠的树木花草，这时在浓重寒冷夜色衬托下，仿彿妖形怪状，张牙舞爪。

回到忠烈祠内，见门廊里点着一盏风雨灯，黄指导员手持一枝驳壳枪，正在向当值放哨的小鬼田好查问刚才发生的情况。田好在团里年龄最小，个头还没有他手上的步枪高，还在山里打游击的时候，就跟着黄指导员当一名通讯员，人很机灵，大家都喜欢他，叫他小鬼。据田好说，本来他在门外一处隐蔽的树丛里放哨，小北风吹得紧，撒了一泡尿，小鸟鸟就躲进裤裆里暖和，他抵不住刺骨寒风，便躲进大门背后，从门缝里向外张望。忽然，见到一条黑影，从树丛里窜了出来，锉低着腰，鬼鬼祟祟向大门口趑趄过来。小鬼反应特别快，大喊一声口令，顺手端平步枪，枪口从门缝里伸出去。只见那条黑影好像愣了一下，转身又钻进树丛里去。说时迟，那时快，小鬼没有思索的余地，朝黑影逃跑的方向放了一枪。这一枪没有打中什么东西，却惊动了全团已经睡熟了的男男女女，有的把上铺当下铺，听到枪响即翻身下来，从一人高的上铺摔到地上，哪有不摔痛的道理﹖最热闹的还是女同志，她们睡大统铺，一人一顶小蚊帐，个挨个一列排开。枪声把她们惊醒，都想翻身起来，但黑暗中分辨不了方向，更忘记自己罩在小蚊帐里，越是挣扎越是缠得紧，哭叫声乱成一片。

虽然闹了一场笑话，好在没伤着甚么人，大家都相信小鬼田好说的是真情，都能原谅他。但是，黄指导员还是在大会上，对小鬼田好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评。黄指导员指出﹕城市刚解放不久，特务份子和散兵游勇伺机到处暗杀破坏，国民党的飞机不时临空轰炸和扫射，提高警惕，保卫革命队伍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不过，我们刚刚进城，群众对我们共产党、解放军还很不了解，这就更须要坚决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田好同志放哨的时候，警惕性很高，是对的。但没有确实弄清情况就开枪，绝对是错误的。如果这一枪伤了自己的同志，当然不好，如果错伤了老百姓，更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所以要给小田同志一个处分，罚他吃一顿白饭。听到这里，大家几乎都笑出声来。

所谓‘吃白饭’，就是光给饭不给菜，是当时当地最轻的一种纪律处分。既然黄指导员已经宣布了，就要执行。到吃饭的时候，小鬼田好一个人端着一茶缸白米饭，躲在伙房一角，自己吃，不肯出来和大家一起吃大灶。一些女同志偷偷想拉他出来，他只是不肯。后来，还是特务长杨标，偷偷在田好的茶缸里加了一勺菜，小鬼田好一边吃一边抹眼泪。

黄指导员是管政治思想工作的，以小鬼田好这一‘违犯纪律’事件为例，布置了一次全体的学习任务，要求大家学习高岗同志的一篇文章《荣誉属于谁》，结合本单位、乃至本人的思想实际，检查并自我批评‘胜利了，就骄傲自满，甚至以功臣自居的坏思想、坏作风’。我们一百来人，都是解放前后才参加工作的青年，其中近一半是从南洋各国回来投奔革命的青年学生，虽然学会演唱一些革命歌曲，像《解放区的天》、《我们工人有力量》等，但对共产党的主张，还是一知半解，无非是‘争自由，争民主’、‘打倒蒋介石反动派’等口号。刚刚学会唱《国际歌》，但根本不知道最后一句歌词‘英特奈雄那尔，就一定要实现﹗’是什么意思。中央的领导人，除了‘朱、毛’，就不知道还有谁，高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也是最近才听说的。所以，在学习了高岗的文章《荣誉属于谁》之后，有所理解的人，就发言说﹕高岗副主席的文章，写得好。革命胜利了，应该归功于革命的先烈，他们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换取革命的胜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任何居功骄傲、自高自大的理由。说者口沫横飞，听者似懂非懂。

几天学习下来，都认为小鬼田好警惕性高，不能算什么居功骄傲坏思想，罚他吃白饭，只是让他以后更警惕，更慎重，开枪要打得准，不要随便放空枪。因此，特务长杨标给田好加一勺菜，完全出于同志的阶级感情，不能算错，更不是助长什么骄傲自满坏作风。这样说来说去，出人意外地扯出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大家都是革命队伍，许多单位在进入城市已后，纷纷接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旧机关，许多人都当了官，不是这个长，就是那个长。这也罢了，最想不通的是，许多单位在周末都开文娱晚会，还争着要我们文工团去给他们助兴。大家都是干革命的，你们当官，我们就成为戏子，专门为你们助兴，这不是以功臣自居是什么﹖

当然，这样的话题，这样的‘社会现象’和‘真实思想’，不要说黄指导员、林团长无法解决，就是中央领导人高岗的一篇文章，恐也无济于事。到了新年，汕头市的党、政、军机关团体，都为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举行‘团拜’。林团长编写了一篇快板词，指定我三天内背熟了。正月初一那天一早，叫我化上戏装，穿上一套状元戏服，随着临时组织的一支小演出队，去向党、政领导机关拜年。

我扮演的这个状元说快板，虽然形式简单，但快板词非常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加上我说快板的技巧，唯妙唯肖，常常引得在场的领导人们，笑声不断。事后我也觉得好笑，浅白的快板词，藏有深意，冷嘲热讽这些‘当官者’，还博得他们连连喝采。我佩服林团长的才华和智慧，同时略窥一眼当官者得意忘形的百态。现在又来学习高岗《荣誉属于谁》这篇文章，未免有时过境迁，炒冷饭还有没有作用的怀疑。不过，我感觉到这次‘三反’的势头似乎不小，据上级口头传达﹕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副书记张子善，因贪污罪已于不久前被枪决。

我们文工团的营地，临时设在潮州城西南角一座祠堂里，距离中国共产党潮汕地区委员会（简称潮汕地委或地委）领导机关不远。地委宣传部就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两年来，我们不是流动演出，就是分散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复查工作，这一回，紧挨着领导机关，接受直接的领导，消息比较灵通，同时，有个比较安定的驻地，不必每天一起床就打背包，准备行军。无论怎么说，我们学习《荣誉属于谁》是相当认真的，思想上经常警惕着，即使工作上取得很大成绩，也不能骄傲自满，应当归功于党和人民。我万万想不到，两年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荣誉属于谁》的作者，忽然又成为‘高、饶反党联盟’的首要头子，高岗自杀身亡，饶漱石（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来冤死于狱中，这是后话。

党政领导机关从汕头市搬迁来潮州市的主要原因，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汕头市更加频繁地遭受台湾蒋介石政府军机和派遣特务的袭击，随时都可能变成‘前线’。两市之间距离四十多公里，原来有一条笔直的轻便铁路，抗日战争初期遭到严重破坏，路轨全被拆除，抗战胜利后没有复建铁路，改建成公路，由一家汽车公司经营，每隔一小时就开出一班车，交通还算方便。潮州是个古文化历史名城，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被贬潮州刺史，曾经在城东韩江恶溪河段，对当时为害甚烈的水中猛兽鳄鱼，进行闻所未闻的‘文攻武吓’，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祭噩鱼文》。如今被列为潮州八景的‘湘桥春涨’、‘韩祠橡木’、‘鳄渡秋风’等遗址，都是纪念韩文公的名胜。

我第一次来到潮州，还来不及一游名胜，就被卷入前所未见的三反运动斗争中。文工团在地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很快就进入‘检举揭发’阶段，方式是‘背靠背’，可以口头向团长或指导员提出‘问题或怀疑’，也可以写纸条投入‘检举箱’，团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年轻人原来的目光明亮活泼，这时突然变得黯淡狐疑。我一头雾水，像我们这样的文宣团体，一不管钱，二不管物，流动性又大，一日两顿大灶，几乎就没有别的消费了，怎么可能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忽然有一天开大会，宣布由特务长杨标公开‘交代问题’。大家席地而坐，只有杨标站起身来，脸青嘴唇绿，双腿微微发抖，嗫嗫嚅嚅，断断续续，说了半天。我听着无非是到市场店铺采办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有时碰上熟食品，就不自觉地多尝了两口，买青菜时，怕秤头不够，有时多拿了三根葱两根蒜﹔在入账方面，由于文化低，漏记一笔或者多记一笔，都有可能，欢迎领导上查账，查出错误，必定改过自新。

杨标在全团大会上公开交代问题，无异于当众引火烧身。俗话说，水火无情。火头一旦点着了，众人的非议，就是煽风，简直可以把人烧烂烧焦。一连三天，采取大会批判的方式，纷纷指责杨标‘违反纪律，犯了严重错误’。有的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一条﹕‘买卖公平’，还有一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趁采购食物之机，多尝两口，多拿两根蒜三根葱，就是违纪犯错﹗有的还向‘纵深追击’，说，一次多尝两口，几年下来，你不知道已经多尝了几千几万口。一次多拿两根蒜三根葱，几年下来，会是多少担蒜和葱﹗大家这样七嘴八舌，甚至添油加醋，把个好端端的灶神爷，批得脸红脸青，大汗淋漓。

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小鬼田好也来批判杨标。他说，那次在忠烈祠夜晚放哨，我失手放枪，违反纪律，指导员罚我吃白饭，你偷偷给我添了一勺菜，拉拢我，纵容我，叫我乱开枪，犯更大的错﹗杨标好像中了一枪，身子摇晃了一下，脸色苍白，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他泣不成声地说﹕小田同志，我给你添菜，完全是一片好心，你千万不要误会哦……。

杨标这一痛心疾首的表白，没有博得大家的同情，反而将批判斗争的火焰，撩拨得越旺越邪。有批他‘包藏祸心’的，有诘问他‘故意转移目标，避重就轻，严重的贪污罪行为什么不彻底坦白交代’的，横枪直炮，近射远轰，即使杨标浑身铁甲，又怎能抵挡得了﹗局外人也许会问，本来是一支亲密无间的革命队伍，为何会弄得如此不堪﹖革命同志的情谊，都哪里去了﹖

我们这些单纯的年轻人，决对不是铁石心肠，更不是鬼迷心窍。长达两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整个地区翻天覆地，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就是我们这支小小革命队伍，人人得必须爬刀梯，钻火圈，捱过‘土改关’。团里有个姓蔡的汉子，据说是个钻进革命队伍里来的地主份子，当地农会派来几个人，用麻绳把他捆绑了押走，不久就被枪决了。有的家庭被划成地主、富农，父母兄弟，或被斗死打死，或自杀或逃亡。如果不能表明拥护共产党的土改斗争，坚决与自己的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站到革命的立场上来，轻的批判斗争，重的开除、劳改甚至判刑。除了海外回来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少数贫穷出身的人，大多数的人，或家庭，或亲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反动关系’。因此，那种别无选择的恐惧，就如同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挥之不去。恐惧，使人本能地保护自己，而最有效的保护，就是不顾一切地与他人划清界线，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攻击他人。这种人性中最可卑的弱点，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越演越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人性荡然无存，兽性泛滥肆虐，酿成民族空前大灾难。

如果说，一九五 O 年新年，趁着向领导机关拜年的机会，林团长还可以编写一篇快板词，发泄胸中一股不满之气，那么 ，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将‘新中国’与‘旧中国’、‘新社会’与‘旧社会’，作为衡量人们政治态度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不容含糊的。当时汕头日报（中共潮汕地委机关报，其他报刊一律停办）在报纸屁股上，登出保险公司一份巴掌大的广告，其中的一句广告词是‘人人有险，处处有险，大家都来买保险’。宣传部长看了大发雷霆﹕‘已经是新中国、新社会了，你们的脑袋还停留在旧中国、旧社会，什么‘人人有险，处处有险’，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就这样危险吗﹖’报社总编辑和社长，当面被训斥一通，随即写成书面检查报告，呈请处分。同时，召开全报社职工大会，由社长代表党支部，就这一‘严重事件’作了口头传达和检查，并宣布必须遵守的‘党的纪律’。地区党委办公室，更就这一‘严重错误’，做成党内文件，通报全地区各县、区党委机关。

从土改斗争开始，就自上而下开展一场意识形态上的‘移风易俗’斗争。中心主题是‘歌颂共产党，打倒国民党﹔歌颂新中国，仇视旧中国﹔歌颂新社会，控诉旧社会’。如果从现实的历史观看，对一个初得天下的政权来说，如此‘移风易俗’原也无可厚非。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演变为文化专制的恐怖手段，凡是新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香花’﹔凡是旧社会的一切人和事，都是‘毒草’。到文革期间，甚至闹到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的地步。有一年新年假日，省立图书馆一位副馆长值班，他想，如果有人来拜年，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招待客人，就在平时摆放在办公室一角的开水桶上，加贴了一张纸条，上写四个字﹕请喝开水。下午轮到馆长（通常兼党支部书记）值班，见到字条大吃一惊，心想﹕现在是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新年‘请喝开水’，这不是反动标语是什么﹗随即打电话向上级政治保卫部门报案。 好在办案人员没有那么认真，才避免了一桩反革命案。

现在言归正传，再说杨标在大会上被批斗了三天，接着就宣布成立清算杨标贪污问题专案小组，由乐队一位姓史的同志任组长，共七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史组长是从越南回来的青年，弹得一手别有南洋风味的吉他，还粗通西医，兼任卫生员，谁擦破皮就找他去抹红药水，有时也给人吃药打针。专案组开过几次会，也对杨标面对面展开攻心战术，没料到杨标像只老龟，缩头缩脑，不肯老实交代自己的贪污问题。一日午后，史组长突然大动肝火，找来一根细麻绳，扎住杨标的两个大拇指，通过梁上那个滑轮，用力一拉，杨标便杀猪般地嘶叫起来。在土改斗争中对地主富农份子、反革命份子动用私刑，当然是家常便饭，但在革命队伍内部，对待自己的同志，哪怕是有‘错误嫌疑’的同志，这样动用私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杨标这只‘嫌疑老虎’打而未倒 ，只得暂时放下。另一只‘嫌疑老虎’，又匆匆登场。这是一位书生型的小提琴手，姓谢名永一，解放汕头市已后两个月即来参加革命。他平时说话不多，见人一副微笑，开口又轻声细语，除了两顿饭，就是练琴。一九五Ｏ年冬，决定演出方言歌剧《赤叶河》，筹建一支小型中西混合乐队，需要到香港去选购几件西洋乐器。全团就数谢永一的小提琴拉得最好，会看五线谱，能讲广府话，到香港采购乐器的任务，只有他能够胜任。领导的信任，令他热情高涨，工作卖力。从香港回来，即投入极紧张的排练，他除了当任主奏、领奏外，还教新手读谱、练琴。一年多繁忙的巡回演出，他几乎没有垃下一个音符，转移时，还常常帮女同志背乐器，向来博得大家的好感。

谢永一也在大会上‘交代问题’，的确使人感到意外。他与杨标完全不同，平静淡定，一开始就说﹕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奉命去香港买乐器，没有揩公家半分油水，单据交回给领导，账目也结算清楚。请大家复查。会场沉默了约二十分钟，几乎下不了台。也许长时间的沉默，转化为更大的无形压力，使一些感情比较脆弱的人，更加觉得难以忍受。

忽然，演员队一位姓沈的女同志，两只好看的大眼睛饱含泪水，战战竞竞地说﹕谢同志，如果有什么差错，请向大家讲清楚，免得人家担惊受怕。大家知她和谢是一对恋人，她这番表白，果然博得一些女同志的同情，有人随声附和。但也有人很反感，认为沈同志在为谢同志开脱，正议论纷纷。突然后面有人叫了一声﹕伪君子﹗谢永一满脸涨得通红，咬紧嘴唇仍不免发抖，眼泪簌簌掉了下来。大会无法继续，只得草草收场。

不久，我即奉命到汕头市参加检查组，先后在百货公司、土特产公司、粮食局进行打虎，大约三个月后回来，杨标依然干他灶君王爷的差事，好像没人再提‘贪污问题’的事了。谢、沈这对恋人就不幸了，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被无情的风雨摧折。

上山打虎　惊心动魄

从潮州城西汽车站搭车去汕头，到乌桥汽车总站，只需一个半小时。我曾经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在汕头市私立角光中学读了一年高中，几乎每星期都要从角石山码头乘小汽艇渡海到汕头市区看一次电影，顺便买点日用品。所以，主要街道我是相当熟悉的。当然，出名的美食，像新兴街的沙茶牛肉、鱼丸、炒粿，西天巷的蚝烙，妈宫前的双拼粽球，都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那时有两件事印象特别深刻﹕一件是货币贬值，变化莫测。关金币以万元、十万元面额发行，物价一日三涨，转眼即成废纸。当局又发行面额百万元、千万元、甚至亿元的新钞金圆券。一块油炸豆腐五千万元，给一张一亿元的金圆券，无法找开，只好将亿元纸币一撕两半。我到学校膳堂交缴伙食费，背了一面粉袋钞票去，出纳员也懒得点数，大概看看有几捆（纸币以百万元为单位，用一根咸草捆扎），就收下了。另一件是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片头那一句哀怨歌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令人揪心牵肠，一股莫名的忧伤，再也无法抑制。这可能就是我后来向往解放区，自愿上山参加游击队的主要原因。这次奉命而来，我很快就在小公园南生公司的八楼，找到检查组办公室，接受分派任务，与省里来的一位佟姓组长，一位陈姓组员，当天下午就到全市最大一家国营百货公司去执行任务。

百货公司在中山路口，从南生公司下电梯，走过去不要二十分钟。原来公司的领导，已经为我们在三楼准备好一个小房间，三副铺板，一桌两凳。我们打开背包，草草铺下床铺，就到饭堂吃晚饭。七时开始，听取公司一位女经理介绍‘运动基本情况’﹕公司是县（团）级，干部职工共一百多人，既是本地区百货业的领导机关，在本市又设有多家门市部。据初步清查，有贪污嫌疑的，大约十余人，其中重大嫌疑犯约八、九人，已对这些重大嫌犯实行内部管制，停职反省，交代问题。九点钟以后，佟组长把房门一关，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入手，如何打开缺口。据佟组长说﹕刚才来介绍情况的这位女同志，是公司的一位副经理，正经理姓郑，是地委组织部罗部长的爱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但思想右倾，认为本公司的干部大多是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资格老，能力强，有革命理想，不大可能有什么大的贪污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突破这种局面，把公司里的大老虎打下来﹗按照佟组长的要求，我们又商定了开展工作的具体步骤。夜十一时，佟组长到检查组办公室汇报，我和陈同志一边交换意见，一边等佟组长回来。十二点整，全市停止供电。佟组长尚未回来，我们只好先躺下睡觉了。

我认识佟组长还不到一天的时间，他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很有‘拼命’精神，给我极深刻的印象。他佩带一把曲尺手枪，包枪的红绸的一角，露在枪套外面，十分耀眼。我猜想，他起码是个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听口音，像是天津人。年龄比我稍长两三岁，对我却没有摆出长官架子，相当亲切关心。按昨晚商订的计划，今天上午依时召开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大会。姓郑的女经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就是佟组长作报告。出乎我意料之外，佟组长没有提到《荣誉属于谁》，也没有对本公司的三反运动作具体指示，而是杀气腾腾地大讲‘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解放军击溃西藏反动军队、和平解放西藏的伟大胜利﹔全国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消灭了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土匪恶霸，根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是人民大解放的伟大胜利。最后才点一点，贪污分子必须抛弃侥幸过关的幻想，彻底交代罪行，争取从宽处理，从新作人。

接着，宣布将几名有重大贪污嫌疑的科级干部单独关押，隔离审查，限令他们三天内彻底坦白，交代全部罪行。然后，由佟组长策划的一轮‘疲劳轰炸’就开始了。原来，佟组长有个完整的‘作战计划’﹕三天三夜不睡觉，对公司贪污集团中一名次要成员，进行连续不断的审讯，迫使他精神崩溃，彻底交代问题。这个次要的贪污份子在三天内‘突破’了，贪污集团当然就跟着瓦解了。

我们把一名姓马的嫌犯提了出来，在我们住的房间里单独进行审讯。姓马的是一名副科长，二十多岁，体格健壮，已经在公司里被关押了一段时间，没有晒过太阳，皮肤显得苍白，没有理发，也没刮胡须，样子颇为寒酸。开始，佟组长让他坐在椅子上，向他交代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并明确指出﹕只要彻底坦白，即可解除对他的隔离审查。立即坦白，立即解除，下午坦白，下午解除，明天坦白，明天解除。三天期限还是不

坦白，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除了吃饭喝水上厕所，审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们三人轮流一人当主审，另两人还可以稍事休息。他一个人，完全没有喘息的余地。我们认为他交代问题态度尚好，就让他坐下，认为他态度不老实，拍桌子加以训斥之外，还叫他长时间立正，不许随便乱动。第二天夜晚以后，我渐渐感觉到相当疲乏。为了审讯不至于中断，我连连喝着酽酽的工夫茶，帮助提神醒脑。第三天晚上十一时左右，佟组长将他的佩枪，连同枪套和皮带，放在我身后的床铺上，就与陈同志一起到外面吃宵夜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马姓犯人，我似乎还对他说，所剩时间不多了，赶快彻底坦白，争取宽大处理……说着，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突然，我觉得眼前一亮，就惊醒了。原来，这时已过了午夜十二点，全市电灯熄灭。佟组长他们在外面吃了宵夜回来，见房间里没有点上煤油灯，怕出了什么事，连忙打开手电筒，抢进房间里来，手电筒的电光恰好照射着我的双眼，我就惊醒了。陈同志连忙点着了煤油灯，见姓马的仍然乖乖坐在椅子上。佟组长把床铺上的手枪抓在手里，再叫陈同志将姓马的送回隔离室去。我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立即向佟组长表示检讨认错。佟组长摆摆手制止我，然后说﹕三天三夜没合眼，都累了，先睡觉吧。

可是，我躺在床铺上，却翻来覆去辗转难眠。天一亮，佟组长又把姓马的犯人提了出来，严厉地训斥，指责他这几天的态度极端恶劣，简直是耍死狗，对抗党的领导，拒绝党的挽救，已经走到绝路的边缘，再不马上回头，彻底坦白，死路一条﹗姓马的睡眼惺忪，连连打哈欠。佟组长骂完了，他才不紧不慢，嗓音嘶哑，含糊不清地说﹕我已坦白交代了，不相信，也没有办法。死路，要死，昨晚就死了。我觉得脑子‘轰’地一响，背脊发凉，手心出汗。昨晚姓马的如果想自杀，手枪是现成的，我在睡梦中必定被拉去垫背。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三天三夜没睡觉，第一次在睡梦中逃过一劫。未来的人生道路，还有多少劫难，无从想像。我开始感受到‘身不由己’的忧伤。不久，我又单独奉命到土产公司去打虎。

土产公司就在永平路，从小公园南生公司向海港码头方向走，十五分钟就到了。这是一栋四层楼的大洋房，虽有水电设备，当供应不足。好在底层天井处，有一口水井，可以补充食用水的不足。和百货公司一样，土产公司也是本地区土、特产业的领导机关，同时在本市也开设多间门市部，管理并经营所有的土、特产。其中最大宗的是生猪，既要保持足够的收购量、存栏量，还要保持足够的屠宰量、市场供应量。运载进入汕头市的生猪，一旦发现病、死猪只，立即用人力三轮板车，拉到碕砾尾的飞机场去，架起柴火，将病、死猪只烧化，以防病毒传染。据检查组办公室的领导向我交代，土产公司在所有业务环节上，都可能有大蛀虫、小蛀虫。你的任务是检查、监督，发现重大问题，及时报告。

在我到达土产公司之前不久，已经有六名转业军人分配到该公司工作。所谓‘转业’，即是现役军队干部，因各种原因不再适宜留在军队继续工作，带着级别和待遇标准，转到地方的机关团体，担任与级别相应的职务。一般来说，都会提升一级，而且，因为有党的‘拥护解放军’政策，被认为阶级出身好，政治可靠，所以大都安排在人事保卫部门担任领导或机要工作。就拿这六名转业军人来说，为首的那位孙姓营级干部，就担任了公司人事保卫科长，现在正开展‘三反’运动，孙科长自然就是公司‘运动主要领导成员’，他必须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打虎’工作上，也就是说，他的权力往往在公司经理之上。

经理姓王，因思想严重右倾(凡是被认为右倾的人，都被认定不是阶级立场不坚定，就是本身有重大嫌疑)，不适宜担任运动领导工作，只管一般业务。而‘压倒一切’的三反运动，就由孙科长一手操办。我以检查员的身份，参加公司领导成员工作会议，按照检小的蛀虫。孙科长主持会议，没等我说完，就严厉地说﹕我是革命军人出身，说话不会枴弯抹角。公司的贪污犯罪问题极端严重，不是‘可能有’，是‘必定有’，也不是‘或大或小’，而是‘大蛀虫’。如果不这样看，三反运动就不要搞了。现在已经隔离审查的十几只大老虎，都是景阳岗上的大虫，我们一定要当好武松，坚决把大老虎打死﹗

不久后的一天早晨，我正要起床，忽然听见有人喊叫﹕‘有人跳井了﹗’我立即从三楼跑了下来，用手电筒往井里一照，只见一个人站在水井里，井水淹到他的胸脯。我一时情急，脱口而出﹕‘先救人﹗’就和井边几个人，找来一张竹梯子，放进水井里去。而且，我不加考虑，就想下井去把那人拉上来。 正当我一步踩到梯子上准备下井，忽然觉得领子被人抓住，不由分说，整个人被拉着离开井口。我正待发作，孙科长的目光逼视着我，恶狠狠地说﹕‘你想找死吗﹖叫他自己爬上来﹗’

井边的人都向井里喊话﹕‘上来﹗赶快上来﹗’过了大约十分钟，井里的人才慢慢顺着梯子爬了上来。他还没有站稳，孙科长即抢上一步，左手当胸一抓，扬起右手就给他两巴掌。接着骂道﹕‘操你奶奶﹗你想自杀﹖那是破坏运动，现行反革命，罪加一等﹗’这人姓姚，公司的总务股长。我估计，和前面说到的特务长杨标大概差不多，属于多尝几口好的，多拿两根蒜三根葱一类的人物。一时想不开，做出投井的动作，那是吓人吓己。也不是真想自杀，不然，就不会头上脚下，站在水井里。

不过，孙科长没有轻易放过他，一连三天的全体大会，批斗兼施。姚股长经过这一折腾，倒变成一头‘死猪’，还怕开水烫吗﹖几天后，我又奉命回到检查组办公室，专职编辑《三反运动简报》。我的工作地点是南生公司八楼。日常工作是汇编各机关单位送来的‘运动资料’。有时，也会打打电话核对某一项具体情况。唯一的好处是，离开‘面对面斗争’，神经不再受到强烈刺激，轻松多了。

不过，工作态度却不敢有丝毫怠慢。有时，案头工作不那么紧，也会随处走走。八楼的另一头，是三反运动的重点单位地区粮食局‘打虎办公室’，那里集中了全地区粮食系统的‘大老虎’，由一批转业军人看管。墙上还贴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一类标语，气氛是相当紧张的。一天早餐后，‘打虎办’那边人声嘈杂，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我丢下手头工作，走了过去，见几个转业军人神色紧张地走过来，忙问发生什么事﹖其中一人骂了一声﹕‘妈的﹗跳楼啦﹗’匆匆顺着楼梯快步下楼去了。

到了中午，事情就弄清楚了。原来，一个姓蔡的粮食站站长，有极严重的贪污问题，关押了一个多月，经过多次批斗，到昨天为止，陆续坦白交代，他一人贪污稻谷达一亿斤。今天早餐后，他要上厕所，就由一名看管人员监视，以防意外。这名看管员是刚转业不久的军人，警惕性很高，不让姓蔡的大老虎关厕所门。十分钟后，姓蔡的完事，系好裤腰带，便一步跨上窗台，纵身跃出窗外。看管员身手敏捷，抢上去只抓住他一只脚，想把他从窗台上拉下来。谁知姓蔡的用力一蹬，翻身从窗口跃下，在空中翻了个跟头，一屁股摔倒在隔邻四楼的瓦顶上。看来他是下了必死的决心，立即爬起来，再往街上跳。只听‘砰’地一声响，不偏不倚，恰好掉在街边一只太平沙桶里，昏了过去。几个转业军人把他送进医院，经医生检查，除右前臂骨折外，再无受伤。按‘打虎办’的指示，骨折部位包扎完毕，立即押回南生公司八楼，继续批斗。

事后我想，小小一个粮食站长，贪污稻谷一亿斤﹗要多少座粮仓，才能装完﹖按当时水稻年亩产八百斤算，要十几万亩水稻，才可能产出一亿斤。而土改分田地，平均每人只分到半亩水田，年产稻谷不外四百斤。每人每年食用粮需六百斤，正常年成下，每人尚缺粮二百斤。全地区每年缺粮三个月，必须从泰国等地进口。一个粮站的管辖范围，相当于区，数万人口。这就是说，数万人一年不吃不喝，才可能有一亿斤稻谷。鬼才相信，一个粮站站长，会有这么大的胃口﹗

我隐隐约约感觉到，土改运动，是‘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现在在革命队伍内部开展的三反运动，也是‘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对人的伤害，显而易见。难道就没有好一点的办法吗﹖

2/25/03(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