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1日讯】前言
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有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毛泽东早年从事“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的纪实文字。五十年代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北土改运动的某些真实面貌。还有作家丁玲写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获史达林文艺奖的小说，内容和艺术风格都跳不出《暴风骤雨》的格局。此外，再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翻天覆地、生灵涂炭的土改灾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海外某些早已脱离“共产体制”的知识人，偶尔提到当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动沿用当年的套话：什么“土地回家”，“农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记述的，仅限个人所见所闻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毛朝皇榜天下大乱
我像一只小小的蜗牛，喜欢在郊外小径散步的时候，任由思绪的小小触角，自由探索。中外古今，天上人间，没有什么比这时的灵魂遨游更舒畅的了。这种时刻，我常常如醉如，留连忘返。
那一次，在北京西山蜿蜒的小路上漫步，经过碧云寺，经过孙中山先生纪念馆。那时正值太阳西斜，秋风送爽，漫山遍野的红叶，构成一个斑斓热烈的世界。我忽然想起毛泽东的诗句：‘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不提防，常常不自觉地一下子就坠入历史的长河。
我撑着自己的小竹筏，不由自主地漂荡在自己人生的小河湾，以一介知识份子的良知，去感受生活中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只是，我向来不肯用心，对许多特意用革命颜色涂抹着的英雄业绩，不抱怀疑；当然也不会想到，往往在社会进程中，尤其某些历史转折时期，会隐藏着那么多不为人知的黑洞。
那一年，我偶尔读到文坛首席执牛耳者一部新著。当时全国“一片红”，天南地北都是“革命样榜戏”的天下，十亿人被指定只能读一本小红书。而我却意外地读到了《李白与杜甫》，能不惊喜若狂？读完，我的脑壳好像被砍了一斧头。几天几夜，头痛欲裂。“杜甫是个不折不扣的地主份子”！？这样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我却百思不得其解。
我认定，“杜甫是地主份子”无疑是个历史黑洞，那么，现实生活里就没有黑洞了吗？老舍、田汉、吴唅、邓拓，都怎么啦？连赫赫有名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变成什么了？我的思想一片混乱，落入千万年不化的冰河。太多太多的黑洞，几乎将我的神经压垮。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文坛执牛耳者又一次出来欢呼。这一回我好像有了教训，随大众放了一串鞭炮，大惊大喜之余，还保留着一点个人的思索。这又是一个历史转折，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新词，‘四人帮’、‘一母三公’、‘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一举粉碎’、‘英明领袖’、‘你办事，我放心’，似乎又提供出让人思考的余地。而民间，却流传着‘五人帮’的不同版本。我断定，这可能又是一个历史大黑洞。
我深切感受到，我的小河湾和首都的政治大川是相通的。在两千多年帝制超稳定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度里，首都政治大川的任何一次风暴，都能在小河湾激起阵阵惊涛。民间早有传说：皇帝出皇榜挑选宫女，民间‘拉郎配’就闹成一锅粥。
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改北平为北京，并定为首都，第一次显露新皇朝的政治面貌。毛的心态，早在五年前的一首《念奴娇‧咏雪》词中，暴露无遗：‘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定都北京，还有一层重大考虑，既承传帝王的天命，又区别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至于开创“国民革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个牌位，称为‘革命先行者’，一笔带过。
新皇朝最早的一张皇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所以称为皇榜，是因为早已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心理上，奠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官民人等，一律不得违抗。
我的家乡是粤东著名的侨乡，韩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一千多年前，唐朝大文学家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长途跋涉，历经艰险，来到这片蛮荒之地。任期短短八个月，为民除去一大害──驱除鳄鱼，并写下千古不朽的文章《祭鳄鱼文》。原本是岭南边陲小城，因韩文公一篇惊天动地的文章，才有可能成为当今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潮汕的土着居民，不论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经过近百代人的辛劳，终于将自己的家园，建设成文明的鱼米之乡。
由丑陋的毛毛虫，逐渐变成美丽的粉蝶。但因人多地少，许多青壮年，不得不辞庙别祖，背井离乡，远渡南洋各国谋生。留在本土的民众，不论贫富，依然保持着勤劳俭朴的习性。从来不敢忘记荒年靠着草根树皮充饥的苦况，仍然以三顿大米稀粥或番薯稀粥度日，除非粗重劳动，或有亲朋贵戚登门、婚嫁喜事，轻易不敢煮干饭吃。这种由历史环境、地理条件形成的生活方式，自然是别具一格的乡土文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只要听到说潮州话，定有潮州粥和工夫茶。
一九五○年初夏，正是蝉鸣荔熟的季节。岭南佳果荔枝的魅力，令苏东坡死心蹋地，只要“日啖荔枝三百颗”，愿意当一辈子南蛮子。南蛮人对这果中之宝，心存敬畏：一颗荔枝三把火嘛！但谁都没想到，今年荔枝大丰收，给潮州人增添了太旺的莫名火气。
共产党的潮汕地区委员会，在赶走了国民党胡琏兵团数万败兵，刚刚接管这片颇为富饶的土地，还来不及考虑如何抚平兵灾战祸的伤痕，让人民百姓修养生息，就火急火燎策划如何掀起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党委会上，发生了火爆的争吵。
争吵的焦点不在“搞”还是“不搞”，党委的所有领导人，一致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土改法》，并按照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立即付诸实施。问题是如何实施？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本地老干部、党委副书记曾广认为：潮汕地区九个县，十户中有七八户有人在海外谋生，不论贫富，都有寄钱回来养家置业的传统习惯。农村的经济生活，与海外的侨胞息息相关。
实施土地改革，必须考虑到“华侨众多”的历史特点和地方特点，尽可能减轻或避免对华侨以及侨眷造成过激的行动，保护侨胞在家乡的正当利益。从北方南下解放自己家乡的另一位姓吴的副书记则认为：不讲土改运动的伟大意义和巨大革命现实利益，只讲华侨利益，是一种偏面的观点。几个回合，不同看法迅速发展成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和斗争。这一斗争只在党内高层进行，当时并不为外界所知。
戏台上下一样血腥
汕头市文工团，原是在游击区建立的武装文宣队伍，进城后，归市委宣传部领导。这时，全团奉命开赴土改运动试点揭阳县，与各县的文宣队合并整编，最后定员六十多人，成立潮汕文工团，归潮汕地区党委宣传部领导。第一个工作任务是，着手将北方歌剧《赤叶河》改编成方言歌剧，限期排练完毕，并到各县、区巡回公演。这一重大举措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藉由文艺手段，煽动穷人所谓的“阶级仇恨”，掀起一场对“地主阶级”的清算斗争。
《赤叶河》与《白毛女》一样，有极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恶霸地主吕承书，继承祖业，霸占农民田产，逼租逼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青年农民阿标在妻子投河之后，上山参加八路军，打回家乡，将吕承书清算斗争枪毙，报仇雪恨。就艺术而言，开创了西方戏剧理论指导东方方言歌剧艺术实践的先河，获得一些值得记取的经验。该剧总导演郑一标，是泰国华侨，曾经在西南联大专修戏剧。潮汕刚“解放”，郑一标不顾父兄反对，携妻挈子，离开曼谷，回国参加革命。后来潮剧院成立，郑一标任总导演，运用包括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在内的一套戏剧理论，对潮州戏一批传统剧目，进行试验性的改革和创新，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使潮剧以新鲜悦目的艺术面貌，呈现在海内外观众面前，赢得各界极高的赞誉。今年五月，郑一标在汕头市仙逝，享年八十一。汕头市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现在回头再说《赤叶河》。扮演恶霸地主吕承书的，是文工团艺术委员会委员余捷卿。他是广州理工学院高才生，数理化好，文笔也好。早在一九四九年春，余捷卿向往“解放区”自由民主的生活，秘密离开学院，辗转到了潮汕大北山游击区，加入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艺术宣传队。他学识高，形象也好，待人热情诚恳，行军演出，都能帮助别人，男女队员都当他大哥看待。《赤叶河》的剧本改编，他出了许多好点子，唱词对白，下过不少工夫。他的戏份很重，他扮演的恶霸地主吕承书，按剧情规定，最后被戴高帽、游街示众、清算斗争、直到公审枪毙。所以，每场演出最后一声枪响，他下场在后台卸妆，常常开玩笑说：“又死了一次。”
万万想不到，余捷卿的父亲，在饶平县黄冈镇的一次公审大会上，当场被枪毙了。对余捷卿来说，有如当头一声劈雷，完全呆了！幸好文工团的团长和政治指导员主动找他谈话，鼓励他以积极的、革命的人生观，对待当前这一场翻天覆地的土改斗争运动。余捷卿在情绪稍为稳定之后，一面照常演出(不过，“又死了一次”的俏皮话再也听不到了)，一面又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
在演出过程中，每到一地，即与县的土改运动委员会和土改工作团联系，白天常常参加当地的土改斗争大会或公审大会。农民在工作队支持下，召开群众大会，面对面斗争地主，通常都有三两个农民，尤其是妇女，一把鼻涕一把泪，诉说自己苦况和冤情，说到痛处，有的还当场对被斗争的地主拳打脚踢。这时，在场的农会干部就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恶霸地主xxx！”“枪毙反动地主xxx！”“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紧接着，土改工作队长当众宣布：“反动地主xxx，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兹代表人民政府宣判：当场枪决，立即执行！”早有民兵将“人犯”五花大绑，押至附近预定刑场执行枪决。
这样的斗争场面，几乎与《赤叶河》的剧情完全相同。白天实地斗争、杀人，晚上演戏，还是“斗争、杀人”，整个潮汕地区，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革命血腥恐怖之中。亲骨肉的生离死别，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余捷卿的痛苦，还在于父亲到底犯了什么罪？经过怎样的法律程序？有哪些确凿的犯罪事实？又有哪些证人证物？量刑是否公平合理？准确？作为儿子，作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员，竟然求告无门，求助无门！像余捷卿这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比一般人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思考能力，提出一些合情合理的疑虑，得不到任何解释，那种“不知为什么”的痛苦，可想而知。
唯恐不左多次整队
土改运动，让潮汕地区的官民人等，破天荒地领略到“阶级斗争”的血腥味。土改工作队和由土改队培植起来的贫雇农协会(简称农会)，是握有生死大权的机关。人们称他们为“手持‘乌令’的人”，或“手持尚方宝剑的人”。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农民，有男有女，一律头戴竹笠帽，上面有正楷大字“xx乡农会”，他们在土改工作队员带领下，任意到城市里抓人。理由是，农村的地主，土地和房屋是搬不走的，但其他的金银珠宝，都转移到城里自家的商号，或亲戚朋友的商号、住家，因此，必须将这些商号的“当家人”，一个一个地抓起来，押回农村，逐一进行与地主同等对待的斗争，直到把“浮财”挖出来。当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免不了拳脚交加，甚至私设公堂，严刑逼供。
这样乱抓乱捕乱杀，不仅限于地主，更逐步扩大，包括国民党员、乡长保、甲长、连长以上的军官、区长、县长、议长、公立中学的校长、训育主任、私立学校的校董、校长、教导处主任、以及土匪、流氓、地痞、强奸犯、通奸犯等等，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置于农会的暴力管制之下。
城市里的工商业者，无不与农村经济有血缘关系。农村斗地主(其实是传统的土地经营者)，土地不再经营，工商业便断了农产品、副业产品的供应来源，再加上农会还多次向工商业者进行“挖浮财”斗争，农业和工商业都遭受到致命的破坏。在潮汕地区，不论农村或是城市，华侨经营的产业，在城乡经济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许多人家被划定为“华侨地主”，人被斗争羞辱管制，土地房屋被没收。
有些还被强加上“反动”或“恶霸”的罪名，就地处决了。许多侨眷经不起飞来横祸，受辱受屈，自杀的外逃的不在少数。三十多年后的所谓“落实政策”，才遮遮掩掩在“内部材料”中承认，“在土改中伤害了许多在革命年代支持过我党的民主人士，伤害了许多华侨、侨眷。被错整的华侨、侨眷占75%，华侨房屋被没收的占80%──90%”。如此轻描淡写，对已经屈死的冤魂，已经遭到彻底破坏的城乡经济，有什么意义？
但毛泽东还嫌广东土改进展太慢，派遣他的同乡陶铸，主持华南分局的工作，兼任全省土改委员会主任，并提出“依靠大军搞土改”的口号。陶铸一到广东，就拿粤东党委开刀，大反“右倾”，大反“地方主义”。曾主张“照顾潮汕地区华侨众多”这一特点的潮汕地委副书记、专员曾广，被批判斗争，定为“阶级异己分子”，遭到开除党籍、撤销专员职务的处分，贬去海南岛劳改。
从这时开始，以“反右倾”为标志的“整顿阶级队伍”，全面展开。各级党委、各级土改委员会、土改工作队、各机关单位的第一把手，几乎都是“大军”。所谓“大军”，指当时驻防华南的第四野战军。根据“依靠大军搞土改”的口号，从军队调出大批北方干部，充当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全权决定该机关管辖的一切人事、业务，尤其要立场坚定地把好“土改关”，坚决与一切不利于土改斗争的右倾思想行为划清界线，清除所有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地、富、反、坏分子、立场动摇的投机分子，批判教育那些思想作风不良的地方干部和知识份子。因此，整顿阶级队伍，就必须查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关系、是否参加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立场是否坚定、思想作风是否正派、劳动是否吃得苦、工作是否任劳任怨，等等。
有一位姓黄的大学教授，四九年底从香港回内地参加工作的地下党员，被任命为土改队副队长。他与大家一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与穷苦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半年，形销骨立。白天不敢穿鞋，赤脚下地劳动，感染了“香港脚”，十个脚趾烂得一塌糊涂。乡下缺医缺药，就用生切烟丝，敷在烂处，谁知更糟，两只脚都肿起来，痛苦万状。一日无聊，口占一阕﹝虞美人﹞，词曰：“诉苦扎根何时了，眼泪流多少？感冒鼻塞又伤风，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阶级今犹在，只是地位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黄教授个人一时的情绪渲泄，被上纲上线，指为“地主阶级垂死挣扎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在土改队内部，由一名解放军营长、兼任地方区党委书记主持，一气开了五场批判会。黄教授被迫作了检讨，并试图作一些解释，即被视为态度恶劣，反动立场顽固，毫无悔改之意。一些激进的队员，甚至当众掴他耳光，撕破他的衣领，和农民斗地主差不多。最后，撤销副队长职务，留队察看。
广东的地方干部，包括省、市、地、县、区、乡的各级领导干部，多半在土改运动中受到严厉整肃、处分、清洗甚至判刑入狱。更在解放军干部中，形成一种偏见：地方干部与地主富农划不清界线，过不好土改关，不能重用。直到文革后，广东地方干部(尤其是知识份子)还一直处于被歧视、受压制排斥的地位。特别是由陶铸主导的“反地方主义”斗争，把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一批老干部打下马，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前面提到的余捷卿，因为父亲不明不白被处死，心里有结，便被指为“对党怀有杀父之仇”，多次整队被斗争批判，过不了关。情绪低落，万念俱灰，两次自杀未遂，最后，身心交瘁，含恨死去。
毛蒋争权人民遭殃
郭沫若在文革期间出版一本新书《李白与杜甫》，最令人吃惊的是，郭氏在分析杜甫一首七言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不作艺术探讨，而在政治上将杜甫划定为“地主分子”。他的根据有二：一是大屋竟然有“三重茅”，这种有三重茅的大屋，冬暖夏凉，是地主才能享受得起的住宅；二是指责公然抱茅而去的村童“为盗贼”，俨然一副地主分子的凶恶嘴脸。
郭沫若与杜甫是不同时代、不同命运的大诗人。若以诗论，郭还不配为杜“洗脚”。只是郭的命运太好，居然为“杜甫草堂”题扁，却又对“茅屋”一无所知，才闹出所谓“冬暖夏凉”的大笑话。凡亲手搭建草房的人都知道，覆盖房顶的茅草帘，由房檐处开始码着铺，一层一层往上铺设，必须铺盖三层，最后在房脊处将茅草帘压紧，才能避免漏雨。所谓“三重茅”，就是这个意思。中国的正常人，都懂得住大瓦房舒服，不至于愚蠢到住茅草房，享受“冬暖夏凉”的地主生活。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此处评注：“实有此事，不必作隐喻”。只有郭氏，别有用心，给古人上纲上线，诬指杜甫是“一副地主分子的凶恶嘴脸”。
郭氏自愿抽去骨头，百般媚毛，爬上高层，结局并不风光。两个儿子相继横死，夫人余立群自杀身亡，自己虽寿终正寝，但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卑躬屈膝，人性完全扭曲的知识份子形象，可悲！
人们不禁要问，毛在开国之初，不安抚百姓，不让人民休养生息，急急忙忙大动干戈，对外在朝鲜战场上与头号超强美国为敌，对内“消灭地主阶级”，到底为的什么？
纵观中国历史，开国之君，大凡推行全国性大政策，无不首先考虑到“振兴家国，长治久安”。唯独毛泽东，特别痴迷于秦始皇和史达林，集古代与现代暴君于一身，才如此不顾一切，无法无天。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从病理学角度，研究这种不依常理行事的“毛氏症”。
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的开发与经营。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别具一格的东方文明。构成农业生产关系的主要成分，是农业经营者、农业耕作者、农业工具和技术的制作者与发明者、农业经济管理者以及农时、农地、耕畜的研究者与饲养者等。这个经过千万年逐渐形成的经济模式，是一个完美的文明整体。公平与不公平的价值观，不是发生在农业社会的分工上，仅仅发生在社会分配上。而且，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可能有不同的价值观。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著作，为中国农业社会提出了追求“大同世界”的前景。
早在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毛泽东独霸井岗山，据险称雄，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扩充兵力，与蒋介石争天下，毛在“苏区”仿照“梁山泊”好汉们的做法，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美其名为“土地革命”。以“一切权力归农会”、“分田分地”作钓饵，动员农民中的青壮年、甚至少年、妇女，参加红军。所谓的“土豪地主”固然被暴力消灭了，数十万红军(刚刚武装起来的农民)又在与上百万政府军厮杀中，几乎全军覆没，造成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民族灾难。
那么，在毛登基坐上龙椅之初，为什么还要强制推行“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祸民政策？那是因为“立足”未稳，必须大力扩充武装力量，镇压四方，增援朝鲜，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如果再进一步追究毛的个人性格，大概就是“贼性难改”了。
以革命名义做尽坏事
关于毛泽东自己，他说过两句话。一句，“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再一句，“我一生做了两件事，解放战争和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第一句，毛只说了半句实话。马克思是德国犹太人，是书斋里研究学问有成的大学者。毛连高等学府的门槛都没摸着，更遑论研读马克思著作。倒是他立下奇志，要超越秦始皇。得了天下之后，推行暴政，也许可说“超过”秦始皇。他对马克思虽然不学无术，但照搬史达林的法西斯，却颇见成效，甚至还有些独创性。所以，如果改为“我是史达林加秦始皇”，也许更接近事实。
第二句，做了两件事：“前一件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后一件党内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以为，毛依然只说一半真话。“解放战争”期间，空前的兵灾匪祸，造成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浩劫，也只字不提。
由此可见，北京中南海新华门毛的亲笔题扁：“为人民服务”，无疑是一句冠冕堂皇的鬼话。话题还是回到土地改革运动上来。潮汕地区的土改，对当地农民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吗？我想，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人多地少，按当时潮汕各县实际人口，平均每人只能分到五分田(耕地)。潮汕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向来有深耕细作和间种、覆种的传统习惯，水稻亩产大多在八百至一千斤上下。因土地利用率高，加上追求高产量，除不断改进耕种技术之外，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是最重要的物质保证。高质肥料靠两种：东北大豆饼和进口肥田料。即使有这样保证，五分田年产五百斤稻谷，碾成大米四百二十五斤，也勉强只够吃潮州粥。农民说：种田如种花，食糜想卵泡。
世界上没有人像潮州人那样，跪在水田里用两只手除草。所以俗话说：读书怕考，种田怕除田草。土改平均分配耕地，每人都有一份田，但不是每人都有足够的劳力、足够的耕种技术、足够的生产资金和农具。所谓“人误田一时，田误人一年”，许多没有劳力或劳力不足的农民，开始尝到“土地回家，翻身做主人”的滋味。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参加土改复查工作队，到揭阳县桃围村，与一户贫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户农民六口人，丈夫五十来岁，妻子四十多岁，两儿两女，最大的女儿刚满十岁。我来与他们“同吃”，农民大感为难，又不好意思说实话，自己偷偷去割“稻尾黄”，煮成半钵子潮州粥，叫我吃。我知道实情，晚稻未及收割，他一家已饿了十来天，听说我要来“同吃”，不得已才去稻田里割取一些将熟而未熟透的稻谷。对着那半钵粥，我眼泪忍不住就掉下来了，哪里吃得下？我连忙预交一个月伙食费，才勉强解除这家人的困境。
“土地回家”，就号召大家“劳动致富”。别说致富，连粥都吃不上。不是想法子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力，反而批判农民一家一户搞“单干”，“走独木桥”。当时有一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应运而生，鼓吹“互助合作”，大批“单干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于是，潮汕地区就出现了第一个互助组，组长汪汉国，凑合几户孤寡人家，叫做“汪汉国互助组”。还真赶上时髦，组长汪汉国，被选中参加中国农民访问苏联代表团，到莫斯科转了一遭，回来后捉刀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做《汪汉国游苏联》，大肆宣扬苏联集体农庄的幸福生活。
从互助组开始，一步紧似一步，毛加快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驱赶农民加入农业劳动合作社的同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取缔粮食市场，强迫农民交公粮并卖余粮(实际上多是农民自己的口粮)。不到五年工夫，将农民逼上“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人民公社”。于是，“超英赶美”、“农业为纲”、“粮食挂帅”、“大跃进”、“放高产卫星”、“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人人写诗──村村出个郭沫若”‧‧‧如此这般，折腾不到半年，农民忽然发现，土地归了集体，土改结束时政府发给的土地证形同废纸，自身完全失去种植自主权，“党叫干啥就干啥”，变成身不由己的“农奴”。更令农民惊恐的是，公共食堂再也开不出饭了，连潮州粥都喝不上。一场毫无预警的全面大饥荒，饿死人命数千万，被迫逃港(生)的数十万。
一九六三年秋，我随“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工作团到揭阳县渔湖公社溪南大队展开清查工作。工作方法与土改基本一样，从访贫问苦、同吃同住同劳动入手，发动农民“忆苦思甜”，揭发生产队干部多吃(农产品)多占(工分、财物)等“四不清”错误，经过斗争、批评、教育，多占财物还必须退赔。这期间，我发现一些突出的情况，印象特别深刻。例如：
一、我同吃的这户农民，一家三口，老大爷六十多岁，大娘五十多岁，儿子二十出头，听说有个大女儿早已嫁鸡随鸡去了。一日三顿潮州粥，总借故不肯与我同吃，大半钵粥还是挺稠的。后来我才知道，稠粥是特意留给我吃的，他们自己喝很稀的粥。我问他们，既然答应我同吃，为什么要分开，稠粥稀粥不一样？大娘说：我们怎么可以一样！同志你一天一斤粮票，应该吃稠粥。我们的口粮定额比你低，也吃一样的稠粥，月尾就得找一条绳子，将脖颈扎起来。听到这里，我禁不住眼泪就下来了。当年土改复查，我的三同户偷偷割取“稻尾黄”的情景，又好像呈现在眼前。
二、所谓“忆苦思甜”，当然是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现在出来诉苦的，大都是些未满二十岁的女子，她们的苦都是一样的：那时，饿惨了。最好的时候，一顿只喝二两稀粥，有番薯吃，是上顶的。开头我有些纳闷，旧社会吃粥哪有按斤限两的。后来弄明白，她们诉的苦，都是公社化闹饥荒的苦。至于饿死人，谁也不敢说。
三、土改时，一到春节，许多农民都贴春联，大都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家里还贴一张毛主席像。现在，不要说春联、毛主席像，连口头上都不容易听到。有一次，我和一位农耕经验丰富的老农闲聊，有些感慨地说，这些年，农村生活还是很辛苦。老农用狡黠的目光看着我，说：社会主义嘛，生活就是这样；共产主义吗，想想就知道了！我好像突然让人扎了一锥子，又觉得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亏，作不得声。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从西方搬来形形色色的“主义”，只有列宁、史达林的“暴力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秦始皇暴政”相结合，才有可能酿成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
再看看被“赶到几个小岛上去的蒋介石国民党”，遵照总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政策，在差不多时间里，和平稳妥实施土地改革，在中华民国台湾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促进农业向现代化发展，为全社会的经济转型，打下良好基础，也为后来向现代化、民主化和平转型，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中华民国的成就，世人瞩目。
最近，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2000年“人类发展指数”指出，属于联合国定义的高度人类发展国家(全球共54国)，台湾排名23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人类发展指标由平均寿命、教育程度、经济水准三个领域统计数值衡量一国的发展概况。就平均寿命而言，日本以81岁居首，台湾75.3岁居35名；成人识字率反映基本教育概况，各先进国家间差距极微，台湾排名58；依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每人GDP，卢森堡约5万美元居冠，台湾以2万2186美元排名第22位。四小龙中，香港和新加坡在寿命及经济方面领先台湾，教育程度比台湾差；南韩各方面状况与台湾接近，但GDP是四小龙中唯一未达到2万美元者。
与十年前比较，在先进国家中挪威、瑞典、比利时、澳洲及英国排名上升，美、日、德、法、加拿大及瑞士则退步。四小龙中，新加坡和南韩双双前进8名，台湾前进5名，香港退步2名。至于中国，下降9名，2000年居第97名。
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新中国”，从破坏开始，以衰败告终。
2002年8月12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