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秋，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引人瞩目的大事：一件是美国为主英国为辅的美英联军打打着‘自由‧解放’的旗帜，攻打伊拉克推翻胡森政权之后，仍然受到意外的恐怖袭击，引起反战人士的责难，使美国不得不提出一项新的‘决议案’，要求联合国给予必要的支持﹔另一件是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二十三条立法’，引发了五十万居民‘七一’大游行示威抗议，迫使特区政府首长不得不宣布﹕无限期延后该项立法。

8　人和地的悲哀五十多年来，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最惨重的两大失败是：一、与人斗；二、与地斗。两斗俱伤的结果可以归纳为一个字：穷。与人斗和与地斗，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它的遗祸，如同近来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瘟疫，不知道什么时候发作，一旦发作就很难收拾。因此，要想消弥‘积重’过多的祸害，决非易事。

7 饿罪难挨一九五九年二月，钢铁师‘班师’回营。不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好歹也还是炼出了钢铁，至于炼出多少，领导人语焉不详，大众又无法过问，好在有毛主席‘成积九个指头，缺点一个指头’的最终定论，就不必计较了。一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电称：一九五八年全国钢产量‘跃升’为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了一番。不管如何，这个数字起码符合‘大跃进’精神，皆大欢喜。我私下想，这一千多万吨钢，不知包不包括钢铁师三团小平炉炼出的那块低炭钢﹖那是技术员小祁鉴定的，锻成一把斧头一把镰刀之后，由我亲自送到省政府大院‘钢铁师成果展览会’上。

６钢铁师记实今年的国庆节庆祝大会及大游行，特别热闹，花样也特别多。因为是‘大跃进’年，各行各业都要 以‘大跃进的姿态’，‘放卫星的成积’，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献礼。

５ 自留地之争两千六百多年前，在中国北方平原上，演出过一幕惊心动魄的活剧。一群亡命的贵族重胄，在黄土平原上仆仆奔驰。他们虽然仗剑驾车，但看得出来，一个个衣冠不整，疲惫不堪，饥肠辘辘，难以继续赶路。他们饿狼一般的眼睛，四处搜索，只见荒凉的田垄间，麦苗稀疏，颗粒难觅，哪里去找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这时，他们发现一个衣衫褴缕的农夫，在田间正低头弯腰除草，动作迟缓无力。流亡者中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人，走下车来，用尽可能客气的口吻向农夫请求：‘请你给我们弄些吃的东西吧！我们几天没吃过饭，都快走不动了，你无论如何得帮帮忙才好。’半天才直起腰来的农夫，看了看这一群路过的客人，叹了一口气，又弯腰从脚下捧起一大块泥土，送到年轻人面前，无可奈何的说：‘没有别的了，只有这个给你吧！’

４ 八月，多事之秋 历史会记住这个时刻。一九五八年八月，是中国现代史上、也许还是世界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中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在黄帝的故里河南诞生了。在岭南，第一个人民公社急急忙忙投胎，选择在紫气横来、水稻卫星升空的连县。说来凑巧，我的女儿也在连县一家医院里呱呱坠地了。八月二十三日，中国的万门火炮，对准自己的国土家园金门，轮番轰击。同时向世界宣称﹕万炮轰击美帝头子艾森豪威尔！

3 疯狂的夏天夏收夏种，是农村最繁忙的季节。繁忙，意味着什么，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弄明白的。我的想象力只局限于上草村，每一个劳动力平均要负担十二亩水稻的收割和插秧，附加犁耙田及施肥。将近一半的田间劳动，要靠每个劳动力的肩膀(挑担运输)才能完成。所以，比平时要多出力，多出汗，甚至加倍的出力出汗，是可以预料的。

2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上草村只是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我们在这个生产队落户，有点像后来的‘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带着自己的户口和粮食定额到这里来，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参加评工记分，一样领取工分票。不同的一点是我们的身份是国家干部，工资关系转到县委组织部，按当地的级别工资标准，每人比原来的工资额都少了一级。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摘自毛泽东诗《七律．送瘟神》

小　引一九五六年初冬，南岭葱茏。 我在深山里跋涉了七个小时，还不见有一户人家。这时，西山日落，彤云满天，回首来时山路，苍茫无际。正进退两难，忽见树林深处闪出一条人影。等这人走近了，才看清他的模样。只见他一身粗布黑头巾，黑短褂，黑裤衩，头插一根野鸡翎，腰插一把开山刀，脚踏一双十耳草鞋。他肩上扛着一株枯干的大松树，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我让在路边，向他打听我要去的那个瑶排。他两道目光闪电一般在我脸上一扫，扬手朝前方一指，脚步如飞，转眼间消失在浓重的暮霭里。

特务长杨标真冤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在我眼前出现一幅如此不可思议的情景﹕两条细麻绳﹐死死拴住特务长杨标两个大拇指﹐通过小滑轮用力一拉﹐杨标本能地踮起脚跟﹐就在脚尖离地的一刻﹐他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杀猪一般地嘶叫起来……。

在国内公开出版物中，有一篇《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是毛泽东早年从事“打土豪，分田地”斗争的纪实文字。五十年代出版过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北土改运动的某些真实面貌。还有作家丁玲写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获史达林文艺奖的小说，内容和艺术风格都跳不出《暴风骤雨》的格局。此外，再没有片言只字，提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翻天覆地、生灵涂炭的土改灾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海外某些早已脱离“共产体制”的知识人，偶尔提到当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动沿用当年的套话：什么“土地回家”，“农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记述的，仅限个人所见所闻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陶铸治粤，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至一九六六年窜升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谓官运亨通，风光了得。不料三年后，即被打成“叛徒”、“保皇党”，死于非命。

鲤 湖 镇 一 役一阵激烈的枪声，震得寒星摇摇欲坠。 鲤湖镇周围十几里数十个村寨、近二十万民众，都从睡梦中惊醒，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胆子大一点的人，轻轻开门走出来，黑夜里互相轻声打听，又都茫无头绪。小北风刮得很紧，不明来历的枪战，一阵紧似一阵，似乎还夹杂着一两声沉闷的手榴弹爆炸声，更平添几多不安和恐惧。有的缩头蹑足，返身入屋，闭门不出。有的披上一件旧棉袄，摸索着走出村口，试图辨别枪声的方位，希望得到一点什么消息。

我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学唱国歌。老师把简谱和歌词用粉笔抄写在黑板上，字体端正美观，便有一种引吭高歌的欲望；老师拿教杖指着，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学们跟着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里一高兴，课堂上高声唱，下课独自哼唱，放学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纪念周会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较清亮圆润，赢得老师同学赞许的目光，心里未免有些翘翘然。凡上音乐课，我特别起劲，特别投缘。

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广东揭阳，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钱坑乡。高中肄业，即加入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艺宣队，一九五一年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本科毕业。先后在《工农兵》文艺半月刊、《广东文艺》月刊、《珠江》文学月刊等杂志社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一九八六年获国家副编审职称。工作之余，喜欢读书和写作，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歌剧文学剧本及文学评论，著有长篇小说《夜遁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