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日讯】1月27日下午3点，张林和王庭金准备去北京，参加中共前书记赵紫阳的追悼会。于是他们一起去火车站买火车票。4点钟公安局有关人员打来电话，要找张林。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张林在哪里，我似乎记得张林说过今天要去公共浴室洗澡，我就跟他们说张林去洗澡了。
下午5点，我就听到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我问是谁，问了好多声也没有人回答。打开门之后，就有两个中年男人，急不可待地冲入房内，他们说要找张林，我说张林不在家里，出去洗澡去了。他们不相信，便打开柜门，掀开窗帘，到处搜索，房间每个角落他们都搜查到了。他们找不到张林，便守在我家等他，声称等张林回来后，他们要请张林吃饭。而且我家每来一个电话他们都要查看来电显示，看着他们着急得样子，我想他们肯定是来者不善，但是他们没有人出示证件，只是自称是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的人，我想这或许就是市民传说中的令人恐怖的“便衣盖世太保”了。
不一会儿，又进来一个人，室内的两个便衣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折了回来。就这样进进出出，好象没完没了，还反复不停地盘问我。就在这样的拉锯状态中，时间不经意间地过去。一直到接近深夜12点的时候，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两岁的女儿已经哈欠连天了，我让他们出去他们却还不走，我只好对他们说，我女儿要睡觉了，你们要等张林，那到外面等吧。他们还不愿出门，我只好硬推他们，他们才走了。当我要关门睡觉时，发现他们的车停在我家门口，车内大约有四、五个人。这时我家电话铃响了，是王庭金的妻子打来的，原来他们也去王庭金家了，而且去了两次。于是我更担心了，不知道张林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现在还没回来，为什么那些“盖世太保”如此有兴趣要请张林“吃饭”，好象比鸠山队长请李玉和去赴宴还要有“雅兴”。就这样一直都睡不着，快要到天亮时，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院子里车子发动离去的声音。
1月28日下午，张林给我打电话，说他俩正在北京，已被当局拒绝参加赵紫阳追悼会，表面理由是他俩手上没有讣告和请柬，也没有在当局选定的参会者名单内，打算当晚坐火车回来，预计29日11点到蚌埠。我说明天抱女儿安妮去接他，他说不用了，天太冷了。因为担心那些便衣们可能会到火车站去“接风”，29日早上我把孩子交给婆婆看管，11点准时到了火车站。刚到还没有2分钟，我看到市公安局的约六、七个人也在那儿等着，其中有几张我熟悉的面孔。11点20分左右，我看到张林，王庭金从站里出来，我急忙冲向前，挽着张林的胳膊，告诉他当局的人也来了，我们快走。张林说：“没事，我们又没做什么，不必害怕他们。”这时只见当局的几个人从后面走来，其中一个说：“你们回来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当局的人就这样把张林带走了，我放心不下也跟着去了。
到那里，公安局的人把我们三个人分开做笔录，直到下午3点。我因为要带孩子，要求先回家，临走时，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严厉地警告我，让我回家之后好好看管张林，不要再乱发表文章，不要再写文章“出卖国家”。同时他也警告我说，我署名发表的文章是张林写的，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如果我们夫妇俩再发表文章的话，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我当时没有激烈反驳他，因为在他们眼里，道理一文钱不值，说了也等于白说。
下午公安局的一位女警打来电话，说张林已被他们行政拘留了。我当时问她拘留的理由是什么，她说：“张林已经进去了，他挺配合的，你去给张林送被子，衣服，还有200块钱，到拘留所。”我问她拘留多少天，她说那就看他配合得怎么样了。晚上我给张林送去了衣物，看他那副憔悴的样子，我心中阵阵酸楚。后来我从张林那里得知，那天他们听说张林去浴池洗澡，就连夜把整个蚌埠市的浴池都搜查了一遍，也没找到张林，第二天又派人坐火车去北京找他，好有一番动静和劳累。
1月31日我去市公安局领书面通知，有关人员再次警告我，从现在起不准我们夫妇俩在电子杂志上发表文章，如果发现我们在网上有文章发表，就对我们不客气。但是我认为中国宪法和相关法律，都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国公民有发表言论的自由和自由思考的权利，法律上没有禁止公民写作的条款，我写文章只是陈述事实，并不去议论谁，所述事实也都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并不涉及到“国家机密”，我一个失业的家庭妇女，整日买、汰、烧，围着灶台和两岁的孩子转，操劳着家人一日三餐，几乎足不出户一华里远，也不可能知道什么国家机密。写文章只是心有所感，事有所至时，记述一下一些个人的心情和生活中的私人事件而已，类似于一种小女人文体的“主妇日记”。如果这样的小女人私人笔记型的平淡文字都不准写的话，那么中国人还有什么自由呢？照这样下去的话，也许要不了多久，老百姓吃过萝卜后打个饱嗝都要犯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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