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9日讯】宇宙之中，有一种光明的力量，也有一种黑暗的力量，这两种力量，不断地对抗，也不断地交替。他们两者之间，存在的形式，既矛盾，又共生，两者有不可分离的存在结构。
从神学的观点而论，光明的力量，代表神的爱与正义；黑暗的力量，代表魔鬼的恨与邪恶。自宇宙开始，这两种力量，便存在着永恒斗争的形式，有时黑暗胜利，有时光明胜利，但无论如何，唯有神的力量，才是唯一能够对抗魔鬼的力量。
从人道的观点而论，光明的力量，代表人道的爱与正义；黑暗的力量，代表反人道的恨与邪恶。自地球有人类开始，人类之间，便有了各种冲突与战争，这些冲突与战争，经常围绕着爱与恨、正义与邪恶等主题，人类似乎永远无法摆脱，这种冲突与战争的形式，这种存在的形式，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宿命。
人类存在的文明，与人类存在的命运，需要有道德与智慧的人，来协助推动。这个有道德与智慧的人，在人类社群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代表人类的良心，也代表社会的道德正义。
一、 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的概念，源自于西方，但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自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就存在了。
许多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有不同的诠释方式，这些诠释方式，有很多的错误。例如，有人将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定位在参与公共媒体的学者，或者定位在关心政治、经济、法律的文人等。
我觉得这些定义，十分狭隘，根本无法充分体现，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与历史任务，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从新还原人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与地位，然后从新厘清它的人文定义与历史坐标。
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系指关心人类存在问题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代表人类的良心与正义，因此他必须具备有完美的道德条件，也必须具备有广博的知识与智慧。不具备有完美的道德条件、广博的知识与智慧者，绝对不能成为一位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
所谓人类存在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人文问题，如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角色、人的生存环境、人的命运与人的未来。
所谓的人的生存环境，包括人的精神领域、知识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教育领域、科学领域、大自然资源领域、自然环境领域等。
从以上所罗列的人文问题可知，公共知识分子所关心的人文议题，包含了极广泛的人文领域。那么公共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在定义上，有什么不同？
知识分子，包含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他可能是一位，关心公共议题的学者，也可能是一位，关心自我个体问题的文人。换言之，所谓的知识分子，可以是一位完全不关心公共议题的知识专家，也可以是一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例如，犬儒学派的学者、极端个人主义的文人、某种与人类公共议题无关的特殊专业学者等。
公共知识分子，最大的特质，在于他将自我关注的思维，放大到人类社会群体共同关注的议题之上，他的理念生命，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多的部分，是为了别人而存在。
在21世纪全球化的文明里，公共知识分子的义涵，早已超越了人类古代社会的范畴，他成为关心人类命运的思想家。所谓关心人类的命运，它所包含的范畴，包括了关心人类、关心大自然生命、关心地球的环境，因为这三种议题，密切地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
换言之，21世纪的公共知识分子，将成为保卫人权、大自然生命权、地球发展权的斗士。为了人类未来的命运，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他必须负起保卫人、大自然生命与地球可持续性发展的任务。
二、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贫困与危机
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受限于历史的发展，其存在的形式，很难摆脱其贫困与危机的本质。在人类文明越是落后的地方，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贫困与危机性，便越大。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贫困与危机性，即是公共知识分子自主性的沉沦。这种自主性的沉沦，包括自由意志、道德良知、自我尊严、高贵的人格、做人的基本原则等的沉沦。
从人类文明开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大致区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之中，人类公共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与形式，并不相同。
第一个阶段，为人类文明的蛮荒阶段，又称为神权时代：在这个历史阶段，由于人类缺乏足够的科学知识，人类普遍对大自然的变化或神□，存有许多的困惑，于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即巫师。巫师扮演着，神与人之间沟通的角色，他对大自然变化的规律与神□的旨意，具有充分的解释权。
这种解释权的合法性，源于人类的无知与恐惧。至于巫师解释的方式与内容，完全根据他自己的想像臆测，或者推理捏造，但无论他怎么解释，他必须要透过各种神秘、玄虚或诡异的仪式，如此才能充分蛊惑人民，并且维护他的权威地位。
一个好的巫师，他会透过各种技巧，传播神的爱与正义。但是，无论巫师怎么好，只要碰到一个不好的部落领袖，那么即使巫师想要，传达善与正义的理念，这位部落领袖，未必能接受。此时，巫师有两种命运或选择，一种是自愿或被迫放弃巫师的角色，另一种是成为部落领袖的工具，尽量按照他的意志，来解释各种大自然的变化或神□的旨意。
所谓的巫师，就是人类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这种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依附部落统治者的性格，他的自主性与人格，十分低微，充其量只不过是，统治的工具罢了。例如，中国原始的儒家，即是起源于巫师的角色，这种巫师的角色，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化，逐渐变成卜筮之官、礼官、大司寇（如孔子）、祭祀之官等。
中国的原始儒家，必须精通占卜之术，才能够成为统治者御用的文人，否则只好沦落民间，成为术士之徒。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些原始儒家的学者，逐渐发明了八卦，并且将宇宙之间，所有的自然与人文事理，演绎成六十四卦，每一个卦名，都有一套哲理或命数，因此集结成《易经》。
《易经》一书，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最早的人文哲学典籍。这个典籍，充分体现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自然与人文的观点，也体现了改造人类社会的观点。
在人类历史的蛮荒阶段，公共知识分子，很难摆脱对部落统治者依附的性格，也很难摆脱部落群体的意志，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利益与地位，他必须要学会如何，以出卖自我人格与灵魂的方式，来与统治者建立妥协的和平关系，如此才能够充分确保，他合法存在的形式。
第二个阶段，为人类古代的文明时代，又称为专制时代：在这个阶段，公共知识分子，也是统治者的御用工具。这种公共知识分子，亦无法摆脱对统治者的依附性格。
在专制时代，社会权力分配的系统，主要在于统治者，不在于民间，因此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要占有主流的知识地位，必须透过统治者的认可，才有可能获得。如果公共知识分子，无法受到统治者的认可，那么他只能沦落民间，成为民间的知识分子，民间的知识分子，很难行使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能。
在专制时代，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学会与专制政权妥协的本事，这种妥协的行为，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个体尊严、人文思想、哲学体系、做事方式、做人方式等，都必须接受专制政权的异化，如此公共知识分子与专制政权的统治者，才能保持一致的步调。
在专制时代，统治者绝对不能容许异议者，也不能容许反对者。这两种人，都是统治者的敌人，那么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能成为异议者，或反对者呢？
换言之，在专制时代，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只有远离政治圈的知识分子，才具有独立的人格，而这种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以中国的孔子而论，他早年担任鲁国的大司寇，此时，他是鲁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与意见，在鲁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后来，他周游列国，希望找到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接受他的治国理念与方法，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他。
为什么他的治国理念与方法，没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愿意接受呢？因为他的想法，侵犯到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必然会受到排斥与拒绝。此时的他，只是一位民间的知识分子。
然而，他晚年退而讲学，不再参与实际政治。由于他属于民间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可以自由地发挥他的理论，不必受到专制统治者的压抑或限制。在专制时代，这种学术自由与自主性的特质，只有远离政治圈，才有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形式。
如果当时孔子的治国理念与方法，被某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接受，那么孔子只不过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如商鞅或管仲，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大思想家，因为专制文化，并不容许具有自主性思维特质的大思想家。
人类文明的哲学与思想，在专制时代，也有其伟大的一面。人类只要将专制的思想，从文明的哲学与思想中，彻底剥开来，那么便可以重现人类文明中，那些伟大的哲学与思想。
例如，中国的儒、墨、道、释哲学，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其他人类各种文明等，人类只要将其专制思想的部分，彻底铲除，那么它们就可以呈现，其健康发展的形式，甚至展现出，其伟大的内涵与光辉。
第三个阶段，为人类现代的文明时代，又称为民主时代：在民主时代，人民是统治者，政府公职人员，是人民所选出来的公仆，他们的责任，在于为人民服务。在这个时代，主流的知识阶层，是公共知识分子，他可以是民间的学者，也可以是政府的公职人员。
在民主时代，公共知识分子，是人民理念上的真正统治者。由于公共知识分子，不受专制统治者的制约，反而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另一种危机，这种危机，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自律系统，他必须透过人的良心与道德正义感，来行使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
然而，人的良心与理智，是有限的，当公共知识分子，面对各种利益与权力的诱惑时，他如何能够保有自己应有的人格与立场？
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爱与正义的信仰，因为信仰是人类良心最后的监督者，如果人类没有了这个心灵的监督者，那么人类什么事，都有可能做的出来。
例如，许多在西方国家，享受自由的知识分子，却是危害自由价值的人。如美国女作家苏姗．桑塔格、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伊德，《纽约时报》记者杜兰蒂、还有无数为专制政权或恐怖主义辩护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不仅破坏了人类正义与自由的价值，而且不断地维护邪恶的政权。
公共知识分子，除了必须具有信仰之外，他还具有两种特质。第一，在爱与正义的基础上，他有权批判任何人，也有权要求任何人更正错误，没有人可以限制他的言论自由；第二，在爱与正义的基础上，他没有权漠视，社会各种不公、不义、贫穷、苦难、失序与危机等问题，他必须站在所有人民的前面，对抗人间的邪恶与黑暗，即使是必须牺牲生命，也不可以推辞。
在民主时代，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多重的义涵与特性，不同的文化，所产生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解决人类不同的苦难与危机。在21世纪，全球民主化的潮流里，每一种不同的文化，它们之间，应该建立和平对话与交流的机制，这种机制，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大融合与互助。
人类不同的文化，就如同花园中，不同美丽的花朵一样，人类没有必要，在花园之中，只种同一种花朵，那是专制时代的思想，也是一元化封闭思考的模式。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灿烂的表征。
同理可证，不同文化，所产生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将具有不同的见解与思维，这种不同的见解与思维，有利于人类解决未来，各种文明的危机，也有利于人类拯救，未来人类苦难的命运。
三、以人道的爱与正义，建立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
人道爱与正义的理念，是公共知识分子存在合法性，最有价值的基础。这种价值理念，可以建立公共知识分子，各种优良的特质。
例如，高贵的灵魂、坚定的信仰、明确的立场、永不妥协的意志、具有人道的勇气、判断是非的能力、建立核心的价值观、保持人的责任感、坚持自由的价值等。
20世纪，人类公共知识分子，犯了许多不可原谅的错误与罪行。也许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在刚开始时，具有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例如中国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员。然而一旦手段的不义，取代了正义的目标之后，其革命的结果，必然是不义的。这就是20世纪，中国苦难的根源。
我认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明确爱与正义的立场，那么他有可能，在复杂的人文思潮，或狂情的群众体系之中，迷失了自我，甚至成为邪恶政权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20世纪，大部分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都会犯这些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使中国人民，承受了许多不必要的贫穷与苦难，到底这些错误，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
事实上，非常容易理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缺乏明确爱与正义的立场，一旦出现各种热情的革命口号，或美丽的谎言时，那时所有的人，就会像飞蛾一样，扑向火焰！最后集体灭亡。
为什么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么容易受到蛊惑呢？一个人如果没有对爱与正义，有明确的立场，那么人便很可能为了伟大的理想，轻易接受不义的手段，这就是功利主义，对人类最大危害之处。
在20 世纪当中，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意见，这些改革的意见，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未必经得起检验。为什么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无法判断是非呢？因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爱与正义的信仰，一旦面对不同的理论或复杂的时代状况时，便很难站稳立场，作合理的价值判断。例如:
1. 满清末年，政治腐败，孙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主张，中国人民，也管不了爱与正义的原则，只要能够推翻满清，先接受了再说。为什么中国人会用民族主义，来取代人权革命？如果不主张人权革命，那么如何能够实行民主宪政？
2. 中国军阀割据，孙文提出统一中国的主张，中国人民，也管不了爱与正义的原则，只要能够让中国平静，先接受了再说。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专制思想的大一统意识，而不能接受陈炯明所主张的联邦思想？如果中国不接受联邦思想，那么如何能够实行民主宪政？
3. 日本侵略中国，蒋介石号召人民抗日，中国人民，也管不了爱与正义的原则，只要能够让中国顺利抗战，先接受了再说。中国人为什么将抗日与拥护专制政权，联在一起？世界上有许多的民主国家，他们并不需要用拥护专制政权的方式，来进行对外抗战，为什么中国人民，想不明白？
4. 国民党专制腐败，中国人民，也管不了爱与正义的原则，只要能够推翻国民党，就算是共产党也无所谓，先接受了再说。中国人民为什么将反对国民党与主张专制的共产党政权，又联在一起？共产党以仇恨与斗争起家，他们主张一党专政，他们与专制的国民党，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中国人民，看不清楚呢？
5. 现在共产党专制腐败，台湾实行民主政治，有些中国人民为了担心台湾独立，也管不了爱与正义的原则，只要能够阻止台湾独立，就算开启战争，也无所谓。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没有办法接受民族自决与人权理念呢？因为他们不是用人道的爱与正义，来思考人的问题，因此一旦狂热的民族主义，出现时，大部分的人，都被迷惑了。
以上所提的中国人，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他们的目的，也可能是善意的。但是一旦所采取的手段，违背了爱与正义的原则时，那么它的结果，必然也违背爱与正义的目标。
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放弃了爱与正义的原则与立场，那么他有可能成为，维护邪恶政权的工具，或者成为延续人类苦难的肇因者。
我认为，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原则，在于明确自己的立场。这种立场，必须具备有爱与正义的核心价值观，否则他无法产生伟大的信仰、高贵的人格、承担社会道义的决心、对抗社会不公不义的勇气等，这些特质，都是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我坚决信仰，人道爱与正义的理念，是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唯一合法性存在的基础。
四、人类文明的危机
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并没有肤色、种族、国家或性别的区别。只有对人类，有良心的义务；也对世界，有道德正义的责任。
由于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爱与正义的特性。这种爱与正义的特性，可以发展出许多美好的人文价值，例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理性、俭朴、节用、诚实、信用、平安、喜乐、幸福与和平等。这些价值，都是人类公共知识分子，高贵人格的必要特质。
21世纪人类的文明，产生了许多危机，这些危机，需要公共知识分子，来参与解决。如果这些危机，不能够尽快有效处理，那么它们有可能会，造成人类未来不可收拾的局面。
例如，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贫富不均、过度工业化、狂热的民族主义、国际领土纠纷、种族大屠杀、生化与核武器扩张、国际武器竞赛、专制暴政、恐怖主义、金融风暴、传染病、毒品泛滥、能源危机、生态浩劫、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世界气候变化、地球温室效应、地球可持续性发展危机、地球毁灭等问题。
此外，在人文精神方面的困境与危机，如无神论、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物质主义、无限的自私与贪欲意识、民族仇恨意识、国际姑息主义、道德沉沦、精神堕落、科学滥用、反民主浪潮、人权侵害、反自由与平等、文化冲突等问题。
这些人类文明的危机，都必须藉由公共知识分子，提出伟大的理想方案，并且发挥人类伟大道德的勇气，才能够有效解决。
五、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公共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承担人类的道德责任？
非常简单，只要他具有爱与正义的信仰、能够判断是非善恶、能够爱人如己、能够舍己为人、能够大无畏地与邪恶抗战、能够维护人类的公理与正义、能够保护大自然的生命、能够保护地球可持续性的发展等，那么他就可以承担人类的道德责任。
我心目中的公共知识分子，是格劳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富兰克林、亨利（Patrick Henry）、亚当斯（Samuel Adams）、华盛顿、杰弗逊、林肯、马丁•路德•金、甘地、泰戈尔、托尔斯泰、丘吉尔、哈维尔，昆德拉，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吉拉斯、泰瑞莎修女（Mother Teresa）、罗斯福、史怀哲（Albesrt Schweitzer）、雷奇•华勒沙（Lech Walesa）达赖喇嘛、里根、小布什等人。
因为他们为了维护人类伟大的正义与自由，付出了理想与热忱。他们绝绝对不与邪恶或专制政权妥协，由于他们能够坚持公理与正义的信仰，因此使人类的文明，能够逐步走向伟大光明与正义的大道。
公共知识分子，绝对不能与邪恶妥协，也不能向专制暴政屈服。他不能为了理想，随便出卖爱与正义，也不能随意出卖个人的良心与灵魂，否则他就没有资格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坚信，人类的公共知识分子，只要能够坚守爱与正义的立场，他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心灵力量与智慧，这种力量与智慧，可以帮助他，承担人类的道德责任。
21世纪，人类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挑战，就是如何尽快终结邪恶政权，这些邪恶政权，如专制政权、共产暴政、恐怖主义等。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公敌，也是人类爱、正义、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理念的破坏者。只要这些邪恶政权，存在一天，那么人类就必须接受各种苦难与危机。
让全世界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一起消灭这些邪恶的政权吧！
2005-2-7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