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4日讯】“解放前”我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那时我参加学生运动是个积极分子，认为学生运动是符合学生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可我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而且我也不知道这里面存在那些斗争，只要我认为是对的好的，我就参加，我认为搞学生运动的人都是“进步的”，我就与他们接触。后来我才知道国民党的人与我接触是怀疑我是共产党，而共产党的人则怀疑我是国民党的“红帽子”（那时地下党把伪装进步的国民党特务叫红帽子）
当北京一“解放”的时候，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并打出“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当时我的心真激动。为了“解放全中国”我毅然抛弃了学业，于1949年3月2日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
当时南下工作团是在社会上公开招考的，好像是2月22日考的试，而我就读的大学要在3月2日迁回沈阳，所以就把参加南下工作团的人集中起来搬到南工团去了。
3月8日发榜时，我已在南工团，发现我没被录取，也不知道为何。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是有人写了东西说你可能是“红帽子”，这时就有好心人去给我找人，但谁都不承认是他写的，就为这一句话，就害了我一辈子。
在部队的时候：
因为档案里有这么一份材料，所以在部队的历次运动中都少不了要挨批斗，并逼着我交待问题。最后都是根据表现做的结论。
在部队我25岁以前申请过三次入团，而每次都是支部大会通过而上边不批。后来我就不申请了。心想连团部都不能入，入党就谈不上了，所以以后就没有申请过了。
因为我工作一贯表现好，在我的历史没有下结论之前的1953年，那时我是在中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教物理，我教的那班的物理成绩最好，都是4分5分的，消灭了三分，当时中南军区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我，拍了很多我讲课的照片，有一张登在了五四三八的《战士生活报》上。还有的登在了军队英模代表大会的纪念册上，可那一年我只立了一个三等功，什么也不是，若不是历史问题我就立了二等功了。
在1954年初，因我要结婚，这时领导给我的历史做了一个“预结”，即“根据该同志的一贯表现，没有发现有问题。将来若查出问题由她自己负责”。
就这个结论我也是不能受到重用的。在55年广东军区转业干部训练团时，我当班长，别的班长光出事，就我们班最好，因为转业干部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我把她们组织起来：有的学文化准备考大学，有的跟广东的同学粤语……各得其所，八月十五还组织了月光晚会。所以我们排长送我们的照片背后写“送给我们最能干的班长”。
在训练团半年的时间，主要是整理每个要转业的人的档案，每个班抽2个参加。这些参加清理档案的人都佩服我，都说我在历史没下结论以前还能立功。她们都同情我，而军队干部处的人省委组织部的人也都非常同情我，可是没有办法。他们告诉我，象我这种人是不能受到重用的，他们都说我这个人心好，又有工作能力，可是就不能重用。
我在训练团是有威信的，在我们分配时，我们班有一个人，她的原部队在湛江，可这回却把她分到了粤东专区，她知道后就哭得很厉害，于是我就找广东军区干部部的人把她的档案从粤东抽出来放到粤西的档案中了。她后来考上了大学，在华南师大附中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老师。
转业到南海县：
分配到粤东专区的由我带队到佛山粤中地委组织部报到，一周后分配下各县的都去了，只有佛山市与南海县的，当时按照我的情况可以到一个中学去当校长的，但是没能如愿，就到南海县政府文教科当了一名行政21级的科员。
一个和我一起转到南海当人事科长的人建议提拔我当文化科长，当时由于我们的科长不同意，就没有搞成。我想：我这种情况当官是没有出路的，只能靠自己的本事。于是我就去找省委组织部分配我去南海的那个干部科长，要他把我调到广州来教书。这样我就调到广东省仲X农业学校教物理。这是1956年8月底。
在仲X农校期间
我到仲X以后，就想在教学上开展自己的事业。这个物理教材与我原来教的不一样，所以备科课比较吃力，一学年后就好了。到了57年的夏天，就开始了“鸣放”。动员鸣放的政策是： “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者改之，无者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就相信了这一切，于是我就“鸣放”。
到58年的元月份就开始反右了，（大约在鸣放后四、五个月时间）。那时我都没有想到会搞到我的头上。因为校长对我都挺好的，后把我们的校长调走了，新来的是农业厅的处长，还带了几个人，就搞起来了。
我是最后搞的，原来动员鸣放时说的话就都不算数了，因为那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反右了，那个农业厅的处长动员反右时说：仲X有右派，有些人和社会中的右派一唱一和，想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对于他们，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揭发出来，批倒批臭。
整我的时候是把我在鸣放时提的意见拿出来批判的，首先就说我反对“肃反”运动，以具体来否定全面。在鸣放时我说：全国的肃反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是次要的。但是仲X却说我说的是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毛主席说的肃反的反革命的控制数是百分之五，并不是每个单位都是百分之五，有的单位多，有的单位少，没有百分之五的也要搞出百分之五来，那是唯心的，我们单位没有反革命，结果搞出了五个，并送去劳教。省里的专案组的人说他们连一般的历史问题都够不上。把他们放回来了，全部工资都补发了，可是还是给他们宣传错了，谁都不敢接近他们。给我的划右派的结论是：1、反对毛主席的肃反政策，说毛主席说肃反的控制数字是百分之五，那是唯心的。2、以仲X的肃反成绩是次要的，而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来否定全国的肃反成绩是主要而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
就这样我就成了右派分子，受了降三级的处分，由21级降到了24级，下放省人委干部农场劳动。
在白云山的时候：
我劳动是很卖力的，所以评为一级劳力，粮食每月供应36斤，可是他们只给我28斤，这是我转户口时才知道的。
我在白云山劳动时，赶过马车，划过船（运肥料），挑担有时挑两百斤，种过水稻，种过菜，养过菜牛，养过鸡，种过花生，当过炊事员，专打农药，种过番薯，……等等，几乎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
1961年11月摘了帽子后，回到了仲X农业学校。
在回到仲X的日子：
人虽然回到了仲X农业学校，但仍是“摘帽右派”，没有给我安排工作，每天到学校的教学农场劳动，到1963年六月份，农业厅开办全面的农业技术干部培训班，把我借去搞文书工作。班主任是农业厅的宣传科长兼的，她基本不在那里，主要由我来搞，到了年底培训结束了，说要我留下，准备成立“农业技术干部进修学院”，让我在那里搞筹备。那时我爱人就要我调到孝感，因他在孝感军分区工作，于是我就拒绝了而准备调孝感。
到1964年初，我的档案退回来了，孝感不接受，而这边我已经拒绝了，我于是到中南局组织部区要求把我调到孝感。这样我就调到了孝感。
在孝感的日子里：
孝感本来是不接受我的，后来是不得已接受了我，结果把我安排在“孝感县西湖公社肖祠大队小学三年级”。这对我来说完全是个新课题，我完全不能适应，上课时课堂纪律很坏，我说没有办法，只能高声说话。两个月后，我的喉咙就发不出声来了，这是1964年9月。
后来我就当了管全校七个人伙食的司务长。这个小学连校长在内只有7个人，上课除了黑板和讲台是学校的，其它都是学生自己带的，到了教育界的最底层了，要想爬上去是很难的 。 到了1965年，23条下来后，说“不干不净的人”也可以参加四清工作队。于65年9月我就参加了四清工作队了。先在孝感城关搞，这段时间相安无事。到66年2月就到黄陂去搞四清了。那时我因开始怀孕，反应很厉害，一闻到老乡做的菜味就呕吐，有时我就去扯两把野菜炒来吃，就这样在工作队整风时就把我拿出来批斗：说我不能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资产阶级劣根性不改。
到了咸宁：
1966年5月6日，我调到了咸宁县茶叶公司搞统计。此时四清工作队已经进驻了茶叶公司。因为我刚到，还没有触及到我，等到5.16一过，地委书记，也就是四清工作队的头头来了。进入文化大革命以后，形势就开始紧张起来了。到了6月就准备向我开炮了。
大约是6月26日一早上起来，就看到了全公司的会议室、走廊里所有的位置都贴满了对我的大字报。我很奇怪，他们怎么不通知我呢？原来在62年时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退了回来，被装进了我的档案。他们根据这封信贴我的大字报。当时他们是把我当作“大老虎”来打的。说我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毛主席，说毛主席 ，不了解情况，并反对“三面红旗”，说我这封信也是万言书……但我知道我这封信所写的内容全是对的。他们说我写的是万言书。
到八月份我的妊娠反应太厉害了，不能吃饭与喝水，进去就吐。好像是八月一、二号，我就到武汉去了，进中医院，住到八月二十八日就回来了。大约八月三十日的样子，他们就抄了我的家，此时工作组已来了。那时抄家把所有的箱柜都翻了个底朝上，按照他们的水平来认识什么是“封、资、修”的东西。拿去了我所有的照片、纪念册、日记、还有一部精装的《红楼梦》。在落实政策时，除照片还给我之外，其余的直到现在也没还给我。
到了九月份，我离生孩子还有一个月，因为我一点准备也没有，片子没有一块，小衣服还没有做，于是我想提前休息。头一天交待完工作，就吐了一痰盂。第二天早上5点就发作了，我一直忍着想等到天亮别人起床后再说。谁知已经把床搞脏了。没办法，那时大儿子只有十一岁半，他爸出差了，我只有硬着头皮去请会计（女的）扶我上医院。因那时公司的人已都不理我了。
到医院后，下午三点一刻才生。生孩子后就要吃，但什么东西都没有。因为那时医院是不开伙食的，都是由家属送饭。最简单就是红糖水泡麻花。可没有红糖，而那时的红糖是月女子凭出生证新上的户口才有，于是叫儿子去上户口，可是刚生的没有名字，她哥哥就给她起个名字叫小红，上了户口，买了糖回来。
产假期满后，就没有给我安排工作了，而是叫我当勤杂工。打扫卫生，清理厕所，倒尿桶，到大食堂（商业局）去打开水，提热水，打扫厕所。后来大约十一月就叫我到东门茶叶仓库去制茶了，到了67年元月份，就把我弄到柏敦去了，那是个公社，我在茶叶收购站，也是勤杂工，后来搞炊事员。
1967年九月，我到马桥茶叶收购站去搞出纳。到1968年全国掀起了“三反，粉碎”的浪潮，抓现行反革命，都到县公司去开会。
在县公司叫我交待“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这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叫我怎么交待？不交待就打，在批斗我的胸前挂一块松木的黑板，大约有20斤重，上面写上“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老右派”弯腰90度，本来弯腰90度已经受不了了，还要挂上黑牌，这真是比挨打还难受，每次批斗完，有半个小时直不起腰来，很疼。所以就落下了腰疼病。
因为我受不了他们对我的折磨，大约在6月20日，我就跑了，大约是凌晨三点钟的样子，原来他们是把我反锁在房间里的，这天刚好没有锁，我就想跑回马桥。我觉得马桥的基础比较好，可以保护我，但我不敢走大路，而走小路到马桥，此时已大天亮了，我就到卫生所，因为我下乡时认识他们，他们害怕，就打电话问县茶叶公司，结果茶叶叫公司来人和他们说，就把我押回到了公社，交给造反派处理。这时上来一些人就把我五花大绑，拳打脚踢，把凉鞋也打掉了，他们捡起凉鞋就打我的脸，把眼珠子都快打出来了，当时脸肿得很大，那个眼睛整个就看不见了。
端午节过后，大约6月28号，把我搞到了马桥，要六中的学生押我游街，斗我，约了各单位的人斗我，每个上去发言的人都先打我，至少是要打几个嘴巴子，当李启富斗我的时候，是拼命的打，地上流了一大滩血，批斗完了，就排起队伍上街了。给我做了一个两尺高的高帽子，挂上牌（牌小些），上面写着，“cc特务，老右派”，手拿一面锣，边走边喊，我是cc特务，老右派，不喊就打，拳打脚踢。没走多远，就把我踢倒在地，由于挂了牌，手不能着地，我就起不来了，这样那些学生就踢我，踢得我疼得透出不气来。后来有一个人一把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起来了，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打，到街上围一圈人批斗我，喊口号，我都没有听进去。这时我浑身疼得没办法，连出气都困难，后来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去的，连鞋掉了也不知道，到了茶叶站一下扑在他们给我准备的茶叶仓库的垫茶包的枕木上，再也动不了了，（他们不让回自己的房间，而租了两条棉被，在茶叶仓库里用枕木搭起的只有一尺高的所谓床上）。晚上蚊子多得吓人，没有蚊帐，就这样喂蚊子。
当晚茶叶站的陈满香给我洗澡时，看到我的样子说：啧啧，打得象花蛇，看不得。在旁边还有站长孙书妖的女儿，她大声说：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不听毛主席的。当时她爸就把她吼回去了。
大约过了个把星期，我的伤好了些，他们到马桥来抓“现行反革命”，就要我交待现形反革命活动。我当时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不知道他们要的是什么？要我瞎编也编不出来呀。当时我就说没有，他们就把我反绑着手吊在马桥茶叶仓库的梁上打，用竹竿打。放下来，再吊上去打，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说我说，我就说你们叫我怎么写呀？他们说：某某已经交待了你们的有组织，你还不交待？这样有了线索我就可以瞎编了，这次他们把我的两个膀子全吊坏了，完全都抬不起来，连梳头都够不着。
68年4月份北京的妹妹出差路过，下车到我家（温泉）看到小女儿没人带，就把她带到北京去了，由我妈妈带。
68年9月又回到柏敦烧火，69年中国新年在柏敦过的，不放我的假。中国新年刚过，就把我搞到县里去批斗。
在69年2月2号下大雪。那一天批斗我时，何安生用一根硬木的凳子腿把我的头打开了，流了好多血，到医院去缝了七针，住了一周医院。这时把我留在县公司肃忠字。
到三月份，我母亲感到身体不好，就把女儿送回来了，这时我爱人已经下放“五七”干校去了，女儿只有我来带。这时我每天到东门仓库去制茶（搞精制），把女儿就放在小时候带她们的保姆那儿，晚上接回来，大约十一月份（也可能是十二月初）就去了马桥。
在马桥茶叶站烧火，有一天早晨徐心秋指着我对我女儿说：她是老黑，你打她，你骂她！当时我对女儿说：别听他瞎说，不听他的。中国新年后就到柏敦去烧火了。
大约正月十六过后一两天，我母亲病重，她不愿火化，就让我妹妹送到我这儿来了，我就在柏敦请个保姆服待我母亲，她就把女儿带到温泉去了，这时我妹妹还在温泉护理老人，她们（大妹，小妹）不能请太长时间假，过了半个月就回北京去了，她们走后，我请一周假回温泉，发现完全依靠保姆是很困难的，当时母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我打电话续假，不允许，于是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自动又在家呆了一周，他们就扣我的工资，我就抗议不领，后来我的第二个妹妹来了，我就回柏敦了。（我母亲是子宫癌，来这里两个多月，我母亲就去世了，是5月30日）。那天下午两点我妹妹打电话来说，母亲去世了，茶叶站的人不告诉我，后来又来电话，才告诉我，班车已经没有了，我从柏敦走回家已经晚上七点多钟了。我爱人已经把母亲入殓了。当时我就哭了，觉得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
到九月份把女儿送到了地区幼儿园全托，这时只剩儿子一个人在家，当时儿子只有十五岁，每周接妹妹回家，星期一早上送去，那真是兄妹两相依为命。这时住在我们后面的小孩，一见到我儿子就骂，说他爸妈是坏人，他是黑五类。有一天，我儿子实在气不过，就打了那小孩，这是我儿子第一次打人，也是最后一次，后来这小孩再也不骂了。
到了71年，他们内查外调已经搞完了，刚过完年就叫我到县公司去结案，本来划了一个老特务的框框，已经调查，找到了我所有的同学都说我是好的，是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的，而且是进步的。于是就在我的成分上下功夫，因为我说自己的家庭出身是职员，但他们不承认，是有职员这一种成分，首先到我老家辽宁省疗阳县大门子去调查，查不出来，就把七、八十岁的老人都集中到公社来谈我家的情况，他们都不认识我父亲，后来提起我的祖父，这才知道他有一个小儿子，一直在外，没有回过家，问他有土地吗？分家时是分了他，但不多，都是他的兄弟种了，也没有回来收过租。（我的几个伯父都是贫下中农）结果就搞了一张“放弃地主”的证明，拿到县专案组，他们说这放弃地主就不是地主，不行，再调查。就又到北京市邮局去翻我父亲的档案。我父亲填表时填的家庭出身是富农。而那时候是解放前三十年的情况，祖父早死了，家也分了几十年了。早不存在了。定出身是解放前三年为准的。就给我定了第一条是：一贯隐瞒富农家庭出身。我当时就反对，我说那是解放前三十年，他们说这富农成分是北京邮政局开的，是有铂铂印的，这还有假，你能赖得了吗？
第二条是：一直隐瞒父亲当过军阀讲武堂的教官。当时我就莫名其妙，我父亲是25岁在沈阳考进的邮局，一直到死都是在邮局，怎么会有这个事？我说我不知道。后来在82年我见到大哥时问他知不知道，他说父亲在进邮局前，在张学良的岳母办的小学里当过一年的音乐、体育教员。那是吃的讲武堂的空额。
第三条：我二哥在台湾是少将高参。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他们知道。到79年与二哥联系上后，才知道他只是一名中学教员。
第四条：我不要共产党，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说我没有说过这句话，他们就把我的日记打开，在这句话的下面划了红杠。我说这上还有前面的话呢，我说的是解放前我的思想是既不要国民党也不要共产党，我要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现在。他们说那些不是我们所要的，就这是不是你写的？当时我说这是我写的，所以就签了字了。到了五月二号宣布我划为右派，从新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交贺胜茶场劳动。
在贺胜茶场：
什么脏活累活都由我干。没有节假日，每年只有换季的时候才给我三天假（一般都是四月和十一月初）。任何人都可以骂我，就连三岁的小孩都可以骂我，经常是一大群小孩在我身后叫：王淑谦，屁股尖……。
一九七四年我儿子高中毕业了下放了，我爱人因为有外遇，受了处分下放到五七干校，家里只有七岁半的女儿。怎么办？于是就把女儿送去让大妹妹带她。七月的一天，由我儿子把她送到北京，大妹妹到北京去接到黑龙江。到75年冬（11月底）大妹说身体不好了，就把女儿托人带到了北京小妹家里。小妹就留她在京玩了几天，过了元旦再回来。元旦那天跟她表哥表姐去公园玩，她一个人跑去爬杆，结果手没有抓稳掉下来，把大腿摔断了。到三月底出院了，小妹才敢写信告诉我，要我去接她回来。这真是祸不单行，都让我碰上了。这时女儿是拄着双拐。
一九七六年的下半年，我就把女儿带到贺胜，因农场有了子弟学校，我就可以辅导她。岂知老师同学都欺负她，平时一吵架就说你妈是右派，我女儿就跟我吵，你为什么当右派。你要不是右派谁也不会欺负我。这一学期她的成绩是上去了，可是我不能让她受气。所以下个学期就没来了。因为我看到别人欺负她，我心里难受。
在七五年终总结大会上，(我们不是职工，不能参加)场长吴公池说：“王淑谦是牛鬼蛇神，不然的话，特等劳动模范都归她得”，这就是我在贺胜茶场的表现。
那时制茶是六个复干机，一个烘干机，2人是两班倒。我这个班由我一个人开6个复干机，一个烘干机。做到“要大火有大火，要小火有小火”。所以出的茶又多质量又好。而接我那个班是两个人烧火，经常是要大火时，火起不来，而要小火时又压不下去，不是炒糊了，就是发酵了。造成了经常停机等火的现象。
我在贺胜时场长与书记对我还是挺好的，我要请假从来都是批准的，在群众中也比较有威望，如有人说：“老王要告你的状一定准，因为她师傅都听她的”（制茶车间的领导）。其实就是在工作中的安排，他都是和我商量的。
1977年落实我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县里的人当时对我说，你不是没有错误，那些材料都是有疤痕印的，这是改不了的，而是现在的政策好了，你要感谢党。把我的嘴堵住了。我没有感谢，我还要求把这些不实之词都销毁。并要求把我所有日记，纪念册等都归还给我，但是他们不给我，而且直到现在他们还不归还给我。直到落实政策以后，填的表家庭出身，他们都给我填的是富农。他们不肯销毁，而且直到现在咸宁市委的人还在说：“王淑谦一贯反党，她有前科。”他们还说我有前科。
1979年3月份广东那边才来落实政策，恢复工资级别行政24级（中专教师10级）。从77年十月补发差额工资（即24级到21级的工资）。这时我就给地委组织部写信，要求恢复工作。可是当时的干部科长跑了好多单位，别人都不接受，说我23年没有教学了，再好的老师都忘光了。他们却没有想到安排我干别的工作。这说明我的落实政策还是不彻底的。最后到80年，我爱人已经是肺癌晚期，为了照顾他，地委组织部先把我调回温泉挂起来。再找接受单位。后来技校同意接受我教电工学。而当我拿到介绍信时就想：我去了也不能上班，因为我要侍侯我爱人。后来我一想：只有与我爱人一个单位才行，就算是单位派人侍侯他，因此我就要求调到爱人同一单位。
这样我就去找了建委主任要求调到爱人同一单位，当时建委主任说：你会搞设计吗？我说不会，那你会搞概预算吗？也不会，能搞施工吗？不会。那建筑公司没有你干的事啊？那怎么安排。我说我可以搞职工教育，他说建筑公司没有开展职工教育。把所有的门都封死了，不肯接纳我。最后我说：建筑公司有没有工会，他说没有，我就说我当个工会干事总可以吧？这样他没话讲就勉强接受了我。
在建筑公司：
我以一个职工的身份侍侯我爱人，那时我真是苦不堪言，刚落实政策爱人就得了这种病，于是我就想把他的病治好。81年到武汉肿瘤医院去住院，回来又在温泉住院，都是我陪着。到了82年春有一天站起来去给人开门，一转身就倒地上不会动了，这时我爱人刚好睡在家里，看到我这样，他急坏了，马上由医务室送医院抢救，冠心病发作。这时听说练功可以治癌，于是我出院三天就和我爱人去了北京。到了北京一下地铁我就胸闷出不来气了，我大妹是医生拿着我的脉叫我不要动，到家我就躺下了，当时我完全没有想自己，而是为了给爱人治病，在北京学了气功，我爱人的效果不大，而我的效果就很明显，冠心病得到了控制。没有过多久他的病情恶化了，在肿瘤医院做了化疗，回来在咸宁地区医院住院，此时他已经不能下地了。中国新年后就大小便失控了，没有了小便，我一个人就侍侯不了，于是公司又派人侍侯，到82年4月21日他就去世了。公司开会从来都到不齐，只有他开的追悼会到的人最齐。我与爱人结婚27年在一起生活不到三年，只有九百多天。（把所有的节假日加在一起）那时我想，都是因我遭不幸，他才没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所以死后我一定要把他送回老家去。
我爱人去世以后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安葬后就回来上班了，那是1982年5月份。
在工会工作期间：
我首先建立了所有的职工档案，调查研究，为职工排忧解难，而且对病残工伤职工进行家访（不住公司的）。当了解到有一职工是工伤，生活不能自理，而没有给他发一个五级工的护理费时，就叫他儿子，共同写了一个申请报告，给解决了，当时的领导还说我多管闲事。
到82年底，公司准备83年的工作计划时，我提出来要开展职工教育，要搞现代化，没有知识不行。这时领导就说：不行，过去经理挂帅都没有搞起来，你怎么搞得起来。我就说在这方面他搞不起来，我就能搞起来。领导说你要搞起来到年终给你五百元奖金。于是83年我不但搞起来了，还毕业了两期初中文化补课班，还开展了高中文化补课。送出去了四个上中专的，一个上大专的（都是考取的）。可是到年终时，一分钱的奖金也没有看到。后来又办了两期初中文化补课，还办了一期工长培训班，建筑公司负责一点的人几乎都是我的学生。到86年我60岁时才退下来。
我的工资级别是1953年元月份在部队定的正排级，转业到地方就套成行政21级，到58年划右派降了三级，变成行政24级，到71年开除公职只发16元生活费，到77年10月恢复行政21级，在普调时不承认我是大学生，（因我上大学不足2年）而没有加级，是按行政21级套成20级的。后来在建筑公司几次调级都没有让我调级。到1988年评职称时，文件上规定补发的毕业证书有效（我是85年由我原学校给我补发了本科大学毕业证书）这是一，另外解放前参加工作的不考英语。象我这种有文凭、不考英语就是高级职称。可是建筑公司不给我申报，我去找经委（建筑公司属经委管），经委说还要考英语，这是敲门砖。结果别人参加英语学习都是公费，唯独我是自费，因为我是自己要考，而不是单位要你考，我是开学去三天，结束去三天。在那个学习班我的年龄最大，但是英语基础却是最好的（讲课老师说的）。最后英语考试时，我考了92分。
最后经委系统评职称时，小耿（政工科长）说：此人上大学时间不够两年，而干这个工作的时间不够15年（把划为右派的时间完全不算）。大家看一看，能不能评高级职称？没有人发言[这是科干局参加旁听的小孟说的]。后来我问小耿为什么不给我高级职称？他说不是他不给，而是评委不评我。为此事我去找科干局王局长，她说：你是当然高级职称，但你归经委管，不归我管，如果是在我管辖的范围内，下边不评你，我送都要送你个高级职称。因为这是有政策杠杆的。后来我找过他们几回，都没有解决，也就不找了。所以我是以一个既无职务，又无职称的一般干部离休的。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吗？我不甘心，可是我想还要干一番事业，但是力不从心，浑身是病，什么也干不了。我在贺胜茶场的时候就经常发作心绞疼，但自己却不知道是心脏病，还以为是胆有问题（因我是胆囊结石手术了）而疼，后来回到温泉时，有一天吃饭就发作了心绞疼，送医院抢救才检查出来是冠心病。同时经常头晕，后来才知道是高血压，因为我是低压偏高，再有更严重的就是腰肌劳损与肩周炎。在贺胜茶场劳动时我不能干弯腰的活，如插秧、割谷、割麦子，点豆子，点花生，栽油菜……只能挑担，和开荒。还有鼻窦炎，已发展到鼻臭头疼。慢性结肠炎已经到了大便无法控制的地步……
1993年温泉地震，我到北京去躲地震，碰上法轮功李老师办班。我妹妹给我买了张票，当我看到老师时，就觉得这个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当一听到他讲课时，心想这才是我要的气功，这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就这样我那一身的病都没有了。是法轮功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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