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27日报导】（中央社记者黄自强台北二十七日电）同样犯罪事实，遇到不同法官，可能会有不同判决结果，也常引起诉讼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司法院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研议设立具体量刑标准表，提供法官裁判量刑参考，以免因判决迥异引发非议，回应人民对司法的高度期待。
司法院刑事厅长刘令祺表示，台湾的刑法是采相对法定刑主义，承审法官审理具体个案时，会依照诉讼当事人所涉及的一切情形，针对刑法所列科刑标准综合判断，并在刑法所规定的法定刑度内论科刑度。
也就是说，承审法官于量刑时会有一个自由心证的裁量空间，根据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法官科刑时应以犯罪行为人涉案责任为基础，并审酌一切情状做为为科刑轻重标准；这些情状包括犯罪动机、目的；犯罪时所受刺激；犯罪手段；犯罪行为人生活状况；犯罪行为人品行；犯罪行为人智识程度；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关系；犯罪行为人违反义务程度；犯罪所生危险或损害；犯罪后态度。
法界人士表示，在法院判决书类中，对被告科刑时，大多会考量被告犯罪后态度，究竟是否出现悔意，而法官也大多仅限于法庭审理时能看到被告在庭讯中表现，鲜少能“微服出巡”观察悔意的真伪，因此不乏出现错误判断而错判例子。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指出，台湾法律向来赋予法官极为宽广的量刑裁量权，法官是否妥善行使量刑裁量权，往往有如“最高机密”，外人无从得知，因此，如果判决书对量刑参考因素未明确交代，令人质疑法官量刑是否有遵照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或只是凭印象量刑，法官于量刑时也倾向“从轻量刑”。
根据台北律师公会与司改会去年公布“窃盗罪”统计实证研究结果，指窃盗罪量刑轻重，可能受法官年龄、性别、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此举无疑对司法所追求“相同者给予相同待遇，不同者给予不同待遇”的公平正义原则，形成一种讽刺。
这项研究显示，在非都会地区犯偷窃罪，较易获判缓刑；中年（四十六岁）以上法官比较仁慈，较易宣告缓刑；女法官比较仁慈，较易从轻量刑；女性被告较易获判轻刑；有前科者较易获判重刑；坦诚犯罪者，未必获判轻刑。
此外，研究也指出，若检察官声请法院以简易判决处刑，较易获缓刑宣告，或获较轻刑罚；窃盗既遂、未遂不影响量刑，与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相异；如果只有偷一件东西的被告，不会比窃盗的连续犯，更容易获得缓刑。
司法院表示，如果因法官自由裁量结果，对性质、案情相同或类似案件造成重大歧异，于判决中又未明确交代足以服人理由，不仅有违人民对司法公正裁判期待，甚而质疑裁判不当，将对司法形象与威信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也有不少法界人士建议，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可能因案件荷负量太大，无法充分掌握科刑资料，因此不如仿效国外立法例，将犯罪事实与科刑分离，先认定有无犯罪，再进行刑度的认定。
若以美国为例，早在一九八四年由国会通过量刑改革法案（Sentencing Reform Act），授权政府成立量刑委员会，由七位委员组成，负责制定量刑准据，尽量将科刑应审酌具体事由量化，明定出被告前科级数及每一罪名犯罪级数等标准，法官原则上只能依被告前科纪录及其犯罪情状，计算前科及犯罪级数，依标准量刑。
司法院刑事厅最近已完成多项犯罪的量刑数据统计，如以窃盗罪为例，可从窃取物品价值、犯案次数、前科资料、犯罪角色等要项订定量刑标准，其他包括公共危险、赌博等也正在进行量刑的统计分析。
尽管有不少法官担心会订定量刑标准表恐有侵犯法官独立审判空间，有行政干预司法之嫌，但仍有不少法官持乐观其成态度，认为可避免远近高低各不同窘状，民众也能信赖法院的裁判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