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0日讯】〈自由时报记者张瑞桢╱彰化报导〉您知道何谓“八号分机”吗？您了解“春安工作”的由来吗？您知道往年台湾的警察不仅要维持治安，还要调查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吗？彰化县二林镇的退休警察洪长荣，即搜集上千件的警察文物，这些文物可让人一窥台湾早期警察权力大且凡事皆管的崇高地位，以及警察任务与地位的变迁史。
据洪长荣的调查，现代城市警察始于西元一八二九年建立的英国伦敦警察队，至于台湾当代的警察制度，主要则沿用日治时期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于西元一八九八年推动的台湾警政改革，其中又以保甲与管区警察等两种制度影响台湾最为深远。
<日治时代 确立管区制度> 保甲虽始于清朝台湾民间的自卫组织，但儿玉源太郎却将它改造成为警察的辅助组织与制度，人民如犯罪或预谋造反，邻居、宗族等人要负“刑罚连坐责任”，这项制度迫使人民无法互相信任，甚至彼此监视以求自保。
管区警察制度则是每位警察都有专属辖区，鼓励人民向警察举发可疑或非法的人物事情，儿玉源太郎并一手缔造台湾成为“警察国家”，以西元一九二二年为例，台湾人民与警察的比例是五百四十七比一，是日本统治区中警察密度最高之地，且在台的警察多数是日本人，仅少数台湾人担任层级最低的警职。
日治时代警察权力大且管辖事务深入人民的生活，举凡结婚、生子等户口管理，还有鸦片管理、公共卫生、收税、物资分配、土地调查等，统统都是警察的业务，警察还可随意对台湾“刁民”扣上“行为可疑”、“违反政令”等罪名而拘捕监禁，因此台湾人表面尊称警察为“大人”，私下则称日籍警察为“四脚仔”，也就是四只脚走路的禽兽。
台湾光复初期，驻台警官几乎都是外省人，且又以中国福建省籍为主，但国民政府却在台继续使用诸多日治警政制度，最重要的是民国八十年解除戒严后废止的“户警合一”制度，以及改为“警察勤务区”的管区警察制度，警察地位也继承日治时代的“大人”，婚宴喜庆常坐在主宾席，地位不亚于乡镇市等行政首长。
据洪长荣考证，“户警合一”制度是戒严时期不正常体制下的产物，在“匪谍无所不在”的白色恐怖时期，警察也要负责“保密防谍”，洪长荣搜集的“密”级文件“已决匪犯在台亲管制眷调查表”就是明证。
该调查表中“已决匪犯”林斯镒，是著名的“大同铁工支部案”受刑人，该调查表有两个地方令人感叹，首先是林斯镒被枪决的时间是民国四十三年，但调查表豋记的死刑判决时间却是民国四十八年，也就是古称的“先斩后奏”，先枪决再判决；其次则是警方需负责调查林斯镒胞弟的言行，其胞弟当时年约十八岁，调查内容包括经济状况、生活与言行，每两周要填写一次“考管纪录”，连他服兵役有一个月没有返家，也被记载于调查表中。
<保密防谍 白色恐怖梦魇> 另外，洪长荣搜集的“极机密”文件“清从专案总结报告”，就是警察版的美丽岛高雄事件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民国六十八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的发生过程，并钜细靡遗地详述事后警方“检肃参与暴乱份子”计划，该计划就是“清从专案”。
该报告显示，警政署在事件后第十三天开始为期约十个月的“清从专案”，各县市警察局的“清从专案小组”共提报五百多位“不良份子”，其中有二百多人列入“清从专案”处理，这些人并分别依“取缔流氓办法”处理，或被列入“流氓监控名单”与“列管继续考核”，却有十六人成为“转化运用份子”，亦即提供情报给警方的线民，未到案者则并入“安和专案”、“雷霆专案”、“除暴三号专案”继续追捕。
在戒严体制下，警察掌管的业务繁杂，且深入人民生活与各行各业，还负责调查政治人物的私生活，甚至连冬令救济都插上一脚，例如民国六十年代前后，留长发、穿花衬衫或喇叭裤者，警察可强行剪发或剪破衣裤，执法常侵犯人权。
警察权力大，难免会有腐化现象，往年警察看电影与看戏不用买票，因为警察负责审查电影与戏剧内容是否违反风俗、思想有问题，许多老戏院后方还设有专供员警监看的“雅座”，民国六十年代歌仔戏团上演野台戏时，给当地派出所的红包“公订价”是五百元，布袋戏则是三百元，这笔钱通常用于警察与义警的联谊聚餐基金，有人还用“有毛呷到蓑衣，无毛呷到秤锤”来形容操守欠佳的警察。
<八号分机 警勤通讯频道> 往年警察还负责“政治与选举情报搜集”，政治人物的私生活是警察情报搜集的重点，举凡婚外情、不良嗜好、生活是否糜烂等，都会写报告给国民党参考，不少退休老警察对现已高居要职的政治人物隐私知之甚详。
光复后国府创设的最重要警政制度，莫过于“八号分机”通报制度与“春安工作”，这两项制度都缘起于绩效制度，其中，“八号分机”原本是警用电话的分机代号，后来演变成一种简称ＳＣＡ的警用频道收音机，平时播放警察广播电台节目，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发布重要通报时，该收音机会自动切换到通报频道，并以高分贝音量播放查缉要犯的特征，这种收音机至民国八十年代逐渐被传真等更先进的通讯设备取代。
<春安工作 源起37年冬防> 至于例行于新年前后进行的“春安工作”，则是起源于民国卅七年于嘉义市率先举办的“冬防”，当时是因应年关宵小横行，后来改名为“春元工作”，最后又改为“春安工作”，性质也从预防犯罪演变成拼绩效，一直到近年警政署推动警察社区化与服务化政策后才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