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雷雨录音整理）前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英文《中国法律文摘》编辑陈小平与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 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路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 电脑科学系兼职教授周士宇博士、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一同应邀于5月14日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在法律、民主运动、经济、网络科学及医学领域深入浅出地从各自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的现状，与余百位美中听众进行演讲与学术交流。
陈小平曾任中国政法大学讲师、宪法教研室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理事。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周报》和《世界经济导报》特约记者、《纽约时报》驻北京首席记者顾问和助理。著有《宪政中国》、《中国二等公民》等著作。他的演讲，从中国公民意识开始崛起 、司法不公时导致上访的最大理由 、党的影响仍以无形的方式变化和存在 和“法律的权威退居第二位、党的权威居第一位，这是中国法制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键问题”﹐在会场引发与会者多方面关注询问与交流。
以下文字根据陈小平演讲录音整理，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陈小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哈佛，谈法制都是热点话题。新的《信访条例》从今年五月一日开始生效。围绕着这个新的信访条例，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中国法制中的一些问题。
因为到北京上访的人居高不下，从2004年4 月到7月，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对信访问题都有一些系列批示，这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了专门起草新《信访条例》的工作小组。在起草过程中，没有公开听证、公开讨论，基本秘密进行。当这个条例起草将近完成时，觉得也许应该找专家咨询一下意见，于是通过内部渠道于去年11月初把草案送给北京一些专家提些意见，并要求11月底送回，12月份通过。时间很紧等。
●中国公民意识开始崛起
我不想在此评论这个新《信访条例》的具体内容，只是想说明在当今中国法制进程中各种角色所起的作用以及中国法制存在的问题。
第一是公民角色：上访的主体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2004年，《辽望》周刊记者写了一篇报导说，在2004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去北京市委上访的将近两万人，最高达到一天中有154人上访。另外还有一个统计，在这些上访的人中，80％以上的人都不是无理取闹。还有对上访原因的统计，上访人中的40％是因为司法不公，30％是因为政府行政不当，13％是因为政府的腐败，只有3％的人被认为是精神病。这说明现今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之后，中国公民意识开始崛起，信访就是一种大规模的公民维权运动。
在2003年前后出现一些著名的案件，把公民维权运动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其中的一桩是余玉苓案件案件，说的是山东一位女青年考学没有被录取，后来发现别人顶替她的名字上了学，她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最后，最高人民法院批文，可以依宪法的一些条款主张权利。由此中国法学界开始了大量的关于该案件和宪法以及宪法司法化的讨论。
乙肝歧视案是另外一个有影响的案件，说的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没有资格报考公务员。中国有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中许多人起来伸张援他们的法律权利。有1.6万人成立乙肝维权组织，1600人写呼吁书。此外还有对妇女歧视案件等。这些案件反应当今中国公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普遍崛起。那些众多的上访者都是很苦的人，他们上访是根据现有的法律申张自己的权益，因此没道理说他们是胡闹。
●司法不公时导致上访的最大理由
他们为什么上访，最大理由就是司法不公。背景离乡到北京上访的人中40％是因为司法不公，这种不公产生了一股强大压力要改革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司法体制改革有一些进步，例如，在全国已建立了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当律师、法官、检查官要通过司法考试。审判方式改革也有推进，法院内步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是，将法院对案件的集体审判变为法官个人对案件的个人审判。真正地实现司法独立。把法官推向直接向法律负责的程度。而不是通过法院集体和合议庭来决定案件，而不是把案件交给审判委员会，审判委员会并不直接审理案件，由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是一种司法黑箱作业。
法院体制改革的效果如何呢？在此我非常遗憾地说，我认为效果不好。为什么？那么多人因为司法不公上访就是证明。此外，既使你对法院有一种信任，你千辛万苦地赢了一场官司，但是对法院案件的执行仍然是非常大的问题。一旦千辛万苦地赢了官司而无法执行，法院的权威就降低了，在民众中的期望就没有了。于是就跑到北京去，只有找到了党才能解决问题，这是中国法制改革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核心的问题。
●党的影响仍以无形的方式变化和存在
信访条例的启动，是因为胡锦涛等领导人的批示，如果没有胡锦涛等人的批示，就不会有新《信访条例》，在中国的法制结构中，党的影响是以无形和有形的方式交叉存在着的。东北黑社会大佬刘勇，在前两审中被判为“死缓”，最后，据说是中央政法委员会介入，直接从最高人民法院派人到沈阳，几乎是直接把刘勇从监狱中拉出来毙了。这些年来，在公民法制意识普遍掘起，法制改革不断推进的时候，我们看到，党对法律和法制的关系几乎停留在比1982年还要落后的一个位置上，现在中共领导人对法制和党的领导人的关系的认识没有超越1982年的水平，甚至还倒退。为什么会倒退呢，就是现在出现党国一体化的趋势、党法一体化的趋势非常严重。赵紫阳被关了15年，没通过任何司法机构判决，就是凭党的命令。此外，中国政法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等等，他们都在以直接命令的形式下发文件。
党国、党法一体的结果是人们的意识中没有法律权威，只有党的权威。这种观念会辐射到社会，也会辐射到那些到北京上访的民众中，他们认为找党才能解决问题。党和法制的关系不解决，法律的权威退居第二位，而党的权威居第一位，这是中国法制界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法制将不会有进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