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27日讯】前言﹕
本人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有资格写劳什子的革命回忆录﹐但是比起“爱国”的年份﹐虽然比不上一些大哥大姐们﹐却远远超过当今的愤青。愤青的爱国主要喊喊口号﹐丢掷石块大粪﹔我等的爱国﹐却是真刀真枪﹐并且付出代价﹐不但抛弃舒适的生活﹐也献出了我们的青春。但是一旦发觉上当受骗﹐有些人还是舍不得抛弃那条可以参与分赃的贼船﹐有些则不惜跳出贼船﹐重新上路。后者当然艰辛得多﹐甚至还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但是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对得住苍生与苍天。
人生七十古来稀。虽则科学昌明可以多苟活几年﹐然而也不能不防各种“意外”的出现﹐特别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古今中外无可匹敌的强大（至少表面上如此）的流氓政权。因此当兴有所至﹑有感而发时﹐写下三言两语的爱国回忆录﹐以记录自己走过的道路﹐并检视这个流氓政权的所作所为﹐为子孙留下一丁半点的东西﹐也才不致在这浩茫的人海里白走一遭﹐还可为这个政权留下多一些“麻烦制造者”的档案资料﹐不亦快哉。
正文：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到二十四日在印尼召开了亚非会议﹐至今正好五十年。因为开会地点在万隆﹐所以也叫万隆会议。当时西方国家没有几个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北京拼命拉拢亚非国家﹐特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尼（总统苏加诺）﹑缅甸（总理吴努）﹑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关系密切﹐以这五个国家为核心﹐召开了有二十九个国家元首参加的亚非会议。这是中共第一次主催的大型国际会议﹐自然十分隆重﹐也大吹大擂。
会议召开以前﹐发生飞印尼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飞到印尼途中爆炸坠机事件﹐十一名中国官员﹑机组成员与外国记者身亡。这场爆炸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杰作”﹐使得台湾声名狼藉。但是他们本来要炸的是周恩来﹐根据后来一些回忆文章所述﹐中共的的情报人员事先也知道了﹐周恩来后来改搭其他飞机﹐却让这十一人做他的替死鬼﹐以换取“蒋介石集团”被搞臭。由此可见周恩来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一切手段。
在亚非会议前﹐中共与印度﹑缅甸等友好邻国﹐取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识﹐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亚非会议上﹐扩大为十项原则。但是后来中共争当“第三世界”领袖时﹐与其他国家签订协定或发表新闻公报﹐都还以“五项原则”为主。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深获与会代表的赞赏。
亚非会议召开时﹐我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读高中三﹐离开毕业考也只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忙着办理回中国读大学的手续﹐但是也为周恩来的到来无比兴奋﹐到底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印尼﹐我们的爱国情绪特别高涨。当时老爸作为一家“进步报纸”的特约记者﹐到万隆进行采访﹐做儿子的与有荣焉。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访问雅加达﹐疯魔我们﹐为他的魅力所倾倒﹐当时他在我们海外华侨的眼中﹐威望远超过毛泽东。当时我一度有疑问﹐怎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当国家主席﹖而我所讨厌的苏加诺﹐更是借周恩来抬高自己的威望。当时苏加诺陪着周恩来乘敞篷车环游雅加达的大街﹐沿路民众夹道欢迎。我在住家附近的卡查玛达大街迎候。当时刚买一部准备带回国的照相机﹐西德蔡斯厂镜头的超级伊康泰可以自动对距的相机。可惜操作不熟练﹐取景不佳﹐只拍到一张﹐背景竟是一个很大的牙膏立体广告﹐可谓大煞风景﹐懊悔莫及。
周恩来的热潮久久没有降温。六月十九日﹐我与几百名印尼侨生一起﹐踏上一艘邮轮到香港﹐经罗湖回到中国。开始了我的“新生活”﹐实际上是进了牢笼。但是我对周恩来一直维持深厚的感情﹐在对毛泽东深恶痛绝后﹐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周的身上。不幸周比毛早死﹐我还很悲痛。到香港后﹐接触更多的资料﹐才逐渐转变我对他的看法。
这个中共所宣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精神﹐其实是中共在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需要时搬出来﹐不需要时就收起来﹐代之以其他口号。其后﹐中共与邻国印度﹑越南﹑俄国等﹐都爆发过武装冲突或边界战争。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共与印度发生边界战争﹐他们发明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成为笑谈。“求同存异”云云﹐亦是说说而已。对国内的民众﹐从来只“求同”﹐而且用暴力求同﹐而不容许“存异”﹐遑论发展。
而中共影响渗透到印尼﹐把“互不干涉内政”抛到九霄云外。一方面﹐中共拼命拉拢印尼﹐例如一九六三年为了对抗国际奥运而在雅加达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印尼首都雅加达独立广场民族纪念碑上由二十四K纯金打造的火炬﹐就是中国大手笔赠送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渡过饥荒时期。而同时印尼的中共地下党也日益活跃﹐甚至与印尼共产党合作﹐从事颠覆活动﹐终于成为一九六五年“九三十”右派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爱国（爱中国而不是爱侨居地的印尼）华人惨遭屠杀﹐有些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些却不是﹐枉做刀下鬼。为了杜绝中共今后利用华人进行颠覆活动﹐政变后的军事独裁者苏哈托﹐一方面鼓励华人经商﹐脱离政治﹔同时也采取釜底抽薪的政策﹐禁绝中华文化的教育与传播。而印尼的“反共反华”最后也导致中国与印尼断交。两国的外交关系到六四后﹐中国为了摆脱外交孤立﹐李鹏以“支那”名义与印尼复交﹔而华文教育则到了一九九八年苏哈托倒台以后才得以逐渐恢复﹐转眼已是三十年。
今年是亚非会议五十周年纪念﹐二十二日在雅加达召开亚非峰会。胡锦涛在会上提出要建构亚非新战略伙伴关系。会后与印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与印尼总统尤都约诺签署投资协定﹐答应在印尼投资一百亿美元以进行拉拢。有人把胡锦涛比喻为当年的周恩来﹐在拉拢与收买方面﹐的确都一样。鉴于五十年前中共的言而无信﹐这个“战略伙伴”还需时间考验﹔而不久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印度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对付日本﹐接着印度又与日本签署战略伙伴关系抗衡中国﹐这个“战略伙伴”有多大意义也令人生疑。
当年的亚非会议﹐是韩战停战后中国的战略大出击﹐目的是团结“第三世界”﹐是中共讨好与领导“亚非拉”抗衡美国的先声。这次的亚非峰会﹐胡锦涛十分活跃﹐会前会后他还访问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些活动﹐除了表现他对这些地区从事能源外交的关心外﹐也还为了对抗美国总统布什要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的战略﹐特别是近来美国国务卿赖斯对亚洲国家的访问﹐其中当然也牵涉到中日关系。这场国际战略的明争暗斗到底鹿死谁手﹐且看以后分解了。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