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4日讯】2005年4月最后的一天，湖南长沙《当代商报》前编辑部主任师涛经秘密审判被判10年徒刑。法院给师涛定罪的证据是中国安全部的一个秘密鉴定。新华社称，师涛被指控犯下“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2004年4月，他曾摘抄过并在内部的编辑会议上宣读的一份机密文件，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海外刊物。香港《明报》报导说，□局指控□□泄密的“11□文件”□容，其中提到“六四”15周年□到，海外民□人士要□入□地等。但有评论指出：师涛在山西和湖南的媒体工作期间揭露了当地的若干腐败案件，引起两地官员的怨恨，并命令安全部门捏造罪名对其进行“惩罚”。师涛一案即由山西和湖南两地的国家安全局共同炮制。这份由国内六位作家发起的抗议文件还称：在案件审判之前，师涛的律师郭国汀突然被取消了律师资格；而在法院判决之后，国安部门居然直接威胁其家人不得进行上诉。
师涛一案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可以说是一件“法制”丑闻。在现行法律层面对中国当局提出指控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法律事件，而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一点正如中国专制主义首先不是一个法学对象，首先是一个政治学对象一样。师涛案连同1989年以后同类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一起，揭示了中国后1989年政治的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权力利益自卫取代意识形态扩张成为政治运作和政治压制的第一动机，换言之，国家恐怖不再基于乌托邦目标，而是权力当事人对挑战者的直接报复。这一特点意味着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所指控的极权主义或理性自负在中国缺乏切适性，中国专制主义并不服从“乌托邦理性主义”，而服从“权力灾民理性主义”。最近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运动的镇压进一步说明，中南海对任何精神运动毫无兴趣。第二、它是最高权力关于政治稳定这一灾民理性主义与“前线”各级权力报复挑战者那种灾民理性主义的结合。江泽民时代创造了这一合作模式，无论是河北程维高案，还是《南方都市报》案，都从不同角度暴露了这种政治黑社会的内部规则。而在胡锦涛上台不久，地方官员在揣摩到胡锦涛的和谐口红原来就是江泽民主义的翻版，因此开始肆无忌惮并投其所好地将师涛投进监狱。第三、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可以在任何国际冲突中扮演最抒情的和平角色，因此它确实不具有“威胁国际和平”的危险；但是，对外和平是以对内坚决采取暴力作为替代的。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内向型法西斯主义，或者是一种内部法西斯主义。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和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实施的所有暴行，中国法西斯主义都好不保留地复制在自己的国民身上。第四、这种法西斯主义是国内政治经济全面危机的产物，是一个政治合法性彻底丧失的政权只希望依靠坦克和监狱来维持下去的末日统治。这种统治都希望把危机传递给后任，其唯一可以称得上是政治理想的理想是：活在台上，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种法西斯主义因此不仅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实际上也是民族主义的敌人；因为它将把一个民族得以维系所必须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彻底败坏。第五、这一法西斯主义以“经济合作”的名义巩固他们的统治和平。他们先以军队力量垄断市场和资源，然后通过与国内、国际的商人进行交易，并通过这种暴利行动获取和激发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机会主义的支持。中国因此成为整个时代毒害人类心灵、降低人类道德水平的罪恶之城。
师涛案件不是别的，仅仅是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品；而师涛本人，则是抵抗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战士。从胡石根开始，中国的法西斯统治之下一直存在一种抵抗运动，这种抵抗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些抵抗“邪恶轴心”、捍卫良心自由的英雄们。但遗憾的是，现在的世界却很少意识到，中国当局同时就是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西岸的复活，只不过现在的受害者不是邻国，而仅仅是佘祥林、聂树斌和师涛这样的中国人。中国的古拉各群岛和奥斯威辛集中营是隐蔽的，也是公开的，看见这些黑暗需要一点点敏感就够了。马吉（Jhon G.Magge）是一位美国牧师，作为“南京暴行”的亲历者，他谈到：日本的军官和士兵都认为，他们有权利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为，因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敌人。现在，中国官员都认为，他们有权力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为，因为他们是中国人的敌人。魏茨曼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他在那篇著名的演说中悲叹：“当未来的历史学家追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会令他们迷惑不解：第一件事是大屠杀本身，第二件事是世界对这种罪行的反映。他将反复而仔细地考证有关的历史资料，才能相信在20世纪中期，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竟会把政权交给一群杀人犯管理。这伙杀人犯竟把屠杀奉为公开的政策。这位历史学家将会看到有关毒气室和密封毒气车之类的史料。这些史料简直令他难以置信。”今天，当犹太人的历史学家观察我们这个中国的悲惨记载时，有两件事会令他们迷惑不解：第一件事是政治迫害本身，第二件事是中国和世界对这种罪行的反映。他将反复而仔细地考证有关的网络资料，才能相信在奥斯威辛灾难过去半个世纪之后，一个本来就不怎么伟大的国家的人民，继续把政权交给一群杀人犯和贪污犯来管理。这伙杀人犯竟把稳定压倒一切奉为公开的政策。这位犹太人家将会看到有关天安门事件、处女嫖娼案、佘祥林、聂树斌案、泄露国家机密罪案、上访有罪之类的材料。这些材料简直令他难以置信。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是：中国的杀人犯今天开始谴责德国的杀人犯，也就是说，他们一边对国内人民采取德国杀人犯对犹太人同样的政策，一方面却毫不迟疑地向德国的杀人犯的受害者表示慰问。这一丑闻“深刻”得几乎令人困惑。《人民日报》 2000年4月14日通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记江主席参观大屠杀纪念馆”。该报导说：江泽民主席在以色列再次提出了“和为贵”的重要思想。不过耶路撒冷的听众可能很疑惑，江本人为什么不主张对天安门那些和平示威的孩子们，对胡石根、杨子立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对那些练功健身的老人和妇女，实践他的“和为贵”的“重要思想 ”。无独有偶，1999年11月，曾经比江泽民还著名的中国领导人李鹏先来到耶路撒冷。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999年）１１月２９日电：不让悲剧重演──记李鹏委员长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新华社这篇通讯说：“李鹏凝视着照片上浓烟滚滚的房屋，神情严肃。” “李鹏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６００万犹太人惨遭德国法西斯的杀害，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悲痛的事情。……他说，人类即将进入２１世纪，我们应该记住惨痛的历史教训，不让类似的悲剧在世界上重演。” 李鹏先生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为了确保 “不让类似的悲剧在世界上重演”，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从1989年开始，几乎独立承担了重演这类悲剧的责任。我也愿意相信，当李鹏先生凝视1989年六月四日长安街边“浓烟滚滚的房屋”，特别是看到一个青年阻挡戒严部队的坦克时，一定“神情严肃”。
人们很难理解中国领导人对犹太人的“爱”，对世界“和平”的爱，如何与他们对国内人的恨，对国内暴力政策的热衷联系起来。即使谁都知道那“国际主义的爱” 本是表演，但这种反差，以及对这种反差缺乏基本的羞愧之心，仍然令人叹为观止。不过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的特点了。今天，胡锦涛先生将一如既往地发言这种小传统，为了一个共同的权力目标。4月份以来，在成功摆平国内愤青造反和国民党之后，也是在把师涛关进监狱、把聂树斌的尸体活埋在“和谐”社会之后，他踏上了江李演出的旧路。不过这次他没有机会到耶路撒冷，他要去“前苏联”。据中新网4月30日电：4月30日上午，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辉在记者会上宣布：胡锦涛即将于5月8日至9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李辉表示，胡锦涛主席出席庆典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宣传中国的和平主张”、“阐明60年前的那场战争是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俄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我愿意敦请国际社会胡锦涛先生的和平诚意，只不过这种和平是以国内为所欲为奉行法西斯式的“暴力自由”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胡锦涛的“和平主张”，是对师涛这样的作家、以及对所有和平上访和示威的人采取暴力镇压的和平；而胡锦涛所要谴责的“史无前例的浩劫”，必须不包括“文革”和“六四”这种“浩劫”。世界在接受这些前提的情况下，中国的内部暴力丝毫不影响国际和平。事实上世界上对中国这种“和平”立场已经很清楚了，胡锦涛仅仅是向世界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他将“负责任”地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今年，世界上很多被法西斯伤害过的国家将举行隆重仪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师涛案以及中国发生的相关人权悲剧为这种“庆典”提供了另外一种含义。这些悲剧提醒世界注意，特别是那些已经告别、或自认为告别了法西斯灾难的人们，应该看见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正在疯狂增长，而生活在这种政治罪恶之下的人们，他们所遭遇的伤害、死亡、恐惧和不幸，与半个世纪前的受害者几乎没有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法西斯主义第一次践踏生命尊严、企图毁灭世界的时候，人类还缺乏相关的经验；今天，中国人再次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却是在同一条河里第二次跌到。无论如何，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生活在法西斯蹂躏之下的同时，庆祝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这是不人道的。
2005年5月1日
──转载自《议报》第19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