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居正:巴黎九评研讨会演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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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19日讯】(以下是根据明居正教授演讲《历史将如何定位中共》录音整理的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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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事件发展到最近,所谓最近,就是最近的两百年来,人类的政治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什么呢?工业革命。在1760年到1780年,在这个国家(法国)的对岸,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在英国爆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爆发之后,英国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之间有许多细节故事,就不再多说了。当英国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之后,旁边的其它国家也开始害怕,也开始模仿它的成功政策,也开始进行工业化,开始富国强兵。所以很快的这些国家,大概在 1800到1820年左右,慢慢都强大起来了,有先有后。那么很简短的描述一下这些国家的内部变化,使得这些国家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我刚刚说了,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爆发之后它有国际影响,我来评评国内影响。工业革命出来之后,我们说就建造工厂呀,发展工业,不是这么简单。除了建造工厂,发展工业之外,我们还有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原料从哪里来;第二,怎么运输;第三,怎么样去行销贩运;第四,价格怎么样定;第五,劳力怎么来。其中我只谈一个问题,劳动力怎么来。

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当中,或从农业走向工业的社会当中,劳力从哪里来?首先呢,是都市里面的无产者,是都市里面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我建造了工厂,然后我需要很多工人,我往哪里去招募呢,到街上去贴布告,然后就来了。大部分是这些都市附近的人,他没工作,他为求温饱,他进来了。然后我这边给的薪水呢,也还过的去,所以慢慢就影响到乡下,影响到农村,在农村里种田的那些人呢,他在农田里劳动一整年,到头来呢,不一定得到温饱,所以他就心思活动,想那我怎么办呢,听说我一个远房的表哥跑到巴黎大都市去给人家棉纺厂里面去做工人,那个工人哪,一年拿的薪水比在田里种地要好,所以呢,他去了。通常什么人跑去?青壮劳力。所以青壮劳力就开始大规模的从乡下向都市去集中,这个集中过程呢,就叫做都市化。那么产生的一个好的跟一个不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就是农业开始凋敝,农村开始衰退,好的结果呢,就是都市开始都市化。但这个都市化发展一二十年之后呢,不好的结果开始慢慢出现了。为什么?人口越来越多,然后找工作就开始困难了,然后生活条件就开始差了。因为竞争条件都是一样,我也是出卖劳力,你也出卖劳力,那么我的劳力的不见得比你的劳力更值钱,因为都是工厂吗。所以对老板来说呢,他可以予取予求,就开始压迫,就出现了这个马克思所谓的剥削。当剥削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些工人就开始相互连结,相互连结呢就产生了阶级。从大陆出来的人呢慢慢听懂我在说什么了。我在说工人阶级的出现跟资本家阶级的出现,我说就是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在19世纪中叶就变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有些国家呢就酿成了暴动,酿成了革命,然后镇压,反镇压,发动了非常血腥的动荡。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阶级问题就变成了欧洲这些先进工业国家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整体来说怎么解决工人阶级呢?后来就有两条路,一条路子呢就是强力镇压,最后工人阶级反扑,没有办法,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工人阶级起来闹事,那好吧,那我在国会里面开两个名额,让工人选代表进来,两个名额不够,再开两个名额,再开两个名额,再开两个名额,最后就开很多名额,最后在下议院里面让工人进来。这些工人自己连结起来就变成政党,这是一般的民众政党、社会政党、工人党和劳动党。所以我现在描述的就是当工业革命开始推动之后,它怎样引发了社会阶级的变动,最后怎样引申了政党的出现,最后怎么带来了现代的民主政治。所以现代民主政治,从法国的革命,从英国的光荣革命,一路走下来,慢慢,我们的思路开始改变了,我们相信民主政治,我们相信法制,我们相信人权。

如果我们相信民主,相信法制,相信人权的话,那么具体来说有几个原则在政治上面就必须落实下去。第一,叫做主权在民,这个国家的主权不在君王手上,在人民手上,所以统治的人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人的同意,当大家都同意的时候,那统治者手里才有这个权力,否则,他是没有这个权力的,这叫做主权在民。既然主权在民,我们又把权力托付给君王,或给首相,或给总理,他去运作,但我们又怕他权力太大了之后开始腐化,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切割他的权力。在欧陆大部分国家都把他切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让政府手上的权力一下切成三块之后,可以相互分割而制衡。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相信,人你要让他彻头彻底的为公,是很困难的事情,你要让人彻头彻底的为私,他比较容易做到。一般老百姓如此,王公大臣如此,那君王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我们就发现,老百姓也为私,王公大臣也为私,君王也为私,人人都为私的话,那这个社会福利究竟要怎么保障呢?我们就要想办法用制度来钳制君王和王宫贵族的私,来保障每一个人的私。所以我们的前提条件是我们承认大家是为私的,而且我们尊重这个为私,你可以有私人的生活,可以有私人的家庭,可以有私人的产权,有私人的爱好,国家不得干涉。我们怎么样让国家不干涉呢?让国家手上的权力分割成为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权力。我们的认识是,当国家权力分割为三个或五个之后,它没有办法把权力集中到手上,它就不能破你的私,他正好允许你的私。这个想法,各位非常荣幸,最早在这个国家(法国)出现的。在这个国家慢慢发展出来之后,在欧陆开始流行,最后在美国也发扬光大。所以近代政治,尤其是西方的政治理念,跟我刚才讲的中国的传统政治理念就不太相同了,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是相信说我们用道德来统御,用道德来教育。那么西方的政治理念是说用道德统御恐怕有点困难。所以造成从制度上面来设计,来保证君主的私受到限制,而民众的私呢,因此而受到保障。

好了现在讲到中共了,我们不管从中国的传统来看还是从西方的传统来看,我们发现中共的做法和这两个都不一样的,各位现在数一下给我听,中共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56年了,哪一位领导者以道德著称。各位数一位给我听听看。(听众:一个没有。)他说一个没有。(另一位说:赵紫阳还可以)大家找了几个说还可以。那么如果说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治力量统治一个国家几十年之后,他们这些上面的政治人物大大小小好几百号人,我们今天给他们打一下分数,我一问,一个答的是:一个没有!一个说那个某某人还可以。这不是很可怕么!这不是很可怕么! 在中国传统上随便数,在唐朝的房玄龄啊,杜如晦啊等等一下就数出一串出来,文有文臣,武有武将,上面有贤能的唐太宗,唐太宗怕谁呢?怕魏徵,一个犯颜直谏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底下,有没有犯颜直谏的人?有! 但是他们的下场非常惨。比如说彭德怀吧。是不是?所以如果说按照中国传统下来,你没有看到说这个政党是用道德统率天下。

好,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用西洋人的办法,用制度的办法来保障老百姓,我们把权力一分为三,分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我们刚刚讲说中国共产党不讲这一套,他讲那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玩意儿,不可靠的,它保证的是资产阶级的权益,无产阶级的权益是保障不到的。可是按照中共这套思路来看,过去这五十几年不但资产阶级的权益没有得到保障,无产阶级的权益同样没有得到保障。甚至我们可以看见它很明白的,很骄傲的宣布从1956年或55年开始,咱们基本上把资产阶级消灭了。这是三大运动,从1950年的初期的三大运动,它明白的告诉你我消灭了私有经济,从此以后我搞了,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手工业改造运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经过这三大改造之后,私人经济从百分之71.1下降到百分之9,然后从百分之1点几上升到百分之70点几,这是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或合作经济,然后公私合营经济从百分之4上升到多少多少,简单说一句就是以剥削为基础的私有经济制度在中国基本消灭了。他讲这话充满自豪。

那么无产阶级的日子在中共统治几十年下来有变得更好吗,工人阶级真正当家作主了吗,我不需要一个一个运动的帮各位数,我也不需要一年一年的帮各位数,我们来简单数数看:在最早的这几年当中,我们来看这5大运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这几个运动他用来干什么,英文叫consolidation,中文叫“巩固政权”,把所有对我政权有威胁的人我全部铲除掉,而我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铲除,不是管住就算了,我是肉体上的铲除,第一波没铲完的我给你戴上帽子,你是地富分子,你是反革命分子,你是坏分子,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开始出现了。1957年再加一顶帽子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开始出现。从此以后所有政治运动不是按照你个人行为上是否犯法,而是按照你原先那一顶帽子是什么才决定这次要不要打倒你。中国人从那时开始因为身份而得罪,而不是因为行为而得罪。这在人类社会上没看过。哪一个国家是因为你的身份而得罪的,除了共产国家之外吧,所有国家只要是讲法律的,哪怕是讲一点点法律的都是因为行为而得罪的,我不管你过去是什么身份,你过去是反革命也好,右派分子也好,地主分子也好,现在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我法律的威严不会碰到你,无产阶级专政不会打倒你,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社会下面,我是因为你身份而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每次打你。而每次打的方法还特别,我至少打百分之5。我在台湾大学教书,如果说我班上有100个学生,如果我每次上课宣布说我今天教的课叫“政党与选举”,管你考的好不好我每年必荡半分之五。我学生会有什么感想?这老师怪,这老师有问题,我若是在台湾这样宣布的话,同学会骂我一句话:这老师是共产党!一定是这样骂的。

而在大陆生活过的人非常清楚,百分之五那是低标,我一个党委书记一个运动只抓了百分之五那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同情阶级的人,我手软。我为了证明我不同情阶级敌人,我决不手软,那至少要打个百分之七百分之八吧,就是这样。层层加码,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中共的统治下,第一是没有法制,靠政治运动治国,第二是每次政治运动要定敌人出来,定打击对像出来,定坏分子出来,打击对象是用百分比来定,这层层往下压就层层加码,中央定百分之五,可到了地县就肯定是百分之七八吧,这叫罗织,这叫扩大化。1957年毛泽东一看右派分子在党内、党外猖狂,所以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先打击党内和党外的这些可能会捣鬼的这些裴多菲俱乐部的家伙,请大家来帮助党整风,向党交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还不肯讲,再写个小条子: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决不秋后算账。大家一看,这是润之的字,可以讲话了。越讲越高兴,突然出了一篇文章叫“事情正在起变化”,然后再过两天一篇社论出来了,“看,这是什么言论?” 现在辫子也抓了,帽子也扣了,棍子也打了,这叫反右运动。反右运动最后官方说,对不起,1980年,二十年过去了,党当年是做错事了,党向你道歉,向你赔罪,为你平反,反右有没有扩大化了,中国当年有没有右派分子,肯定有。右派分子是不是在向党猖狂进攻,当然是。所以我们当然不能手软,当然要打,所以打了。对不起党当时有点紧张,打多了。叫做扩大化,咱们多打了多少呢。平反吧,党公开承认的数字是54万多人,平反了53万多,最后剩下的右派分子号称1万人。

一个4亿五千万或4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为了区区1万的右派分子打了55 万,这是什么国家。我若跟你说戴高乐上台之后发现法国里面也有右派,他也要打击右派,然后发起了法国反右运动,横扫全国知识份子,一年下来55万抓去劳改,送到科西嘉去劳改,剩下的就地监督,在群众的监督下好好劳动改造。过了几十年戴高乐被打倒了或戴高乐下台了,然后重新平反,法国自由党向你道歉,法国工党向你道歉,各位会有什么感觉,荒唐可笑,对不对。可是在中国大家就会说,它不就是那样子的吗?这是什么标准?我们评量政治的标准都不一样了,用来评量法国的标准,用来评量美国的标准,用来评量英国的标准,我们竟然不能同样的用来评量中国的政治。这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吗!我一拿来评量的时候,会说你是洋文哲学,你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你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权威,在文化大革命里面我这种人就会倒霉了。

以上是明居正教授演讲的《历史将如何定位中共》之二,请您下次继续收听《历史将如何定位中共》之三。(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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