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独裁领导人之益处多
【大纪元8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张慧美编译)将犯下暴行的人绳之以法有明显的意义。它为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提供赔偿、惩罚犯人、阻止其他人重蹈他们的罪行。但代价是否太高?评论家认为起诉的威胁迫使独裁者紧抓住权力而不放手,或激励施虐者持续作战而不是为和平起诉。然而,十年国际法庭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恐惧都已成过去。
以赖比瑞亚野蛮的前总统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为例,星期四开始了他流放奈及利亚舒适的第三年生活,这表示忽略正义的代价是很高的。泰勒是被国际法庭起诉的二名现任国家元首其中之一。
2003年6月,一个由联合国支持的法庭将泰勒起诉。泰勒支持的革命联合阵线反叛军在塞阿里昂的内战期间,从事谋杀、强奸和乱砍受害者的肢体。
二个月之后,随着反叛军准备占领赖比瑞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泰勒的总统任期所剩不多,然而他并没有被拘捕起诉,奈及利亚得到美国及英国的默认,给了他庇护。
这份一面倒的协议到目前为止剥夺了泰勒的受害者和塞阿里昂人民看到迫害他们的人被绳之以法的机会。此外,这也鼓励其它想成为暴君的人做出类似的暴行, 因为他们也许会想,如果他们的罪行跟上他们,他们同样可以选择流放而不用被监禁。
但也不完全是那样。以南斯拉夫前总统米洛赛维齐(Slobodan Milosevic)为例,他在1999年5月成为第一位被国际法庭控告的现任国家元首,说明了另一个选择。当塞尔维亚人向他的法律挑战,在2000年10月集体占领街道时,国际上对起诉他的反应是反抗,起诉的威胁并没有延误罢黜他。由于缺乏力量保护自己被起诉, 他很快地被送到海牙,现在正接受审判。
起诉并不会妨碍推翻独裁者。在国际法庭成立之前,倒台的专制君主通常会逃到海外,包括菲律宾的马可仕、海地的杜华利(Duvalier)、衣索比亚的门格斯图(Mengistu)、乌干达的阿明(Amin)、巴拉圭的史托斯纳尔(Stroessner)、萨伊的莫布图(Mobutu)和伊朗的沙(Shah)。但是当他们的政权结束,所有的人都与米洛赛维齐一样,无法免于被正式起诉,虽然乌干达有可能被迫回到自己的国家接受审判。通常,所有的人都会紧抓住权力直到最后一刻,到那个时候,他们再也没有能力延长他们的政权来要求正式特赦。
既使目标是结束武力冲突,当交战各方也许愿意在痛苦结束之前妥协,不起诉的好处却经常被夸大。问题不仅仅在于特赦,这是许多和平协议的合理的一部分,而是给冲突期间所犯下的暴行特赦。
此外,前南斯拉夫的情况是有启发性的。米洛赛维齐在没有获得特赦的情况下接受了德顿市和平条约,结束波西尼亚的冲突,即使该区已成立国际犯罪法庭,而且他是一个明显的目标。
更有甚者,被起诉的威胁使波士尼亚一些狠毒的领导人有所节制,并退出政坛。在达佛和刚果东部产生了一个威慑作用,国际刑事法庭的介入减少了暴力,迫使凶恶上级采取改革行动,以避免引起检察官的注意。
相反地,免除被起诉惩罚的代价可能是很高的。在塞阿里昂内战期间,在1999年7月给革命联合阵线特赦,企图安抚他们,给了反叛军重组和继续他们暴行的机会。同样地,到目前为止,免受惩罚已造成印尼的军队在1999年9月在东帝汶的大屠杀,并给了军队继续他们在亚齐省施暴的勇气;一些从事虐待行为的军事领导甚至从一个冲突地转到另一个冲突地。
既使当起诉被延迟,也不应该转变成正式特赦。当虐待力量不再造成威胁,应该保留起诉的可能性。根据塞阿里昂的经验,联合国拒绝支持革命联合阵线的全国特赦并未防止他们签署和平条约,也就是国际起诉不需要破坏和平进程。
保护一位不再握有军权的虐待狂领导,使其不受到正义制裁是非常不适当的。不论授予泰勒在奈及利亚的临时避难所的原因为何,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在二年后仍然拒绝交出他为接受审判是错误的。
正义的到来不是没有代价的,竞争优势有时必须斟酌,但经验告诉我们,起诉那些暴行责任人并不会延长战乱,也不会延长独裁者的任期。
本文作者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是人权观察执行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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