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6日讯】 如权威人士所称，近年来广州在治安上的投入是前所未有的；但纵然如此，双抢犯罪在广州仍愈演愈烈。此种愈演愈烈，不仅表现于发案率的惊人增长，更表现于犯罪手段的极度残忍。通常所谓抢夺，不过夺人钱财罢了，一般不伤害失主的人身。失主虽失钱财但免遭血光之灾，也算不幸中之万幸。现在不然。现在歹人既谋财，尤害命。因此得名“砍手党”，市民谈之色变。
又岂止广州如此。据统计，深圳某地发生的80％的凶案，均与“砍手党”有关。当地“砍手党”甚至不仅攻击平民，更兼攻击执法者。以致警方每次出去抓捕后，10分钟内一定要撤离现场，以免“砍手党”召集起来报复警员。
如果说古时绿林往往啸聚山野，都市尚能苟安；现代绿林则远离山野，往往啸聚都市了。此种背景下，各地加大打击双抢犯罪的力度，譬如深圳空前规模之“清无”，广州警方之部署打击双抢专项战役，也就不难理解了。
打击犯罪无疑是正当的。但是，仅仅侧重打击，则不过治表而已，远不足以消弭犯罪。动不动就对受害者施以杀手，甚至在受害者根本没有反抗征兆，对抢夺不构成实质性威胁的情况下，仍不惜将受害者置之死地，这种现象如果衍为风气，就不能解释为单纯的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应该同时出于仇恨的驱动。打击只对肉身有效，仇恨却深埋心中，有如魔鬼附体。再怎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再怎么严厉的刑罚——无论劳教，还是死刑——对人心中的魔鬼，也只能徒呼奈何吧。
那麽出路何在？少年阿星杀人事件或可给我们一些启示。 少年阿星本来是一个“乖孩子”。虽然一直处在“砍手党”同乡的包围中，但他一直洁身自好，一直想靠打工过正常的生活，“一直想要挣扎着跟那些老乡朋友不一样，不去抢劫。”可是最后，他还是因被辞退而怒杀主管，跟他一直不耻于为伍的“砍手党”同乡殊途同归了。投案后，阿星与《南方都市报》记者的一段对话足以震撼人心，值得我们永远记住——
记：阿星，你觉得穷困真的很难让人忍受吗？
阿星：也不是很难。还是挺好的。我觉得难忍的倒不是穷。
记：那是什么？
阿星：只要别人对我好一点就没事。在家里就比较好，每个人都是很好的。
记：因为大家都穷得平等，是吗？
阿星：对。
记：出来就不是？你指的谁会看不起你？
阿星：有的时候是老板，有的时候是城里的人，有的时候是我们那里的人(老乡)。
穷是可以忍受的，但是过度的不公正，对人格的过度轻贱，对尊严的过度漠视，则是阿星之类新生代民工绝难忍受的。这就要求社会文明必须跟得上新生代民工成长的节奏。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把都市看做自己的自留地，而把所谓“暂住人员”视做异类，甚至视做贱民，用种种人为的手段，比如局部地区正在推行的刻意封杀面向底层的服务业，刻意封杀底层的就业渠道等等举措，以此擡高都市的生活成本，让所谓“暂住人员”在都市无从立足，以此迫使所谓“暂住人员”不得不告别都市，以此来维持都市的所谓安全、清静和高贵，这种变相的歧视和隔离，无疑是自私的，狭隘的，不人道的，归根结底是愚昧的，后果只会适得其反。恩格斯早就说过，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征服，都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社会生态跟自然生态其实是一样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不得当的细节，每一个白眼，每一声呵斥，往往都要付代价，更不消说我们的公共政策了。伤人即伤己。诚如《无间道》说的那样，“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双抢犯罪是一定意义上的社会沙尘暴，是社会生态长期失衡的结果。当沙尘滚滚而来，强行关门关窗固然可以遮挡一时，但绝无可能遮挡一世。对大自然不可凭借强力动不动搞“征服”；对人，对自己的同胞，尤其不能凭借强力动不动搞“征服”。强力不可能摆平一切，迷信强力，单凭强力是一种愚妄的观念。如果一味坚持强力逻辑：只要不是城里人，就可能是有害的，就必须强行隔离甚至驱逐；这必然派生并强化一个相反的逻辑，即只要是城里人，有钱人，就可能是有罪的，就可以是报复目标。换言之，只要歧视和隔离是集体情绪性的，报复就会是集体情绪性的；只要歧视和隔离是无差别的，报复就会是无差别的。这样做不是治理沙尘暴，恰恰是从源头上助长沙尘暴。如此助长之下，沙尘暴将更加肆虐，都市将更不安全。
即便撇开这层不谈，从最好的结局来说，就算强力成功了，真的把所谓“暂住人员”从我们身边赶走了，赶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们这一代“安全”了，“清静”了，“高贵”了。但是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我们的下一代是在过于“安全”、过于“清静”、过于“高贵”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跟另一个世界的下一代彻底隔绝的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和另一个世界的下一代自小就是差不多两个星系的人，从来不曾交往，将来他们如何沟通？如何相处？这样一来，从我们这一代就已经增长着的仇恨，到了下一代将完全没有消弭机会，而只会更加增长。这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难道不是过于危险吗？就此而言，局部地区正在推行的那些变相的歧视和隔离，难道不是在透支我们民族的未来吗？
强行关门关窗不是长久之计。毕竟，人是需要鸟语花香的，人是需要清风明月的。否则，始终被漫天尘沙所围困，即便坐拥金山，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而鸟语花香、清风明月不是靠强力能够打造出来的，只能靠人心去打造，只能靠理解、同情和爱去打造。理解、同情和爱就是社会意义上的种草，种花，种树，这才是改善社会生态之有效路径。而理解、同情和爱则基于两个前提，那就是平等和共处。如果一个社会在生活上是分裂的，在精神上也就不可能不分裂；在生活上处于两极，在精神上也就不可能不处于两极。只有平等的权利，共同的生活，才是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平等和共处当然也有代价。人多了，馅饼可能摊薄，我们的生活质量或许暂时有所下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本质上只是还债，只是对歧视和隔离所造成的巨大伤害的些微补偿。这种补偿既然可以换得和解，可以换得长期的安宁，并因长期的安宁而换得持续的增长；那麽对我们来说，这样做就不仅是道义之所必需，也是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的。良知成了生产力，鱼与熊掌兼而得之，那我们何乐不为？
在跟记者对话时，阿星慨叹：“我很想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做人好难，好难啊！”那些“砍手党”同乡像一张网，阿星陷在网中无法挣脱。只靠阿星们自身的力量，阿星们是没救了。这就需要我们去帮他们，跟他们同在，跟他们共处，为他们分担，让他们分享，总之是尽可能地善待他们，使他们纵然穷但依旧有快乐，有温馨，有爱，依旧有着健全的心态，因此依旧有未来。这样的话，即便穷也不至于不可忍受，即便穷也不至于焦躁，不至于绝望，不至于铤而走险。而从终极意义上说，帮他们其实是帮我们自己。因为只有同在，只有共处，才有共识，也才有和解，我们的社会才是一个生态平衡的社会。而歧视和隔离则不仅不道德，不仅野蛮；而且有害——犹如双刃剑，伤人复伤己。至于何以出此下策，值得局部地区有关当局反省。
燕南(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