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28日讯】“枪下留人”，这是王斌余案即将进入二审之前的猛烈呼声，此案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仅媒体爆光所指，2005年不唯独王斌余激情杀人，另有阿星、刘长青等，这些案件的轰动程度，不亚于一场又一场地震效应，严重地考验着中国人的承受能力。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三个：第一，社会不公正的整体背景的客观存在；第二，劳资矛盾的严重化和激烈化；第三，对制度存在”共同愤怒”的人数和程度的剧增。
王斌余连杀四人，当然不仅仅因为讨薪，而且被杀者也并不主要因为劳资矛盾，这说明本案的深层背景比阿星、刘长青更为复杂。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回避劳资矛盾这个问题。本案提醒大家：首先，底层人解决矛盾的渠道不畅通，成本太高，这个成本，有经济的、时间的、精力的，也有情绪的、压力的、环境所限的。其次，底层人的犯罪动机，有相当激情的一面，他们倍受羞辱、歧视、冷漠，多年累积，没有排解的渠道，反之则是另一番情形：外有压迫、盘剥、欺诈，内有本领恐慌、生存危机，精神危机，至于法治感则更是荡然无存。这两种现象，对任何人都是致命的。
有记者打来电话提醒我：”杨先生，王斌余的父亲说’按国法处理’，你看，到这时他父亲还在相信法律。”我说：他这是无可奈何，事实已成定局。刑律之下，王斌余成了制度的替罪羊，杀一个王斌余很容易，验明证身，押赴刑场即可。但是让王斌余去死，造成他死亡的却不完全是刑律，还有制度背景，那么这个原凶之一会受制裁吗？这是一个问题，要由历史去解答，要由因果报应去安排。此外，在这个制度背景之下，与王斌余这种处境相似的群体是数以亿计，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趋势所在、社会整体真相所在。王斌余的存在就是证据，他刺痛了我们敏感的神经，让我们见证到了悲惨，并反思悲惨的根源。这是一个事实，大家都能见证到，但能不能反思到，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我过去讲：中国大陆的民工是”加工厂”里的钉子、棋子、卒子；香港、台湾是中转站，负责转送订单；海外是最大利益获得者。整个中国经济，以廉价劳动力的惨痛代价，底层人艰难地维持生存，遭遇经济压榨和安全威胁，身心健康被损害，国民权利被削减，他们处于底层，也被制度安排到最边缘的地位。可以愤慨地说，整个群体都被集体出卖！这个群体也奉行着一套潜规则：一级压迫一级，没有最弱势，只有更弱势，王斌余就处在相对较低层次的弱势群体里，其实还有许多人比他更悲惨。因此，另一个问题又被引了出来：是王斌余们在挑战制度，还是制度在考验他们的忍受能力？
忍，是一种品质，有时也是一种”伺机性”的准备，因为它上面有一把”刀”。忍无可忍之时，一个普通的积怨，一个弱小的过节，都是导火索，它会燃烧、爆炸，有时也会自燃。自焚的，复仇的，报复的，甚至要”以数倍代偿”的，都已存在。我跟大家讲，王斌余还不算是最激烈的，他还没有形成组织，但是今天已经有由民工组成的黑社会了，广州、深圳、温州等地的”两抢案件”就是明证。这股力量，绝不是简简单单的犯罪力量，而是真正的反社会行为。外来人员的犯罪率，有的地方高达95%，在这个惊人的数字背后，其实早已向当权者和这个社会掷以了无可复加的恐惧和深思。
王斌余很年轻，属于新生代民工。如今70年代末和80年代生的民工遍及全国，是民工之中意识最激烈的群体，也是因年龄、本领、人缘等弱势因素而最易受排斥和教训的群体。他们的叛逆和浮躁，是他们的父辈——要么是农民，要么是民工——所不可比拟的；而这个结果，也与他们父辈的边缘、弱势以及自身所受的”隔代教育”息息相关。近年以来惊人的少年犯罪率，大家都是刻骨铭心，我们要看到这种危险动向的缘由。他们从起点开始，就是”机会不均等”的开始，这种不公正绝不是中国几千年以来都在呼喊的那种”均贫富”式的物质均等。机会不均等，是我们今天这个制度的要害。
对王斌余而言，杀或不杀，在我眼中都与正义无关。即使杀了，那也不过是依从现行规则去除了一个可怜儿、牺牲品、替罪羊，可谓手痛治手、脚痛治脚。然而制度根子还在，促成这种激情杀人的底层冲突无时无刻不在蔓延，立法、行政、司法若是看得短浅，一个王斌余的死亡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压根就起不了任何作用。最后我想说，我深刻地理解王斌余”视看守所为家”的那种扭曲心态，他已经彻底抛弃了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失去了仅有的一点信心，为此，我为他难过，非常、非常的难过。我知道他秉性善良、正义，然而在”大陆规则”之下，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暗流里，他的善良与正义也被深深覆盖了，流失于我们痛苦但又无奈的眼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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